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浩瀚，公子拾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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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哀荣”和“饰终”是指宋代官员卒葬之际的礼令制度，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是十分重视生死的，即便是平民百姓对于丧葬的礼仪也是看的很重，更不用说达官显贵了。
今天，我们就以“哀荣”和“饰终”为视角，来探究一下官员的丧葬制度。
因丧缀朝——官员“既薨”的高规格礼遇
所谓“缀朝”，通俗的来说就是指不上朝。其最早见于《礼记·曲礼下》：
“缀朝而顾，不有异事，必有异虑。故缀朝而顾，君子谓之固。”
那么，顾名思义，“因丧缀朝”就是指因为丧葬事宜而不上朝，宋人赵昇的《朝野类要》里是有记载过这种特殊的“辍朝”的：
“凡大臣等薨，皆有礼例，特缀视朝三日或五日”
说它特殊是因为并非所有大臣都有资格可以在死后获得这种殊荣。
那到底什么样的官员可以有这个资格呢？
北宋前期采用的是唐代三十阶的官品制度，即唐令所定“流内一品至九品，有正从上下阶之制”，赵宋之初仅仅“升宗正卿为正四品，丞为从五品”。尽管许多官职的称谓和品级在不同时期略有变化，但“三品以上”官员卒葬缀朝的资格基本没有太大变化：
“文武官一品、二品丧，辍视朝二曰，于便殿举哀挂服。文武官三品丧，缀视朝一日，不举哀挂服。然其车驾临问并特摄朝日数，各系圣恩。一品、二品丧皆以翰林学士以下为监护葬事，以内侍都知已下为同监护葬事。葬曰摄视朝一曰，皆取旨后行。”
也就是说至少三品才有资格获得这项殊荣！
了解了“因丧缀朝”的最低门槛，接下来就是如何举行“辍朝”了。
“辍朝”源于唐代，而宋代的“辍朝”要远远复杂于唐代，一般来说其流程大致如下：
当卒葬官员符合缀朝条件时，负责操办此事项的太常寺官员就开始议定缀朝日数和时间，呈请中书省、门下省审核后报于皇帝，最后或由皇帝下诏并指派内侍官指挥太常寺具体执行。
太常寺
当然，这只是一般规则，遇到特殊问题当然需要特殊处理，而这里的“特殊问题”就是指死的三品官员还有没有其他身份，比如是否是皇亲国戚之类的。如此一来，一般规则就又要细分为两大类：
一、对皇亲国戚的特恩
官员卒葬时，先由皇帝下缀朝诏或敕令，再由太常礼院官员议定缀朝日数和具体时间。比如大中祥符三年四月，驸马都尉石保吉卒于京师，真宗不顾天色已晚，而急往视丧，并下令废朝三日。
二、普通官员卒葬
普通官员卒葬时，朝臣或礼官依照辑朝礼例呈请皇帝批准缀朝，其后经由太常礼院官员议定缀朝日数和具体时间，这是宋代官员藉卒缀朝的主要程序，宋初承习唐代辍朝制度，凡三品以上官员薨卒及葬，一般先由礼院奏请缀朝，然后经朝廷指挥施行。
关于“因丧缀朝”的基本情况大致就是这些，哦，对了，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点——辍朝日数。总不能无休止地不上朝吧！
太祖前期，政权初步建立，制度尚不完备，官员卒葬缀朝问题主要是承袭唐代事例，缀朝起始时间和缀朝日数并未形成定制。另外，建隆至乾德年间卒葬的官员大多为五代士官，凡有重要官员薨卒，一般都会奏准缀朝一日或二日。
另外，从《礼院例册》的记载来看，宋朝在唐代“百官正一品丧，皇帝不视事一日”的缀朝基础上进行了一些变通，规定：
“文武官一品、二品丧，缀视朝二日，文武官三品丧，缀视朝一日……然其车驾临问并特缀朝日数，各系圣恩”
据此可以推定，一品、二品官卒葬缀朝二日，以及三品官卒缀朝一日应该是宋代礼法规定的缀朝日数。
举哀与挂服——关于皇室的祭奠礼节
在古代的官僚社会中，举哀与成服也是帝、后、太子等三宫之主奠祭薨卒人员的重要方式，至宋代则进一步发展成为“举哀、挂服”，时人亦多以“举挂”称之。所谓“挂服”是指宋代帝、后等人在为薨卒人士举哀时，不再如前朝那样严格地真穿丧服，而仅是在施行举哀仪礼时象征性地将素服暂时地披挂在身上。
在传统丧仪之中，“举哀”者通常要有两个哀悼行为，即哀哭与挂服，此处仅指换穿丧服，皇帝等人亦不例外。由于宋代皇帝为薨卒臣僚举哀之时间一般较短，在仪式中皇帝真正哀哭的成分逐渐减降，而“挂服”至少还能象征着举哀行为的正在进行。
值得一提的是“素服举哀”。从皇帝情感投入程度来看，北宋前期的素服举哀还属于传统的成服举哀范畴，无论是举哀仪式的隆重程度，还是皇帝在仪式中所表现出的哀悼之情，都在很大程度上表明皇帝等人是真正地在为卒者“挂服”，只是丧服完全改为素服而已：
“皇帝、皇后、太子为五服之内皇亲举哀……皇帝为内命妇二品以上、百官职事二品以上丧，官一品丧……皇太子为三师、三少及宫臣三品以上丧，并一举哀而止。其举哀借素服。皇帝举哀日，内教坊及太常并停音乐。”
在某种程度上，“素服举哀”也是一种形式上的化简，正如上文所言，在真正的仪式中，“哭丧”其实是比较耗费时间的，再者，虽然每一个人都会假笑，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假哭，皇帝也是人，也不是专业的演员，万一当场没哭出来，这就很尴尬了！
所以，综上来看，素服正是皇家对待已故大臣的祭拜礼仪之主体，这种鲜明的减降式的变化，不仅是宋代官员卒葬制度的重要内容，也可视为宋代民心政俗之变的重要反映。
总结来看，宋代重要臣僚卒葬后，皇帝是否为之举哀既与卒者之官品高低和薨卒之时间密切相关，也同其与皇帝之间的君臣关系和受到的尊崇程度有关。许多重要大臣诸如王挂、王安石和司马光等人因薨卒于神宗大祥之内，哲宗皇帝皆依“以重包轻”的丧礼原则没有为之举哀成服。
御赐碑额——留得生前身后名
除了上文提到的“辍朝”以及“举哀挂服”以外，有宋一代，还有一种更为特殊的纪念仪式——御赐神道碑。
御赐神道碑碑额，是宋代褒奖卒葬臣僚的一种方式，也是宋代政治运作中的一种特殊现象，约始于皇祐年间仁宗篆赐王曾和吕夷简碑额。
宋代时期，不仅御赐神道碑额数量较多，而且参与篆赐碑额的皇帝亦多于其后的各朝代。宋代御赐碑额在形制和内涵上也多有变化，诸如赐额字数在不断增多，而碑额内容也从纯粹的德义层面趋向于功勋与地位等方面。这种差异既反映出御赐碑额本身逐渐成为一种政治行为，也一定程度地表明御赐碑额的皇帝和碑主之间存在一种较为特殊的关系。
宋代御赐碑额大致分为
御筆
、
御书
和
诏赐
三个层次，
其核心内容则是皇帝赐以几个特殊文字作为神道碑额的内容
，而并非简单的某某之碑，并且字数是不一定的，以宋神宗为例：
四字碑额——“淳德守正” 吕蒙正
六字碑额——“忠勤懿戚之碑” 向经
八字碑额——“克勤敏功锺庆之碑” 高继励
十字碑额——“两朝顾命定策元勋之碑” 韩綺
按照宋制，字数越多则代表的含义越多，由字数以少至多，我们可以看出，其代表的政治含义就越浓重，从“四字碑”单纯的品德描述，到“十字碑”对于政治功绩的赞扬，应该说，御赐碑额实际上也是皇帝对于大臣认可度的体现。
不要小看了这一块石碑，即便不是黄金白银铸成的，那也有许多门道，和上文说到的“辍朝”一样，御赐碑额也是有讲究的，在宋代，御赐碑额大致分为三种——即刻御赐、追赐、乞赐。
所谓“即刻御赐”
，就是指大臣死后，皇帝立刻给他御赐碑额。例如皇祐四年五月，名臣范仲淹卒于徐州，仁宗闻卜“嗟悼者久之，又遣使就问其家”，至十二月既葬以后“帝亲篆其碑曰褒贤之碑’”。
所谓“追赐”
，就是指大臣死后一段时间了，皇帝想起来就会给他追加赐封。宋代，有不少碑主是卒于麽所或延途，诸如寇准、曹利用、狄青和赵汝愚等人，追赐碑额则意味着朝廷对他们旧有之“罪”予以平反并推行相应的褒奖和尊崇待遇。例如，李继隆卒于景德二年二月，至皇祐三年九月，仁宗诏赐其“神道碑额曰‘显功”，此时李氏已经去世五十年了。
最后是“乞赐”
，和上述两个不同的是，这种御赐是求来的。乞请御赐碑额通常是在卒者既葬若干年以后，墓碑未立或碑虽立而无辞的情况下，一般是在卒者之子为乃父乞立神道碑之时，皇帝往往会因其子嗣的泣请而念及卒者旧日励德，在叹嘉之余遂命人撰写碑文并追赐碑额，这种赐额行为用意在以朝廷“假宠”勒于卒者后世子孙。
总结来看，皇帝御赐大臣碑额是赵宋朝廷褒奖大臣的特殊方式，也是两宋官员卒葬制度的重要内容。从皇帝参与的程度来看，皇帝御赐薨卒官员之神道碑额应比皇帝为臣僚举哀和亲行临奠之礼要容易，但事实上皇帝御赐薨卒臣僚神道碑额的做法并没有较多地施行。一方面，御赐碑额本身即直接地体现出皇帝对藉卒者的态度，碑额亦可以流传百世；另一方面，御赐碑额的减少施行，正与北宋中后期的君臣关系变化趋势相一致。
有必要指出的是，御赐官员等藉卒人员神道碑碑额，在宋代并未形成一种专有制度，仅仅是皇帝褒奖和尊崇卒葬大臣的一种特殊方式，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宋代皇帝尊重和优待士大夫的“祖宗之法”原则，御赐碑额的复杂向变化也反映出宋代君臣关系的变化等问题。
写在最后的话
“辍朝”、“素服举哀”以及“御赐碑额”均属于宋代的“哀荣之典”。作为中国古代凶礼的重要内容，一般来说，哀荣之典的实施者是以皇帝、太后、皇后和太子等人为代表的中央政府，实施对象则为薨卒的皇亲尊属和中高级品官及其亲属。
从某种意义上看，以哀荣之典为内容的官员卒葬制度实施的频度和程度，既涉及各朝的施政原则、政治气象和君臣关系，亦直接关系到藉卒官员的终极命运和卒葬待遇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