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时期的军事成就除了前文所讲的熙河开边之外，宋越熙宁战争也是很有代表性的事情。在这次战争中，宋朝军队南下击败了入侵广西各地的越南军队，并且一直打到了越南境内，歼灭了越南李朝的有生力量，迫使交趾王李乾德割地求和。这场战争是宋神宗时期非常重要的政绩之一，也奠定了宋朝南方边境长期和平的基础。在这场战争中，也充满了很多矛盾冲突的地方，受到了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政治环境的影响。比如对于主持这场战争的宋朝主帅的安排，征讨越南的正副使赵卨和李宪之间，便产生了激烈的冲突。
宋越熙宁战争发生在宋神宗熙宁末年，是一场发生在宋朝和越南李朝之间的战争。越南在五代十国时期本是南汉的领土，后来越南本地的贵族吴权趁着南汉内部腐败的机会发动叛乱，在交州自立为节度使。南汉高祖刘䶮派儿子刘洪操出兵平乱，结果却因战事失败了阵亡。刘䶮没有办法，只能放弃交州，让吴权割据自立。吴权死后，交州内部发生叛乱，丁部领与其子丁琏在欢州起兵平定了判断，自立为王，号“万胜王”。后来丁部领又将自己升级为“大胜明皇帝”，仿照中国制度建立了宫殿和朝廷，建国号为“大瞿越”，中国称之为丁朝。
宋太祖赵匡胤灭了南汉后，丁部领派使者向宋朝上贡，成为了宋朝的藩属国。当时宋越两国采取的是睦邻友好的政策，丁部领还被赵匡胤封为检校太尉和越南郡王。后来因为丁朝陷入了皇位之争，掌握兵权的“十道将军”黎桓篡夺了皇位，建立了黎朝。因为黎朝并非得到宋朝的册封立国，所以不被宋朝承认，宋越之间开始了频繁的军事冲突。在宋太宗赵光义和宋真宗赵恒时期，双方都发生过小规模战争。等到黎朝的左亲卫殿前指挥使李公蕴篡位立国后，宋越两国的争端越来越大，李朝军队加大了北上侵入宋朝的频率和程度。
到了李朝仁宗李乾德即位后，越南方面与宋朝广西延疆个州县的冲突加剧，越南军队多次劫掠边境地带。当时宋朝是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掌权，对于越南的入侵和挑衅采取了强硬的态度。王安石任命沈起桂州知州，加大了边境的防御和准备工作。刘彝接替沈起时备战强度更大，不但切断了与越南的贸易，而且积极招募军队和训练士卒。在此这情况下，越南掌权的检校太尉李常杰提议先发制人攻打宋朝，于是李朝出兵二十万，水陆并进入侵宋朝的广西地界。宋朝仓促应战，钦州、廉州和邕州先后被攻破，邕州知府苏缄和通判唐子正战死殉国。
这个消息传到东京汴梁城后造成了朝野震动，宋朝开始谋划反击李朝，并夺回失去的广西领土。宋神宗一面按照老臣张方平的建议，派遣使者出使越南周围的占城和真腊两国，采取联合攻打越南的计划。另一方面朝廷组建了安南道行营马步军都总管本道经略招讨司，下发了《讨越南敕谕》，组织军队发起反击。在这个经略招讨司中，本来宋神宗是任命赵卨和宦官李宪担任正、副使，燕达充副都总管，由他们负责招募组建军队南下广西。可这大军却迟迟没有行动，并且在大军中传出了正副招讨使不合的声音。
讨伐越南的军队迟迟不能成行，临战之前将帅不和，这对于宋朝来说是非常危险的。广西已经有三个州被越南攻破，而且越南攻入了桂州，再要继续下去，半个广西就没了。在这种关键时刻，宋神宗不得不亲自出面处理南征军将帅不和的问题。这个将帅不和实际上就是安南经略招讨使得正副职不和，矛盾产生在正使赵卨和副使李宪之间。仔细分析这事情发生的原因，其实根源还是在于王安石熙宁变法引起的变法派和保守派的争端中。赵卨和李宪分配代表了两个派系的利益，这才造成了军队内部的矛盾冲突。
事情发生之初，是正使赵卨提出“朝廷设置招讨使，军事应当一致，节度号令应以一人为主。”这个话说起来看似正确，却存在一个毛病，便是不符合宋朝的军事制度。宋朝的军事制度中继承了以太监为监军的唐朝军事制度，所以正是出兵的战事中，皇帝都会派太监出任副使，以监督军事主官。按道理这样的管理应该顺利执行，但赵卨却提出了异议。他认为李宪出任副使，会掣肘他的军权，不利于战事的展开。他请求让郭逵出任正使，他自己转任副使，重新组建大军南下平定越南入侵广西的乱局。
赵卨这个建议也是有理由的，宋朝的副使也不都是太监，也有文官出任的。赵卨自己是文官进士出身，他出任副使，让名将郭逵出任正使，也是符合宋朝制度的。这个事情传被李宪听说后，李宪非常的不满，他向宋神宗说赵卨昏庸无能，不宜出任安南招讨使得正使。宋神宗经过考虑后，玩了个和稀泥的招数。他听从赵卨的建议，让郭逵出任正使，赵卨担任副使。然后他又给李宪提了一级，让李宪节制秦凤路、熙河路等西北各路边军，全权主持西北方向对西夏的战事。如此一来，支援广西方面的军队终于能够出发，李宪也没有被亏待。
这个事情虽然让宋神宗平息了，去广西的大军也顺利出发，最后还大破越南的军队，夺回了领土，逼迫对方皇帝割地求和，但却也暴露出了宋朝在熙河开边之后形成的，军队内部激烈的矛盾斗争。很多历史著作上谈到这个事情，认为赵卨和李宪的争端，是源于李宪生性残忍、贪功饰过的毛病。它们把赵卨作为正面的形象进行评价，而李宪身为宦官就成了向皇帝进谗言的小人。其实这种说法完全是主观臆测的，这两人的矛盾和斗争并不取决于两人的个人行为，而是当时朝廷中变法派和保守派官员政治斗争的延续。
从各方面史料来分析，赵卨和李宪的根本矛盾，还是在熙河开边的战争中开始的，也是从这里延续到宋越熙宁战争中的。熙河开边是宋神宗时期军事上的最大功绩，拓边两千余里，收复熙河六州，这是自宋太宗赵光义平定北汉之后的最大战绩。这个战争的主持统帅是名将王韶，而李宪确是最重要的副手，还承担着监军的作用。由于熙河开边的成功，王韶成为枢密副使进入了枢密院，而李宪也步步高升，成为主持西北战局的数位统帅之一。这本来对于宋朝是大好事，但对于宋朝西北部传统的将门世家势力而言，却是极大的损害。
前文讲过，在王韶提出熙河开边的计划时，就受到了以枢密使文彦博为代表的军队方面的强烈抵制。而在熙河开边执行过程中，主持西北军务的将门世家也没少给王韶拖后腿。从利益观来看，王韶的熙河开边对宋朝的有利，却是对将门世家的大害。而和将门世家有着密切利益关联的北方文官集团和士大夫家族，也会在这些军事行动中遭受巨大的损失。这一方面是，熙河开边所用的军队和后勤补给来自于西北各州，这些地方都是保守派势力盘踞的。朝廷让他们出钱出力完成熙河开边的计划，但最终得益的却是朝廷，他们自然不乐意了。
熙河六州原本是西夏、吐蕃和西羌各部胡人盘踞的地方，幅员广阔但产出贫瘠，所以西北各州的士大夫家族都看不上。这些地方归于宋朝后，宋朝需要从西北各州抽调军队驻扎，提供补给和后勤物资，也要支持起贸易。这里面的利益都归属于王韶、李宪等在熙河开边中新崛起的将领或官员，与西北个州的将门世家和士大夫家族无关。因此从利益上看，西北各州是给熙河六州做嫁衣的，他们反对激烈也很正常。而代表西北各州的文武官员，都是保守派的官员，他们对于熙河开边这种变法派的政绩是非常嫉妒，甚至于达到了仇恨的地步。
站在党同伐异的角度，西北各州的官员给王韶、李宪等人下绊子已经是家常便饭。宋越熙宁战争正好在熙河开边结束后，对于这个战争，双方是持有不同的看法的。以王安石是为首的政事堂是比较强硬的态度，而保守派则希望利用这次战争挽回在熙河开边中丢掉的颜面。宋神宗让赵卨和李宪搭档，本意是两人都参与了熙河开边，可以互相协调取得战争的胜利。但赵卨作为保守派官员，对倾向于变法派的李宪很排斥，自然闹着更换副手。他推荐的郭逵也是西北各路统帅之一，而且是保守派最典型的将领，其目的非常明确。
宋神宗的处理看似和稀泥，其实是用了个借力打力的招数。他让郭逵和赵卨去执行对越南的战争，正好将西军反对激烈的保守派调离，减少变法派在西军中的阻力。然后让李宪去全面主持西军事务，节制西北各路统帅，让熙河开边的功绩和成果得到了最大的巩固。这也避免了在王韶主持西北军务期间出现过的，后勤不畅导致前后方矛盾重重的事情。而保守派的官员和将领也通过对越战争挽回自己的颜面和影响力，平衡了双方在军权上面的争夺。可是这么做却留下了一个问题，为后来宋夏战争的失败埋下隐患。
由于保守派的官员没有完全从西军中剥离，反而利用宋越熙宁战争重新站稳了脚跟，这对李宪等人统帅西军各部非常不利。西军各部原本就在保守派的文武官员的控制之下，只是在熙河开边中有所削弱。保守派的文武官员重新站稳脚跟后，必然会排斥熙河开边中崛起的官员，双方有所冲突。一旦对西夏的战争爆发，这样的不团结的军队出战，会出现互相扯皮和争功的现象，甚至有可能不听调遣，互相勾心斗角。这样的军队去攻打西夏，就算兵力再多，优势再大，其结果都是很难控制的，而且容易出现因内部争端了突然崩盘的现象。
事实上宋神宗是忽略了这个问题，在西北布局的调整上没有做任何防范。对付越南这样的小国，这种矛盾冲突的军队还勉强能应付。而且赵卨和郭逵率领军队南下攻打越南，由于不在自己的地盘上，各种方面受到朝廷的制约，军队作战不敢任性而为。但面对西北强大的西夏时，这样的军队构成就非常危险了。而且一切都是从西军自己的地盘出发，这使朝廷很难制约他们。宋神宗只顾政治上的平衡，暂时解决了赵卨和李宪之间的矛盾，却在西北战线上留下了漏洞。他想靠着李宪一人制约整个西军系统，完全是巨大的决策失误，也注定了未来攻打西夏的战胜必然处于失败的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