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角：鸟瞰与虫眼》，吉莲·邰蒂 著，董子维 译，中译出版社2023版
作为一名曾经的人类学专业研究生，我最经常被别人问到的，是以下三个问题：
1.人类学专业学哪些东西，是不是关于人类的事情你都知道？
2.在现代社会，学习人类学到底有什么用？
3.人类学专业毕业的人，一般都会从事什么样的工作？
我一直想用一段话，试着说清楚我都学过些什么。不过每次说着说着，都会说到“东方主义”和“西方主义”（这是我上的第一堂课的内容，我记忆特别深刻，特别是Orientalism和Occidentalism这两个单词），说到“自我”和“他者”，说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说到“李约瑟难题”。我总觉得，自己无法真正说清楚人类学是什么，或者无法让身边的人理解人类学的真正益处。
最近，我看完了吉莲·邰蒂（Gillian Tett）写的《视角：鸟瞰与虫眼》一书，我很想把这本书推荐给各位读者。套用一个流行词语，吉莲·邰蒂就是我的“嘴替”，她用更准确、更生动、更丰富的语言，介绍了人类学在诸如组织文化、消费者行为、风险管理等领域的实际应用。她提出了一种全新的视角，即“人类学视角”。
吉莲是英国金融时报的编辑，她拥有剑桥大学社会人类学博士学位，在《视角》这本书中，吉莲的核心观点是：通过运用“人类学视角”，我们可以获得更全面、更深入的洞察，从而更好地理解和解决各种现实问题。
在本书的前言中，吉莲开门见山，阐述了三条“人类学视角”的核心原则。
第一，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我们迫切需要一种和陌生人换位思考、理解多元价值观的能力。而人类学家恰巧是这方面的专家，因为之前的人类学家，就是去到偏远未知的地方，做田野研究，考察看上去“陌生”的人类族群。
第二，学会倾听他人的观点，无论他们的想法多么奇怪。
第三，“陌生—熟悉”的理念，有助于我们看见自己和他人身上的盲点。人类学有两个好处，一是可以让人们对陌生的“他者”产生共鸣，二是可以为熟悉的“自我”提供一面照照自己的镜子。
如果这本书只是一味地解释以上三条原则，吉莲一定会遇到我之前碰到的问题，读者不知道她在说什么。好在吉莲是一位优秀的金融时报记者，她积累了许多有趣的故事，主题多种多样。为此，在这本书里，她通过许多实际案例，展示了如何将人类学视角应用于商业、金融、政治和社会问题。
我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个“人类学视角”用于传染病防治的案例。
2014年初夏，当埃博拉病毒在非洲蔓延时，前往援助的西方医学专家起初坚持使用西方通用的防疫办法，因为这是已被验证过的成功流程。但是，这一套流程在非洲却失效了。比如在医学专家看来，遏制埃博拉病毒的最佳策略是将病人放在大型的专门隔离中心。但是，人类学家的实地考察验证埃博拉治疗中心离村民很远，而病患走不了几英里。同时，隔离中心用不透明的墙壁也是一个可怕的错误。因为如果没有人知道建筑物内发生了什么，病人就更有可能逃跑。
为此，在伦敦，一群人类学家，创建了一个专门的网站，叫作“埃博拉响应人类学平台”，他们的口号是：“抗疫的目标是对抗病毒，而不是当地的习俗。”他们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比如改变隔离中心的风格，使其透明化。在当地社区设置大量的小型治疗中心，而非只有一个大的隔离中心。有效的教育和宣传策略需要考虑当地文化和语境，例如要利用村里的长者来传递有关埃博拉风险的信息，而非派遣年轻的外来人员到村子里提供医疗建议。考虑到许多人都会坚持在家里照顾生病的亲戚，要给他们提出对应的居家诊疗方案。
当这些建议被采纳后，到了2015年春天，埃博拉患者不再从隔离中心逃跑，社区也不再挖出尸体重新埋葬或攻击医务人员。传染的速度减慢了。
通过这个案例，吉蒂做了一个比喻：如果用死板的经验和工具去驾驭这场疫情，就好像试图在夜间只用指南针通过黑暗的森林。指南针做工很精巧，可以准确告知方位。但如果你只盯着表盘看，很有可能会撞上一棵树。
埃博拉疫情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展示了只用医学视角来看待大规模疫情的危险性和隧道视野的局限。如果仅关注病毒本身及其传播途径，而忽略了社会和文化因素，就可能导致防控策略的失误。管中窥豹是致命的，我们的思维需要跳出这个狭窄的管道，需要人类学来赋予我们更宏观的视角。
这个案例也证明了横向视野的重要性，这包括深入了解文化背景、挖掘深层动机、强调全局观和关注参与式观察等等。当这些要素结合到一起，我们就可以跳出狭隘的单一学科视角，用一种全新的方式来看待问题，更全面地了解和解决疫情中的社会和文化问题。
书中还有一个案例，关于“金融家会误读风险”。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的经济学家、金融学家、企业家，却无法预测金融危机呢？为什么每次都要等到危机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才试图挽救呢？比如说，最近的硅谷银行破产。
吉蒂是这么从“人类学视角”看待这个问题的。
首先，很多经济学家和金融学家过于依赖复杂数学模型和理论，这些模型往往基于理想化的假设，如市场完全有效和人类行为完全理性。然而，现实情况远比模型复杂得多，很多时候市场并不完全有效，人们的行为也不总是理性的。这导致许多专家未能预见到市场的真实波动和风险。
其次，经济学家和金融学家往往只关注市场的数值和趋势，而忽视了背后的文化和社会因素。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许多主流经济学家和金融专家没有预见到危机的爆发。然而，一些社会人类学家却能够发现其中的迹象，因为他们关注的是金融市场背后的人类行为、信仰和价值观。正如吉蒂在书中所强调的，金融市场是由人类行为、信仰和价值观驱动的。“人类学视角”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些背景信息，从而预测和应对危机。
第三，人类学家布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Bronisław Malinowski）在《西太平洋的阿戈纳人》一书中指出：内部人士总是很难看到他们的世界的总体“地图”。当市场参与者对自己所处环境的全局观缺乏了解时，他们容易产生盲点和偏见。例如，他们可能低估了市场的潜在风险，过分信任某种投资策略或金融工具，从而导致市场的不稳定和危机。在金融市场中，内部人士往往容易陷入集体思维，即过分追求一种普遍认同的观点或策略，而忽视了可能对市场产生重大影响的其他信息。这种从众行为可能导致市场泡沫的形成和破裂，进而引发金融危机。
我再和大家一起分享书中提到的另一个案例，这是一个西方营销课上经常讲的失败案例。20世纪中期，嘉宝公司试图通过在西非销售婴儿食品来扩大其国际业务。通常情况下，他们会在食品罐上印有一个微笑的婴儿图片。这类广告海报对于我们来说司空见惯，但在一些非洲文化中，罐子上的图片被认为代表了食品的成分。“村民们习惯于看产品标签和图片来了解罐子里装的是什么食物，一些人看到图片后会认为，罐子里装的不是为婴儿制作的食品，而是用婴儿制作的食品”。于是，那些非洲人在想：美国人是不是在食人？这一个文化差异直接导致了嘉宝公司商业活动的失败。
在这个案例中，如果有人类学家的参与，通过参与式观察、田野调查和访谈等方法，深入研究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类行为，了解当地文化中的信仰和价值观，嘉宝公司可能就能调整其广告策略，避免这种误解。
为此，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雇佣人类学家来帮助自己扩展自己的视野。一些大科技公司，如谷歌、微软和英特尔，雇佣人类学家来更好地了解用户需求、行为和价值观，来帮助他们开发更符合用户需求的产品和服务，提高用户体验。银行、保险公司和投资公司雇佣人类学家，以更好地了解客户的需求和风险承受能力。这有助于他们提供更贴合客户需求的金融产品和服务。
战略咨询公司和市场研究公司也开始雇佣人类学家，以提供有关消费者行为、市场趋势和文化差异的深入见解。这些见解，可以帮助公司制定更有效的市场营销策略和商业决策。甚至一些医疗机构也开始雇佣人类学家，来了解不同社群的健康观念和行为模式，从而制定更有效的预防和干预措施。
现在，可以回到我开头的那些问题了。学习人类学到底有什么用？如果你读完这本书，你也许会发现，如果有更多的人类学家能够将他们的观点与其他学科，如计算机、医学、金融、法律等学科相融合，或者将他们的观点注入政策制定中，那么整个世界将会因此而更加受益。
更深入了解文化差异：我们将更加关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行为、信仰和价值观，从而更好地理解各种现象和问题。这将有助于增进跨文化理解，减少误解和冲突。
更全面地分析问题：人类学家注重全局观，关注社会与文化的整体性。因此，我们将能够从更广泛的视角分析问题，避免陷入狭隘的局部观点，从而制定更有效的解决策略。
更关注深层动机和需求：通过挖掘人类行为背后的深层动机，我们可以更好地满足个体和群体的需求、欲望和恐惧。这将有助于提高客户满意度、增强员工幸福感和优化组织结构。
更有效的跨文化沟通：人类学家强调参与式观察，这有助于我们真实地了解个体和群体的现实生活。我们可以跳出理论框架，了解实际情况，从而更好地解决实际问题，特别是跨文化沟通方面的问题。
更强的同理心：人类学家注重讲述个体和群体的故事。这种方法有助于培养我们的同理心，使我们更容易理解他人的感受和立场，从而建立更和谐的人际关系。
更多的创新和多样性：人类学家通过横向比较，研究不同文化、地区和历史背景下的相似性和差异性。这种方法有助于我们发现跨文化的共性，以及如何在全球范围内解决问题的有效策略，从而鼓励创新和多样性。
正如著名哲学家亨利·大卫·梭罗所说：“不要被你的成就所局限，要活在无限的可能性之中。”《视角》一书提醒我们，要挑战现有的假设和观念，勇敢地拥抱多元的视角和方法。借助“人类学视角”的洞见，我们将能在商业、金融和公共政策领域，跳出传统思维框架，更好地理解和应对复杂的现实问题。
（作者胡逸为大数据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