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是宋朝最为著名的大文豪，在宋朝的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影响力。他不仅仅就在文学方面成就斐然，而且政治方面也有着非常杰出的成就，在后世有着大量的粉丝，被誉为“苏仙”。但是他一生做官坎坷多难，也让后世的粉丝们感到遗憾，这也成为他人生中难以逾越的坎。说起苏轼悲催的官场遭遇，就必须谈起他屡次被上司打压排挤的故事，而且其中的第一次便是被宰相韩琦打压排挤。虽然事后苏轼对韩琦的理由表示认可，似乎觉得韩琦也是在保护他。但这种说法还是让很多苏轼的粉丝不解，总觉得韩琦心里藏着阴谋诡计。
韩琦打压苏轼的事件发生在宋英宗治平年间，当时苏轼刚好任满回东京汴梁城述职。由于苏轼是少年天才，从进京开始就名动天下，所以成为宋朝年轻文人中的佼佼者，受到文坛上下的追捧。当时的文坛盟主欧阳修曾经说过，未来苏轼将会取代他在文坛的地位。苏轼的名气使他在当时成为上流社会竞相追捧的对象，就连宋英宗赵宗实也不例外。赵宗实在即位前就听说过苏轼的才名，听说苏轼回到东京汴梁，便有意将其召入翰林院，提拔他做知制诰，可他的这个想法却遭到了当时的宰相韩琦的强烈反对。
这个故事在《宋史·苏轼传》中有所记录，后来也在民间广为流传。韩琦的理由很简单，他说“轼之才，远大器也，他日自当为天下用。要在朝廷培养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皆欲朝廷进用，然后取而用之，则人人无复异辞矣。今骤用之，则天下之士未必以为然，适足以累之也。”从这段话来看，韩琦的理由看似非常合理。他首先承认了苏轼的才华，但却对其资历表示异议。他认为苏轼资历太浅，突然提拔重用，回受到天下人的异议，这对苏轼并非好事。因此他建议在朝廷中培养，逐步地任用苏轼。
韩琦提出反对意见后，宋英宗又表示要任用苏轼为修起居注。韩琦的回答是，“记注与制诰为邻，未可遽授。不若于馆阁中近上贴职与之，且请召试。”韩琦的理由还是很充分，他认为修起居注与知制诰是同等品级和权力的官职，也不能授予给苏轼。他建议授予馆阁中的文职职位，并且通过考试录用。宋英宗担心苏轼会考不上，但韩琦却坚持让苏轼考试。后来苏轼在考试后进入了直史馆，参与编修国史的工作。他从欧阳修处听说这个事情后，曾发出感叹“公可谓爱人以德矣。”后世学者认为苏轼对韩琦的行为表示理解，认为韩琦是在保护他。
事实真的是这样么，仔细琢磨后可以发现其中不少的疑点。首先，韩琦和宋英宗任用苏轼的方式不一样。宋英宗是直接提拔为知制诰或修起居注，而韩琦则要求苏轼考试后进入馆阁工作。这两种官职的性质本质上差别太大，韩琦有着嫉贤妒能的嫌疑。知制诰和修起居注都是宋朝的重要官职，而且是储备宰相必须的官职。也就是说想要当宰相，必须先当这两个官的其中之一。从这一点看，就说明宋英宗是如何地重视苏轼的。他显然是想要将苏轼当作后备宰相培养的，而韩琦正好是当时的宰相，其中韩琦便难以摆脱嫉贤妒能的嫌疑。
知制诰是起草诏书的官职，一般由翰林院学士担任，这在朝廷中非常重要。按规定所有诏书都需要知制诰起草，说白了也就是写圣旨的。皇帝往往通过知制诰这样的职位，来监督和控制政事堂宰相们的工作。如果宰相的政策与皇帝相左，知制诰是可以拒绝起草诏书，这样宰相的权力就受到了掣肘。修起居注是皇帝身边的心腹，多由翰林院学士担任。名义上是记录皇帝每天执政和生活的言行，实际上是皇帝的秘书，可以越过政事堂的宰相往地方上下达诏令。虽然这样不合规的诏令在地方上可以封驳，但却也有着极大的权势。
可韩琦给出的建议与这两个官职相差太大，他让苏轼去馆阁里面当文书官员，这就太扯了。馆阁里面不仅仅是清水衙门，甚至连明确的上升通道都没有，是典型的冷板凳。而且宋英宗是要求直接提拔任命的，韩琦却要搞个考试。这明显是有着打压苏轼的性质，而不是在保护苏轼。如果他要保护苏轼，认为苏轼的资历不够，那应该找个比知制诰略低，又能积累政绩和资历的职位。这种职位在朝廷很多，比如御史台的御史、谏院的谏官、开封府的判官等等。搞个冷板凳给苏轼坐，而且还要考试，考不上踢回地方，显然是有意坑苏轼。
实际上他的这种打算宋英宗都看出来了，所以才担心苏轼考不上。苏轼的文才名满天下，正儿八经的进士及第，惧怕考试么？显然宋英宗不是担心苏轼的文采不够，而是担心有人从中作梗。朝廷内官职遴选的考试都是政事堂组织的，拍板的就是韩琦本人。如果韩琦故意要打压苏轼，强行让他不通过，宋英宗也没有办法。好在苏轼的座师欧阳修也是政事堂的参知政事，所以韩琦多少要给几分面子，不可能无理打压。但从这三个职位的对比上看，韩琦对苏轼的安排跟政治保护完全没啥关系，这就是典型的明升暗降。
从苏轼当时在地方的政绩来看，他已经是非常卓越了。他先后出任，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在制科考试中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这样的资历和政绩，即便是不进京，在地方当个大型州府的主官也是够了。而且这样他还能有更多的机会完成政绩，前途也是非常光明的。可在韩琦的阻挠下，苏轼却被按在了文牍之中，难有成绩，白白地浪费了光阴。直到苏洵去世，苏轼和弟弟苏辙回乡丁忧，这才让他摆脱了尴尬的官场窘境。从这个历史发展趋势来看，韩琦对苏轼的打压是非常明显的，也是刻意为之的。
那么问题来了，韩琦为什么打压苏轼呢？要知道苏轼虽然名满天下，可毕竟不是什么大官，只是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他距离宰相还有这很远的距离，威胁不到韩琦的在朝廷中的权位。要解释上述的疑问，就必须从这个事件发生的时代背景和当时的朝廷政治格局中进行解释。
从史书上分析，这个事情发生于治平二年左右。此时正是宋英宗赵宗实亲政不久，朝廷刚刚拉开了濮议之争的序幕。与这场政治斗争进行联系，可以发现赵宗实想要任命苏轼为知制诰，是有着很深的政治意图。这不仅仅是为了提拔苏轼，也是为了解决濮议之争的需要。
前文讲过，濮议之争是赵宗实为生父赵允让争取历史地位的政治斗争。这场斗争中反对最为激烈的便是以王珪为首的两制大臣，和以司马光为首的台谏大臣。他们认为赵宗实是过继给宋仁宗的皇嗣子，不能够再和赵允让扯不清楚，所以强烈反对给赵允让进行加尊号等一系列承认政治地位的活动。
有趣的是，赵宗实提议给苏轼任命的两个职位，正好在这些反对者之中。知制诰是两制大臣中重要职位，地位仅次于翰林学士和翰林学士承旨。实际上很多时候，翰林学士也兼着知制诰的职务。而修起居注虽然说是史官，却常常兼任御史或者谏官的职责，也在台谏大臣的序列里。
站在宋英宗赵宗实的角度，将苏轼放在知制诰，或者修起居注，其政治目的是非常明显了。他就是想在反对濮议的两制大臣和台谏大臣之中安插钉子，让濮议之争能够顺利通过朝廷，并发布天下。他可以让苏轼作为知制诰帮他起草濮议的诏书，也可以让苏轼作为修起居注帮他绕过两制直接下达诏令。虽然这么做必然会引起天下震动，甚至朝廷大乱，但也很可能达成赵宗实想要的结果。当然，如果苏轼真这么做了，必然受到千夫所指，成为被士大夫阶层和文官集团唾弃的官员，对他未来官场之路也不是啥好事。
从这个角度看，似乎韩琦阻止苏轼出任这两个职位，真的是避免他卷入濮议之争，将他保护起来了。实际上韩琦的做法并非保护苏轼，而是恋权贪功。如果苏轼帮助宋英宗完成了濮议，他必然是宋英宗跟前的红人，韩琦的功劳就少了很多。苏轼是欧阳修的弟子，欧阳修正好是政事堂的参知政事。两人如果联合，必然会削弱韩琦在政事堂的话语权，也从侧面避免了韩琦成为一家独大的权臣。从知制诰和修起居注的朝廷地位来看，这两个职位本身就有着掣肘宰相权势的作用，他们与皇帝联合，韩琦的宰相就没有啥自由使用权力的空间了。
实际上因为濮议之争的关系，两制大臣和台谏大臣与宋英宗闹翻，这才让韩琦掌有机会权倾朝野。韩琦也正是利用这个机会挤掉了司马光、王珪这样的名臣，才彻底掌控朝廷大权。但这样强权的宰相，不是任何皇帝都愿意看到的。宋英宗将苏轼放到知制诰和修起居注的位置上，也是有意掣肘韩琦，避免他在濮议之争后权力不受控制。可韩琦好不容易才达到如此强的政治地位，自然不愿意放弃权力，接受皇帝派人监督。他阻挠宋英宗任命和提拔苏轼，就是为了自己在政事堂的权力和利益最大化。至于保护苏轼的说法，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
除此之外，宋英宗提拔苏轼还有个比较远期的目的，这个目的对韩琦也是很不利的。苏轼是嘉祐二年的进士，这届科举是中国古代科举史上的两届龙虎榜之一。其中产生的进士，可以说是集宋朝文人精粹之大成。除了苏轼兄弟俩外，还有曾巩、程颢、程颐、林希、王韶、曾布、张璪、郑雍、梁焘、吕惠卿、章惇、张载等等。这些人都是宋朝历史上的名臣重臣，当过宰相和副宰相的比比皆是。从当年放榜开始，便已经决定了他们是宋朝文坛的未来，朝廷未来最为精英的官员。而苏轼因为文名卓著，成为了这一批进士中名气最响亮的存在。
因为濮议之争的关系，赵宗实跟当时朝廷的中坚派闹翻了，中坚派中以吕诲、吕大防、范纯仁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官员被韩琦贬官外放。于是朝廷中出现了大量的空缺职位，正是韩琦任用私人，安插亲信的好机会。赵宗实提拔苏轼，其目的便是为提拔嘉祐二年的进士们打开通路。这批进士当时大多都在地方，在京的也都是小官，没什么权势。可是如果提拔起来，填补被贬官员的空缺，这将使满潮都是赵宗实的天子门生，能够有效的遏制韩琦的权势。欧阳修正好是嘉祐二年的主考官，这对欧阳修和韩琦互相掣肘也是很有利的。
可以说，赵宗实提拔苏轼不只是苏轼个人的问题，而是牵扯到濮议之争前后的各种政治变动，是政治斗争中非常重要的一环。韩琦为了自己的宰相权势，全力的阻挠和打压苏轼，也是避免自己权力被架空。实际上他在濮议之争中得罪了天下官员，成为士大夫和文官集团口中的奸臣，若没有这点宰相权势自保，恐怕下场会非常凄惨。他的这种极度精致利己的算计，朝中大臣都看得很明白，只是不便于主动揭穿罢了。欧阳修把这个事情透露给苏轼，便是表达不满的态度。苏轼感叹的“公可谓爱人以德矣”，也是对韩琦的反讽和自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