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陵观察网 历史 吕惠卿被贬官后,为何宋神宗又同意王安石罢相?

吕惠卿被贬官后,为何宋神宗又同意王安石罢相?

宋神宗熙宁末年轰轰烈烈的王安石变法再次遭遇到巨大的打击,继变法派的二号人物吕惠卿被贬官外放后,主持变法的王安石也自请辞去宰相之位。如此以来,变法派两位重要的领袖都离开了朝廷中枢,新法的推行面临着半途而废的危机。对于这场危机的出现,历史学者们众说纷纭,给出了不同的解释。很多人认为是保守派的势力太大,给予了宋神宗极大的政治压力,才迫使他做出外放吕惠卿和将王安石罢相的决定。然而从史书上来看,这种说法并不完全正确。宋神宗如此调整朝廷中枢的布置,实际上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

根据当时的历史背景分析,虽然保守派的反对声依然大,但占据整个朝堂中枢的还是变法派。实际上自吕惠卿上台以来,他组织新党向旧党发起反击,贬谪了大量反对变法的旧党官员,这使得反对派旧党势力在朝廷中已经逐渐减小了。对于熙宁变法以来反对派势力的变化,可以发现熙宁末年远比熙宁七年北方大旱时期要小得多。宋神宗能在当年扛着北方大旱的政治压力下力挺新法,又怎么会迫于压力连续罢黜两位变法的领袖人物呢?更何况王安石还是在前一年他和韩绛加急请回的,这就更没有必要将其放弃了。

不论是王安石,还是吕惠卿,对于熙宁新法的推广都是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的。在变法的活动中,宋神宗将这两位看作是富国强兵的重要支柱。如果没有王安石,熙宁变法不可能轰轰烈烈地展开,也无法缓解宋英宗留下的烂摊子。如果没有吕惠卿,新法早在熙宁七年的政治压力下被废除了,更不会有后来变法派新党遍布朝廷中枢的良好局面。可以说在熙宁末年之时,宋神宗实际上是面对着变法以来最好的局面。在变法初期大力阻碍变法的保守派大臣,如司马光、冯京、韩维等人都相继被贬,新法面对的阻力空前减小。

在这样的斗争形势下,本是变法派乘胜追击的时候,却突然出现了两位重要人物相继离任的危局。这样的情况使得新法推进备受打击,一度出现中断。就当时的形势而言,单纯地认为宋神宗承受不住保守派的压力,使得新政政策上出现摇摆,实际上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综合各方面的史料来分析,当时出现这种局势的突变,更多的是变法派内部出现了问题。这些问题造成了变法派内部分裂,使得原定政策难以继续下去,不得不进行中枢人员的调整。而导致这一切的根源,便是在王安石和吕惠卿两位变法派大佬的身上。

前文讲过,王安石和吕惠卿并没有本质上的矛盾,只是对变法的实施路线有所冲突,进而引发了他们之间的政治矛盾。王安石是温和的变法派,因为有众多朋友是保守派的大臣,所以不愿意将变法推入到党争的境地。因此他执政时极力控制斗争的烈度和范畴,防止出现朋党之争。由于这样情况的出现,使得变法派一度被保守派压着打,在新法的推进上极为艰难。而且保守派利用王安石的君子作风,以党争的手段进行抨击和攻讦,迫使他第一次罢相。这也是造成了熙宁新法进入第一次危机,差点被彻底废除的根源所在。

正是由于吕惠卿的力挽狂澜,才阻止了保守派第一次废除新法的政治攻势,让新法得以继续维持下去。因此吕惠卿成为变法派中激进大臣的代表,也成为变法派的二号人物。吕惠卿对于变法的思路很极端,就是要先用党争打垮保守派,然后才能够顺利地推行新法。在他的主持下,变法派进化成了新党,用党争的手段把保守派赶出了朝廷中枢,使得新党势力大增。但同时宋朝朝廷朋党之争也因此而被挑起,原本局限于变法范围内的政治斗争,逐渐演变成新党和旧党之间的政治斗争,这让宋神宗比较的难以接受。

于是在保守派宰相韩绛的提议下,宋神宗召回了王安石,准备让其代替吕惠卿主持变法。但这样一来,变法派内部便出现了政治理念上的冲突。一部分是支持王安石的温和派,一部分是支持吕惠卿的新党。于是还没等来保守派旧党的反击,新党内部先互相掐了起来。

在新一轮的政治斗争中,吕惠卿成为了重点攻击的对象。一开始是他的弟弟吕升卿因罪被遣出京师改任江南西路转运副使,然后他又被御史蔡承禧弹劾结党误国等多项罪名。最夸张的是王安石的儿子王雱,他指使御史中丞邓绾告发吕惠卿兄弟强借华亭县富民五百万,并与知县张若济强买田地作恶。

由于涉及到了王安石的儿子王雱,事情就变得非常激烈了。新党内部出现了巨大的裂痕,支持王安石和支持吕惠卿的互为敌视,使得政治斗争走向了不可预测的方向。新党的存在本是为了推进新法,现在却搞得内讧争斗,这也让宋神宗非常不满。最后吕惠卿罢相出知陈州,新党因内斗而受到重创。吕惠卿外放前写下自辩书,宋神宗将其拿给王安石看。王安石才知道王雱在后面下黑手,气得大骂王雱,而王雱在怒急攻心之下却背疽复发而亡。这也使得王安石备受打击,让他难以在朝堂中继续主持变法事务了。

如果说宋神宗贬谪吕惠卿是为了平息变法派内部的纷争,那么允许王安石自请罢相便是形势所迫。由于吕惠卿被贬,而王雱在案件中又起到了幕后黑手的作用,所以王安石也就受到了新党内部官员的谴责。背后下黑手这种事情,从古至今都是受到公众鄙视的。王雱下黑手的目标居然不是保守派,而是新党大臣,这让盟友们怎么接受?虽然有证据表明王安石没有参与,但说出去有几个人能相信?王安石这次是被儿子坑得结结实实,不但给新党造成巨大损失,就连王安石本人的政治名誉也被抹黑得一塌糊涂。

王安石自己也没有颜面继续主持变法工作,而宋神宗也不敢完全地相信他了。这个信任度的降低不是在王安石的品格上,而是在于他的公信力上面。王安石的公信力受到内部团队的质疑,这会使他推进新法时收到内部阻碍,最终影响新法推行的成效。除此之外,王安石在变法的第三个内容上,也与宋神宗产生了分歧。最初两人拟定熙宁变法的方向时,确定了富国、强兵和取士三个方向。熙宁年间主要搞的是前两个,接下来就会在取士和官制方面进行推进。但王安石和宋神宗对于官制的改革,却有着不同的看法。

在宋朝初年,为了防止宰相权力过大,赵匡胤和赵光义颁布了很多做官捷径的程序,允许开国功臣的子孙以“恩荫”世代做官。这样一来不但跳过了科举这个重要的取士手段,而且使得机构重叠官员冗余,同时又出现了官职与权力之间的混乱和悖离。冗官从宋真宗年代起就成了宋朝社会的一大顽疾,而且越来越严重。这不仅给国家带来很大的混乱,也使得国家公务开支巨大,费用消耗极大,让国力日渐削弱,朝廷的办事效率也非常低下。因此在很多大臣关于变法的建议中,改革官制和取士流程都成为了重要的一条。

由于宋神宗刚即位时国家处于疲敝的状态,不但经济上困难,而且政治上也被保守派垄断,所以官制改革便被压在了最后。经过熙宁年间的变法,国家的元气大为恢复,官制改革就被提上日程了。王安石对于官制改革还是比较保守的,他不太愿意触及保守派核心利益,所以提出了“董正官制之实”的建议。其目的是在小范围内调整官制,让官职恢复原有的职能和作用,减少冗官和混乱的官职。而宋神宗则比王安石更大胆,他提出要恢复唐朝三省制的旧例,加强中央集权,削减冗官和吃空饷的闲散官员以节约公务费用。

如果说王安石的富国强兵是削弱士大夫文官集团在民间的利益,那宋神宗的官制改革就是从政治上挖士大夫文官集团的墙角。这种改革是最为艰难的,也是最血腥的,必然会受到千夫所指。宋仁宗时代庆历新政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范仲淹和欧阳修把官制改革放在了开头,一开始就触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了迎头痛击。王安石是吸取了范仲淹的经验教训,才将官制改革放在后面,而且还不敢搞得太大,怕弄得天下大乱。宋神宗如此激进的改革策略,让内讧后的王安石来推行,实在是有些强人所难了。

王安石的公信力受到内外质疑的情况下,再去搞官制改革,会被人说成了借手中的权力打击报复。如果是韩琦这种不要脸的官员,自然厚着脸皮就干了。王安石是君子,受不得这种刺激,最终只能以失败而告终。而且面对官制改革的巨大阻力,没有团结一致的新党是不行的。王安石的存在让新党无法团结起来,也不利于啃下官制改革这个硬骨头。从历史发展的情况来看,宋神宗是意识到了这一点的,所以从官制改革开始就把自己推到了前台。他以皇帝身份主持官制改革,这便是奠定宋朝未来两百年朝廷根基的元丰改制。

总的说来,宋神宗在新党内讧后进行的一系列官员调整,都是提前为了元丰改制布局。将吕惠卿贬谪是为了平息新党的分裂内讧,同意王安石请辞罢相是为了亲自站到变法的一线。官制改革这种影响政治制度的改革,任何宰相都无法承担的,只有让皇帝亲自出马才行。宋朝初年的军事和政治改革,也是赵匡胤和赵光义亲自动手的。皇帝的特殊身份,让下面的反对派找不到攻讦的正面目标,反而有利于新制度的推行。如果是宰相主持改革,必然会被扣上各种帽子。于是宰相们要么缩手缩脚,要么阳奉阴违,最终只能流于形式,无法达到预期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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