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因乌台诗案入狱后，很多宋朝名臣纷纷伸出援助之手，通过各种方式给予营救。这其中不但有与他处于同一阵营的旧党官员，如：驸马都尉王王诜、南京幕官苏辙等人，也有来自新党的前宰相王安石、翰林学士章惇等人。他们的营救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帮苏轼逃过一劫，贬谪为“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复盘此案的审理过程，可以发先翰林学士章惇的行为是有些难以理解的。章惇作为新党的核心要员，在新党打击旧党的乌台诗案中，却站在了苏轼的一边，为营救苏轼而努力，实在让人难以理解。
从当时的历史背景看，在党同伐异的大环境下，作为新党核心之一的章惇是没有理由去救援苏轼的。前文讲过，乌台诗案本身就是皇帝宋神宗受益的，由新党出身的御史中丞李定等人发起的，针对性打击旧党起复的文字狱案件。他们发起这个案件的目的是，通过苏轼广泛地牵连到全国各地的旧党官员，使其无法在宰相吴充和司马光的起复计划中回到朝廷。在这种政治环境下，按理说章惇应该积极配合李定等人的阴谋，对旧党官员痛打落水狗。苏轼作为旧党主要官员，又是案件的核心人物，必然是被穷追猛打的目标。
按照史书的记载，处理此案的李定、舒亶等新党官员的确表现出了穷追猛打的行为，甚至想要将苏轼置于死地。他们的这种做法是符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政治环境的，也是满足宋神宗发动此案的基本要求的。可同为新党的章惇在行为上却与上述两人背道而驰，反而做出了积极营救苏轼的做法。他的这种行为不但与新党的斗争理念相违背，也不符合宋神宗的要求，实在是不像是新党中人。后世的历史学者对此矛盾的状况也有解释，他们认为章惇跟从了王安石的政治态度，这才出面上书为苏轼说情。
学者们的这种说法也是有历史依据的，因为在乌台诗案中，作为新党领袖的王安石也上书为苏轼说情。章惇是王安石一手提拔起来的 ，他跟从老上司的政治态度，一起为苏轼说情，似乎也是合情合理的。但仔细分析当时朝廷中的政治格局，却发现章惇此时的行为并不是单纯的跟风，而是有着别的政治意图。
章惇出身福建的官宦世家浦城章家，其叔父章得像是宋仁宗年间的宰相。这个家族在宋朝非常显赫，是南方有名的官宦大家族之一。章惇是宋朝宰相中少见的在两次科举中皆进士及第的官员，他第一次是在嘉祐二年与苏轼同科，第二次是在嘉祐四年，是开封府试的第一名。
因为有着非凡的经历，他先后得到了宋仁宗、欧阳修和王安石的提拔，很快成为朝廷中的新进要员。王安石主持熙宁变法时，章惇受到重用，出任制置三司条例司的编修三司条例官，同时还加官集贤殿校理、中书检正。他残余了新法的制定，并且能够监修国史和编撰实录。从这个官职配置来看，在熙宁初年的时候章惇已经得到了宋神宗的重用，成为了变法派的核心要员。王安石第一次罢相后，吕惠卿入主政事堂，章惇作为吕惠卿的重要帮手协助其整顿新党。吕惠卿被贬谪到陈州后，章惇也被御史中丞邓绾弹劾，被贬谪到湖州。
在乌台诗案发生前，章惇被宋神宗召回朝廷出任翰林学士，重新回到了朝廷中枢。此时正是新党群龙无首的时候，而旧党出身的宰相吴充正在和司马光积极谋划起复旧党官员，将这些人召回朝廷。在这敏感时期乌台诗案发生，新党开始了对旧党的新一轮政治攻讦。
从乌台诗案的政治角度考量，新党官员们用党同伐异的手段制造文字狱，借此来打击旧党官员，这是符合政治斗争逻辑的。李定和舒亶等人对苏轼穷追猛打，利用文字狱的手段将案件扩大至整个旧党，想要将司马光旧党要员一网打尽，这也是符合当时的政治风气的。
这种手段在吕惠卿掌管旧党的期间比较常用，也是新党中的激进派积极奉行的党争策略。这种策略是王安石比较反对的，因此也与吕惠卿在政见方面产生了矛盾。王安石在乌台诗案中上书为苏轼说情，说到底还是处于他比较温和的新政理念，也符合他对于控制党争规模的态度。实际上章惇对于党争的态度却与王安石不同，他一生都是践行于通过党争彻底打垮旧党的理念。这从他跟从吕惠卿重组新党开始，就奠定了他的政治立场。王安石作为温和派可以为苏轼说情，而章惇作为激进派如此行为就显得不合情理了。
在新党的激进派们对苏轼和旧党穷追猛打的时候，作为激进派代表的章惇反其道而行之，显然是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的，不能简单的认为是跟随王安石的政治立场。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政治形势分析，章惇如此操作是有着公私两方面的考虑的。从私人角度讲，他营救苏轼是尽到了自己友人的责任和义务。从党争的角度看，当时的新党正处于混乱期，章惇营救苏轼也是为了从新党中脱颖而出，成为新党新的领袖人物。两方面的原因相叠加，让章惇跟随王安石上书营救苏轼，也奠定了他未来立足于政事堂的政治基础。
由于在嘉祐二年第一次考中进士，所以章惇和苏轼也算得上是同年。尽管他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当官，而是再考嘉祐四年的进士，但他与苏轼的友谊却长期存在的。两宋时期的稗官野史和文人笔记中，留下了不少章惇与苏轼交好的故事。两人在同一时期参加科举，在同一地为官，同时作为考官，甚至一同出游等各种故事数不胜数。作为苏轼的密友之一，苏轼抱怨新政的文章的诗词不可能只发给旧党，章惇也可能收到了不少。以苏轼当时交友遍天下的风格，恐怕新党中不止章惇一人收到过类似的书信和诗词。
但李定和舒亶在对苏轼穷追猛打的操作，从党同伐异的角度来看是避开了不少新党官员的。从后来对乌台诗案的处理上看，也没有什么著名的新党官员被罚。这说明在处理此案时，李定等人是选择性执法，目的之时打击和苏轼交往密切的旧党官员。当他们掌握的关于新党官员的情况，必然会成为内部斗争的把柄。章惇作为苏轼的朋友，不可能没有书信和诗词来往。如果其中被人拿来作为文字狱的证据，这将是非常不利的。因此从私人角度看，章惇营救苏轼就是营救自己，让这个文字狱不会成为牵扯到自己的把柄。
章惇出面营救苏轼，也是尽到了朋友的责任，对他的名声也是很有好处的。不但旧党官员会感激他的人情，新党温和派也能够接受他。从这个角度看，他在苏轼和新党之间找到了平衡，能够获得了大多数人的好感。相反，把文字狱扩大化的李定等激进派新党，却得罪了天下人。
实际上文字狱这种东西，本来就是政治斗争的产物，也是典型的欲加之罪。章惇利用新党的身份劝说宋神宗从轻处罚苏轼，对自己和新党都是有好处的。欲加之罪向来是政治斗争的红线，一旦开了先例必然后患无穷。如果新旧两党都用这种方式互相攻讦，那宋朝只能在内斗中走向亡国了。
因此从朝廷的角度看，党争文字狱是不能轻易开启的，更不能把因言获罪杀人的红线给突破。一旦开启这种模式，党争的结果只能是血流成河。李定和舒亶等人之所以积极地追杀苏轼，不过是为了自己的私人利益，而罔顾国家法度。当时新党群龙无首，宋神宗亲自开始主持变法。谁在这期间表现得好，谁就能接替王安石和吕惠卿，成为新党新的领袖人物。抓住乌台诗案大做文章，是这些小人幸进升官的主要途径。所以他们不惜一切置苏轼于死地，把自己粉饰成打败旧党的功臣，为了进入政事堂拜相积累政绩。
李定和舒亶等人为了私利败坏国政，其背后是有人撑腰的，否则他们也没有那么大的胆子。从史料来看，给李定等人吃定心丸的人是宰相王珪。王珪曾经在宋神宗面前用苏轼的诗句“根至九泉无曲处，岁寒唯有蛰龙知。”做文章，说苏轼有不臣之心。这个说法遭到了章惇严厉的批驳，宋神宗也认可了章惇的说法，最后王珪不得已将这种说法推到舒亶身上。王珪是宋神宗的心腹，他从不在新旧两党之间站队，此时却表露出这种极端思想，显然不是无的放矢的。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看，他如此极端地挑拨乌台诗案，显然是代替宋神宗发话的。
可以说宋神宗和王珪就是在试探两党对于此案的反应，为调整朝廷布局作准备，也是为了扫清元丰改制的障碍。李定和舒亶等人看似听话，而且能够无耻地搞文字狱，但这不是宋神宗所需要的。元丰改制是宋朝最大规模的官制改革，不是拿来做斗争的场所。如果都是由急功近利的新党官员掌控，必然会出现旧党被极度打压，新党一家独大的场面，这对于宋朝不是好事。章惇在乌台诗案上表面出公允的态度，甚至不顾政见冲突而营救苏轼，反而得到了宋神宗的认可。宋神宗正是需要这种能够顾全大局的官员，来帮助他完成改制。
章惇在乌台诗案上营救苏轼的选择无疑是最正确的，这也成为他积累政治资本最好的操作。他不但得到了旧党的人情，新党温和派的靠拢，和得到宋神宗的认可。所以在乌台诗案的第二年，章惇便顺利地进入政事堂做参知政事，开始了执政的历程。而这些政治资本也为章惇后来拜相奠定了基础，是他未来能够成为宋朝最强宰相之一重要资源。从这些方面看，章惇对于政治形势的判断是非常独到的，也表现出他高明的政治眼光。反而是积极搞党争，为了斗争而斗争的李定等人，得罪了天下人，还落不了好，留下个奸臣酷吏的名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