在中国古代五千年的封建王朝历史中，官宦专权向来是难以根治的顽疾，对王朝覆灭起到了极大的影响作用。以汉朝、唐朝和明朝三个大一统王朝为代表的朝代中，宦官专权在其末期都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成为国家灭亡的祸患之一。然而让所有人感到意外的是，被历史学者们称之为“弱宋”的南北宋朝，居然没有出现明显的宦官专权现象，宫廷中也没有出现以宦官为主的权力集团。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宋朝是怎么避免陷入宦官专权的旋涡，防止宦官不成为国家祸患的呢？本文就来聊聊这个问题，看看其中的根源是什么。
首先需要了解的是，宦官专权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产生的。中国宦官专权的历史很早，早在春秋时期的齐国就出现了宦官专权。在齐国称霸春秋的齐桓公时期，国家非常强盛，齐桓公成为了春秋五霸之首。齐桓公晚年的时候开始宠信宦官竖刁，而竖刁又与易牙、开方等人勾结，形成了当时的宦官集团。他们制造了齐国的混乱，将齐桓公困在宫室中饿死，废立齐国新国君，直接导致了齐国的国力从巅峰衰落。这样的情况在后来的几千年里不断的发生，不论是汉、唐、明这样的大一统王朝，还是割据政权中都经常存在。
总结这些封建王朝出现宦官专权的情况，其中最大的原因是朝廷中出现了国君或者皇帝难以控制的势力。以齐国为例，国家在齐桓公和名相管仲、鲍叔牙等人的治理下达到巅峰，同时也培养了一大批控制国家政权的贵族。为了抑制贵族势力的膨胀，齐桓公宠信宦官，使之在政治上内外制衡。这种情况在汉、唐、明三朝也非常类似，比如汉朝朝廷中有外戚集团专权、唐朝有藩镇贵族勾结，明朝有文官士大夫集团独霸朝政。为了抑制这些控制朝政的官员和贵族，皇帝必须要有私人的势力，于是他们便把身边的宦官作为重要的倚靠。
皇帝选用宦官作为自己控制朝廷的抓手，其主要原因还是在于任人唯近的原则。皇帝的成长过程中离不开宦官的照料，与宦官形成了互相依存的关系，信任度很高。宦官在宫廷中的地位很低，没有皇帝的支持是人人都可以欺负的对象，所以只能倚靠皇帝才能翻身做主。同时很多宦官是因为家庭贫苦才入宫的，他们在宫外没有势力，不容易与独霸朝政的权臣集团勾结，这是皇帝敢于任用他们的原因之一。所以一旦朝廷中出现了不可抑制的势力，皇帝首先想到的就是通过宦官进行打压，这就给了宦官扩大权力的机会。
实际上经过几千年的经验，宦官专权的危害是众所周知的，所以每个王朝建立之初都立下了一系列防止宦官专权的规矩。但到了王朝发展的中后期，皇帝却频频突破这些规矩，为宦官专权打开了口子。皇帝们难道不知道这样做对国家的饿危害么？其实他们都是知道的，但却不得不这样做。因为朝廷中出现了权臣势力，这种势力不论是外戚、贵族、藩镇还是士大夫文官，都威胁到了皇帝的宝座。为了稳定自己的皇位，皇帝不得不选择这样的手段。如果皇帝不采取抑制手段，任由朝廷中的势力膨胀，也会出现改朝换代的结局。
因此可以认为，宦官专权出现的前提是，皇帝需要利用宦官的势力来抑制朝廷中的权力集团。如果朝廷中不存在权力集团，或者是权力集团不足以威胁到皇帝的宝座，皇帝就没有必要突破对宦官的权力限制，培养抑制朝廷势力的宦官集团。而宋朝之所以没有宦官集团存在，就是因为朝廷中难以形成长期独霸朝政的官员贵族集团。没有这样的贵族集团出现，宋朝皇帝也就没必要大肆培养宦官，使其形成权力集团，与朝廷大臣争夺国家的控制权。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宋朝的朝廷中不会出现长期独霸朝政的权力集团呢？
说起这个问题，其实与宋朝建立时的过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众所周知，宋朝是宋太祖赵匡胤在陈桥驿发动兵变后夺取后周柴氏的江山，才有了三百余年的南北两宋。所以后周是宋朝最基础的疆域，而后周朝廷的大臣也是宋朝最早的开国元勋。当时后周一统中国北方，所以北方的文武大臣成为了朝廷中最大的派系。赵匡胤对北方的人非常照顾，对于北方的将门世家给予了很高的财富，让他们成为北方最大的地主。而在科举方面，赵匡胤几乎作弊似的一边倒倾向于北方，使得北方人在科举上远多于南方人，甚至立下了南方人不能为相的规矩。
与宋太祖赵匡胤不同，宋太宗赵光义则是比较倾向于南方的。一方面是因为他得国过程存疑，在礼法站不住脚，受到了北方将门世家和士大夫的反对。北方人很多都支持赵匡胤的儿子赵德芳和赵德昭，这让赵光义感到皇位不稳。所以赵光义登基后提拔了不少南方的官员，尤其是投降过来的南唐和吴越国的官员。在五代十国时代，南唐和吴越国唇齿相依，他们长期与后周等北方王朝战争，所以私下里仇怨很深。到了宋朝时候同朝为官，自然在政治理念上有着颇多的冲突。再加上南北方的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等差异，使得他们矛盾很严重。
除了南方和北方外，宋朝朝廷中还有股另类的势力，那便是蜀党。后蜀被赵匡胤派人灭掉后，后蜀的朝廷官员、贵族、军队都整体性的被迁移到宋朝的首都东京汴梁。后蜀是当时的第三大国，仅次于后周和南唐，经济发达，人口稠密。因为四川盆地的地形特殊性，后蜀的政治集团自成一派，并不能与北党和南党融合，所以被称之为蜀党。在宋朝初年，朝廷中三大派系分别对应了构成宋朝的三大割据政权，而这些派系的主要人物，都是五代十国末年的国家中的旧贵族和官员。于是他们在宋朝朝廷中结党对抗，彼此之间互相制衡。
因此从宋朝建立后开始，宋朝朝廷中的官员就难以形成铁板一块，总是存在各种派系的纷争。这种派系纷争在内外政治危机的背景下，会不断的放大矛盾，以至于单独一个派系难以长期的独霸朝廷政权。比如在宋真宗赵恒时期，因为辽国太后萧燕燕率军南侵，这就使得朝廷内部分裂，北党、南党和蜀党各执一词，内部冲突难以避免。虽然北党因为势力最大而在寇准、高琼等首领的控制下主导了对抗辽国的策略，并打成了澶渊之盟的成果，却也彻底得罪了赵恒和南党、蜀党，这也为后来的天禧党争埋下隐患。
在朝廷中派系林立的政治背景下，官员们无法形成合力对抗皇帝，这就无法动摇皇帝的宝座。而皇帝则可以使用权力来分化瓦解朝廷中的派系，增加他们的内部矛盾，使之互相制衡，这就有利于他的统治。比如宋真宗赵恒便利用北党与其他派系的矛盾，拉拢南党和蜀党，力推皇后刘娥上位，借刘娥的力量平息了天禧党争。在此过程中北党受到沉重打击，不但失去了执政地位，就连领袖寇准都被发配雷州半岛。而南党则受到赵恒和刘娥的提拔，王钦若、丁谓等官员权势大增。但南党势力薄弱，执政后也受到北党制衡，难以独霸朝政。
这样的党争情况不断在宋朝发生，从开国到灭亡几乎就没有停息过。宋仁宗赵祯时期有庆历新政的改革派，与吕夷简代表的保守派的斗争。宋英宗赵宗实时期有以韩琦欧阳修为代表的宰相派，和以司马光王珪为代表的两制台谏两个派系。宋神宗时期的新旧两党内斗在历史上最为著名，这不但在当时闹得很凶，还绵延到宋哲宗、宋徽宗时代。南宋时期这种党争内斗也不停息，一直绵延到宋朝灭亡。一方面是代表赵匡胤的太祖派，和代表赵光义的太宗派争权。另一方面是南逃的北方人主张出兵收复失地，而本地南方人则以投降偏安为主。
由于朝廷中长期出现对立的党争，所以无法出现威胁皇帝宝座的权力集团。任何一个政治派系掌权，都需要得到皇帝的支持。而宋朝皇帝只要扶持反对的政治派系，就能够瓦解朝廷中的党派联合，形成相互的制衡。而宋朝皇帝在对执政不满意，或者需要有人背黑锅时，只需要扶持一部分打压一部分，就能做到改变政局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宋朝皇帝根本不需要扶持宦官集团，只需要玩弄政治权术，就能改变朝廷的政治格局。可以认为宋朝没有宦官专权，是因为皇帝不需要宦官就能控制朝廷中的一切。
在其他封建王朝中一度独霸朝政的政治团体，在宋朝很难有掌权的机会。汉朝独霸朝政的是外戚集团，而宋朝的外戚大多为将门世家。宋朝的军事改革决定了将门世家的权力无法在朝廷中体现，而且受到文官集团的打压，根本形不成威胁。唐朝掌权的多为藩镇和贵族，但藩镇因为军事改革早已削弱得不成样子。在科举取士的大环境下，宋朝的贵族也需要考试才能做官，所以无法在朝廷中结党霸权。最有可能独霸朝政的文官士大夫们又因为历史问题被肢解得支离破碎，根本无法形成统一的力量，也就无法撼动皇帝的权位。
由于朝廷中没有强势的执政集团，宋朝皇帝的权位有所保证，所以就没有必要扶持宦官集团。宦官集团是一把双刃剑，在帮助皇帝掌权的同时，也会对国家造成极大的破坏。与南宋有着极强政治相似度的明朝就是如此，因为没有历史问题阻碍，文官集团能够搞成铁板一块，迫使皇帝采取了以司礼监制衡内阁的办法。于是明朝出现了司礼监为代表的宦官集团，与文官们长期制衡斗争，这才力保了皇帝大权不落。但是这样的情况也让朝廷党争内耗加剧，给地方叛乱和外族入侵留下了机会，也就成了明朝的亡国大患。
综上所述，宋朝没有宦官专权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而非宋朝采取了什么特殊的限制宦官的制度。这种历史条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也无法被人为的复制。失去了这种历史条件后，明朝在高度仿宋的制度下同样引发了宦官专权的乱局。实际上从封建王朝的根源上看，宦官专权是不可避免的，是家天下体制的衍生。只有消灭的世袭制度，消灭了皇帝，才能真正的跳出这个历史周期律。如果只是挂羊头卖狗肉的改变称呼，在政治权力的更迭上依旧玩封建世袭那套，类似于宦官专权的情况也还会在历史上重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