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熙宁年间的王安石变法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但这场变法也对宋朝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回溯整个变法的过程，有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不得不提。那便是王安石的学生郑侠上书宋神宗反对变法，而是用《流民图》描绘了百姓疾苦，认为这是变法之害，请求罢免王安石的宰相之位。整个事情在当时闹得沸沸扬扬，朝野上下震动，最终也迫使王安石第一次请辞罢相，熙宁新法遭遇了重大的挫折。然而在整个事件中让人疑惑的是，郑侠作为王安石的学生，为什么不支持老师的变法，反而帮着保守势利逼迫王安石罢相呢？
郑侠是福州福清人，由于父亲在江宁出任酒税监，便跟着搬家到了江宁。郑侠从小学习非常刻苦，在江宁文坛中小有名气。当时王安石在江宁为母亲守丧，听说了郑侠的名气，便邀请他相见，并给予嘉勉慰藉。郑侠经常写文章向王安石请教，学识增长很快，也得到了王安石的欣赏。王安石听说郑侠在清凉寺读书，便派了弟子杨骥去做陪读，对郑侠的才华非常看重。郑侠在治平四年中了进士，与王安石之子王雱是同年，两家来往非常密切。郑侠考中进士后，被授予了将作郎，秘书省校书郎的官职，正式踏入了宋朝官场。
宋神宗即位后，启用王安石担任参知政事，开始了变法图强。王安石上任后发布了一系列的新法，正式拉开了熙宁变法的序幕。王安石对自己的学生非常的照顾，他先将郑侠提拔为光州司法参军，让他管理光州的民、刑案件。凡是郑侠上报的各种疑案，王安石都仔细地批复，两人的关系非常亲密。郑侠任期满后到东京汴梁城述职，王安石想要将郑侠越级提拔为京官，却遭到了郑侠的婉拒。当时王安石推行新法需要很多的人才，不少年轻的官员得到提拔，其中便有李定、邓绾等人。然而郑侠却不想蹭老师的权势，拒绝越级提升。
不仅如此，郑侠对王安石推行的新法表示怀疑，当王安石邀请他时他用不擅长法律的理由来推辞。他还跟王安石讲了很多自己在地方上见到的新法的弊病，希望王安石能够停止新法，但王安石并未采纳。王安石让郑侠的亲戚黎东美带话，希望他担任修经局检讨，工作是负责撰写、编辑王安石的《三经新义》。这是王安石推出的新的经学教材，参与编撰的都是新法官员中的重要人物，包括王安石的副手吕惠卿、儿子王雱等重要官员。此时郑侠已经完全站在了新法的对立面，不仅再次拒绝了老师的好意，还劝王安石废除新法。
于是师生俩的关系产生了裂痕，在信件中为了新法争论不休。郑侠提出了新法的很多弊病，各种跟王安石唱反调。王安石也对郑侠非常不满，两人几乎到了针锋相对的程度。后来在熙宁六年的时候宋朝北方发生大面积旱灾，农业生产颗粒无收，老百姓生活艰难，形成了成批流民。甚至有流民往东京汴梁城聚集，给朝廷形成了极大的压力。面对这种情况郑侠深感民生的艰难，画作了《流民图》，并上书宋神宗请求罢免王安石。宋神宗见到《流民图》上的惨状，又遭到了来自朝廷内外保守派的政治压力，终于决定罢黜新法，并下了《责躬诏》。
比较凑巧的是，事发三日后天降暴雨，旱情得到缓解，保守派们普天同庆。于是王安石的宰相当不下去了，上书自请罢相。支持新法的吕惠卿、邓绾等人知道真相后要求把郑侠交给御史台治罪，认为他擅自用马递上书。同时他们轮流向宋神宗陈述新法的好处，请求恢复新法。宋神宗被说动了，于是宣布恢复新法，并接受王安石推荐的吕惠卿为参知政事。郑侠听说后再次上书宋神宗，这次送上了《正直君子社稷之臣图》和《邪曲小人容悦之臣图》。他把吕惠卿等人比作唐朝的李林甫之类的奸臣，请求宋神宗“亲贤臣，远小人”。
郑侠的第二次上书再次点燃了新旧两党之间的炸药包，顿时朝野震动。吕惠卿以“谤讪朝廷”之罪弹劾郑侠，将其贬谪到汀洲看管。然后吕惠卿又变本加厉，罗织罪名欲致郑侠于死地，宋神宗网开一面，于是郑侠被流放到了英州。于是新旧党争第一轮的斗争结束，王安石外放江宁知府，郑侠流放英州，吕惠卿以新党头面人物的身份进入了政事堂。郑侠案成为宋神宗年间变法的转折点，从此之后新旧两党关于变法的政治斗争，从着眼于新法内容上的争斗，衍生成为两派党同伐异的党争，而且斗争形势越发残酷和激烈。
关于郑侠案的讨论在后世研究王安石变法的文章中有很多，也得出了不少众说纷纭的结论。主流历史认为郑侠是同情民间疾苦的官员，看不惯新法对百姓造成的损害，而且百姓又受到旱灾之困，所以才奋起反对王安石变法，最终遭到了以吕惠卿为首的新党官员的政治迫害。因此他们认为郑侠不顾和王安石的师生情谊，反对加入新党行列，强行上书逼迫王安石罢相，是出于对百姓苦难的同情。所以这个观点认为郑侠并非保守的封建官僚集团的人物，而是被官僚集团当作了反对变法的工具，最终成功将王安石拉下马。
可是从各方面的史料来看，上述说法是很难立住脚的。因为从郑侠的各方面行为看，与旧党保守势力太过统一。说他不是旧党的人，很难令人信服。而且在后期新旧党争日趋激烈的时候，郑侠都被列入了旧党的代表人物之中，这说明旧党是承认他在这次政治斗争中的功绩的。
比如郑侠作为王安石的学生，虽然看到了新法执行过程中的问题，但在反对新法时口径与旧党官员高度一致。新法执行过程中的问题，很多是旧党官员故意用腐败贪污来激化矛盾，这种事情郑侠并非不知。但是他在上书皇帝是并没有着重提到贪腐问题，而是把问题归咎于王安石为相使上天震怒。
这种行为明显不是作为王安石的学生该有的态度，至少是对王安石的背叛。作为学生，即便与老师在政见上有不同，也不应该搞什么神神鬼鬼的东西。作为学生的正常做法是实事求是，就事论事的解决问题，如果不愿意也不要胡乱发表意见，更不能搞神神鬼鬼的东西。以冯京为首的旧党官员弹劾王安石，其中最为重要的理由便是王安石为相导致上天震怒，这才发生了北方大旱。郑侠不只附和了这种说法，还说只要王安石被罢相，上天就会降雨。这种事情虽然在事件中与宋神宗罢黜新法时产生巧合，但也不应该认为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如果说将北方大旱的罪名归于王安石和新法是附和旧党，那弹劾王安石和吕惠卿，就已经暴露了郑侠作为旧党的身份。郑侠上书《流民图》，第一次是走阁门的正常途径，结果被封还了。然后他诈称秘密紧急边报，发马递直送银台司，直接呈报给宋神宗。实际上银台司这个路子不是他一个中下级官员能够走的，没有人配合也是做不了的。银台司虽然是门下省的官署，但在改制之前属于枢密院下属。而作为旧党头领之一的冯京，正好是枢密副使。而冯京也是保守派领袖富弼的女婿，请出曹太后和高太后向宋神宗施压的人。
最让人感到惊讶的是，在后来弹劾吕惠卿等人的事情上，郑侠力捧冯京等人。他将吕惠卿等新党官员比作唐朝奸相李林甫，把冯京等人比作唐朝名相魏征、姚崇、宋璟。在提到罢免吕惠卿等人后的替代者后，郑侠也列出了以冯京为首的一系列旧党官员名单。这说明郑侠与旧党关系密切，对其中的等级地位是非常清楚的。如此看来郑侠与冯京是明显是里应外合，郑侠走银台司上书，冯京走后宫施压，对宋神宗形成前后夹击。在这样的政治攻势下，年轻的宋神宗终于扛不住了，这才有了罢黜新法，下《责躬诏》的行为。
那么问题来了，作为王安石的学生，又是王安石一手提拔起来的，为什么郑侠会投入旧党行列，与老师做对呢？主流历史观说原因在于郑侠不愿看到百姓受苦后难，从上述论述中可以看出，这都是旧党粉饰舆论的说法。因为只有这样，郑侠才能作为王安石的学生来反对新法，在新党中起到分裂的作用。实际上从郑侠的出身和他反对新法的过程来看，他反对王安石变法，和他家族的根本利益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王安石的变法侵犯到了郑侠家族的利益，他就站到老师的对立面，不惜成为旧党打击王安石的工具。
在新法推广之初，郑侠还是站在新法一面的，对青苗法和免疫法有较高的评价。但随着新法的推广，尤其是商业方面的法规面世，郑侠则果断地站在了王安石的对立面。郑侠与代表北方大地主的士大夫官员不同，他是代表着南方大商贾的官员。郑侠的父亲是江宁的酒税监，很多书籍上说这是个小官，而且还养不活郑侠一家，所以郑侠小时候生活清贫。可从更多的史料上看，这种说法根本是谎言，酒税监是宋朝油水最肥厚的官职之一。以郑侠父亲多年的酒税监经历，就算用合法的腐败途径，也足够成为富甲一方。
宋朝南方是发达的商业社会，这与之前的历朝历代不同。在宋朝的商税中，酒税占据了极大的比重。根据数据统计，宋朝天禧年间的商税达到两千一百四十四万贯，而明朝前期最繁荣的宣德年间也只有二百零二万贯。这其中酒税占据了将近一半的比重，达到了一千零十七万贯，是国家总税收的六分之一。如此大笔的税务收入，都是掌握在各地的酒税监手中的。宋朝酒业采取的是“买扑制”和“榷酒制”并行，官营的酒坊遍布全国。而在这些合法酒坊下面，又有依附于它们生存的无数脚店和私营酒坊。
宋朝的官营酒坊是承包给私人进行商业运营的，而私营的脚店和酒坊，只要给酒稅监足够的钱，也可以把生意做下去。可以说宋朝在商业上管理是非常松散的，没有太严格的制度，管理的官员有着极大的自由裁量权，因此也是商业腐败的高发地。很多大家族的人掌控了类似于酒税监这样的肥差，便有了足够捞钱的渠道，通过法律的漏洞，合法的进行发家致富也就成了很正常的事情。郑侠的父亲作为江宁的酒税监，而江宁又是江南最富庶的地区之一，其收入可见一斑。而王安石在商业上的新法改革，显然是侵犯这些官僚和大商贾的利益的。
从郑侠的表现来看，在最初发布农业方面的法规时还是表示支持的，当商业方面的法规发布，他就立刻投入旧党阵营，其中原因不言自明。在王安石与郑侠的书信中来看，王安石也曾采纳了郑侠的部分建议，但郑侠并不领情，而是要求王安石全部废除新法。由此可见，这个人是典型的小人性情。当新法利益与他无关时，他便高高挂起。当他家的利益收到新法的影响时，立刻便露出了小人的嘴脸。什么师生情谊，什么同年情谊，他都顾不了了。他果断的加入到了冯京等人的行列中，成为旧党政治攻讦的工具。
综上所述，郑侠上书宋神宗请求罢免王安石的相位，是旧党处心积虑的政治攻势。他们利用北方大旱产生大量流民的危机，故意将灾情扩大化，裹挟老百姓对王安石等改革官员发起弹劾。在这个弹劾中，郑侠与冯京等人合作里应外合，对宋神宗形成了内外夹击。由于郑侠是王安石学生的特殊身份，他的控告造成了极大的影响，不但是新党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而且动摇了王安石的宰相位置。在此情况下，宋神宗不得不向旧党妥协，王安石也自请罢相，围绕新法的斗争进入了新的层面，熙宁变法面临的阻力进一步扩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