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即位后任命王安石为宰相主持变法，遭到了朝野上下保守派文官集团的重重阻挠，使变法进程推进得非常困难。尽管如此，朝廷中还是有少部分老臣是支持王安石的，其中宰相曾公亮便是典型的代表。可让人遗憾的是，曾公亮对王安石的支持并没有坚持到最后。他后来以年迈为由请求此处宰相之位，退出了朝廷中新旧两党内斗的漩涡，算是在这次政治斗争中全身而退。因此很多读史书的人提出疑问，为什么曾公亮没有支持王安石到底呢？两人之间是不是发生了什么冲突？本章就这个疑问，做一些简单的剖析。
曾公亮是妥妥的三朝老臣，他从宋仁宗时代便已经是朝廷的宰相了。他出身与官宦世家，父亲曾会是刑部郎中。年轻的时候曾公亮奉父命进京祝贺宋仁宗登基，宋仁宗很看好他，要任命他为大理评事。曾公亮不愿意做幸进的官员，坚持要考科举，于是推辞了这个官职。天圣二年的时候曾公亮进士及第，被任命为越州会稽知县，由此开始的官场生涯。曾公亮当过很多官职，颇受宋仁宗的宠信，在出任天章阁待制时便被赐予了金紫衣。这种赐予是越级的操作，曾公亮想要推辞，但宋仁宗却坚持当面赐予。
因为得到宋仁宗的宠信，曾公亮的官路非常顺利，先后出任了翰林学士、知开封府，后来又升任给事中、参知政事，正式成为政事堂宰相中的一员。嘉祐六年的时候，曾公亮与韩琦一同拜相，主持朝中政务，达到了文官地位的顶点。但是正式文官集团把持朝政的年代，韩琦得到文官集团的支持，成为朝廷中最有权势的宰相。但因为曾公亮身后有宋仁宗支持，所以韩琦事事都需要与曾公亮商量。可以说在韩琦执政宋朝十多年的时间里，曾公亮都是作为皇帝的代表在政事堂中掣肘其权势的存在，在官场的地位非常超然。
但曾公亮也不会和韩琦、欧阳修等文官集团的宰相争权，身为宰相显得庸庸碌碌，并没有什么出色的政绩。在政治斗争激烈的宋英宗时期，不论是曹太后垂帘听政，还是宋英宗的濮议之争，曾公亮都不轻易表明态度，反而是退避三舍，选择明哲保身。宋神宗即位初期延续了宋英宗时代的宰相配置，曾公亮继续在韩琦主导的政事堂里混入子。韩琦因押班事件被迫辞相后，宋神宗改组政事堂，准备为变法图强成立新的宰相班子。在这个时候曾公亮向宋神宗推举了王安石，为王安石进京出任参知政事打通了道路。
其实在韩琦辞相后最初的一段日子里，宋神宗并没有打算以王安石为主推行新政变法，而是找到了庆历新政时的老臣富弼。然而此时的富弼拒绝了宋神宗变法的想法，同时欧阳修、文彦博等老臣也反对变法，这让宋神宗很是沮丧。在这个情况下宋神宗向曾公亮问计，曾公亮这才推荐了王安石。
一开始宋神宗组建的变法班子是以老带新，他认为富弼等人有庆历新政的经验，能够帮他完成富国强兵的梦想。所以第一个变法班子是由富弼、曾公亮出任宰相，王安石、唐介、赵抃出任参知政事的组合，然而这个组合却没有坚持几天，便在各种政见冲突之下分崩离析了。
这个班子中除了王安石和曾公亮是支持变法的，其他三位都反对变法。唐介、赵抃本就是保守派，他们反对变法可以理解。但富弼反对变法，这就让宋神宗有些坐蜡了。实际上从后面的变法进程来看，不只富弼，就连欧阳修、韩琦等庆历新政的领袖人物都在反对变法。宋神宗本以为他们会支持变法，结果却事与愿违。很多人对此感到不解，因为富弼等人对变法的态度变化太大了。宋仁宗时代变法的领头人物，怎么会几十年后成了变法最顽固的阻碍者？实际上其中的理由很简单，当人从中下层进入既得利益集团后，利益的指向性不通了。
从宋神宗和曾公亮的谈话，以及其他史料可以发现富弼等人对变法态度的变化原因。宋仁宗庆历年间，当时的富弼和韩琦正是刚刚进入中枢的新贵，想着大显身手做出一番政绩。当时的欧阳修刚刚成为天下文宗，也想在天下人面前做出表率。所以他们纷纷支持范仲淹的新政，成为庆历新政的领导人之一，想要借着新政在朝廷中稳固和加强自己的政治地位。可到了宋神宗即位后，这些人不但年老了，而且也是功成名就了，对名利追求就更现实的。他们已经从新进的官僚，成为了既得利益集团的核心人物。
韩琦出身于相州韩家，其家世虽然是地方时的豪族，在东京汴梁其实排不上号。但到了韩琦辞相回相州的时候，相州韩家已经能够与灵寿韩家相提并论，是宋朝有名的官宦大族了。富弼刚当官时还是身家清白的青年官员，但是到了宋神宗时代，在朝廷中早已成为各种利益链的核心。他的女婿冯京，先后出任御史中丞和枢密副使，这可是位比副宰相的要职。因为这样的形势变化，使得这些庆历时代新政的领导者，成为了既得利益集团的核心，他们自然不愿意变法。因为一旦变法，将会侵犯到他们的既得利益。
于是宋神宗在曾公亮的劝说下再度改组了宰相班子，允许了富弼的辞呈，让王安石推荐的枢密使陈升之出任宰相。然后王安石和陈升之共同执掌制置三司条例司，轰轰烈烈的熙宁变法便由此开始了。因此在王安石从地方官员，走到中枢变法宰相的过程中，曾公亮可以说是居功至伟的。如果没有这个三朝老臣的支持，就算王安石的声望再高，能力再强，又被宋神宗寄予厚望，他都难以一年之内走到政事堂中枢的位置上去。可在两年后，王安石推行新法遭遇朝野攻讦之时，曾公亮却以年迈为由辞去宰相之位，这似乎就有点落井下石的意思了。
对于曾公亮突然辞相，让王安石孤军奋战的的原因，很多人是认为他承受不了来自于保守势力的政治压力。这种说法似乎有些道理，因为之前的宰相陈升之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故意在制置三司条例司上与王安石闹矛盾，然后找理由辞去了宰相，回避朝野的斗争。可这里面有个疑点，曾公亮与陈升之不同。陈升之是王安石推荐的，而曾公亮却是主动推荐王安石的。以曾公亮三朝老臣的身份，在推荐王安石之前便已经预测到了朝中对新法的阻力，否则他也不会向宋神宗推荐王安石。既然当初已经有了预判，那他为什么又会临阵脱逃呢？
如果曾公亮是反对变法的，他完全可以和富弼那样提前辞职，没有必要推荐王安石。如果他是被压力压走的，他完全可以临阵倒戈加入到保守派当中去，或者当木雕菩萨，不发一言。实际上这种事情他是经常干的，在宋仁宗晚年的时候，面对韩琦强势掌控的政事堂，他就是如此操作的。后来在宋英宗年间，面对韩琦发起的种种政治斗争，他也都超然于各种政治斗争之外。以他三朝老臣的身份和资历，只要他不开口，别人是很难把他拉下马的。可曾公亮主动选择了自请辞相的操作，就显得有些过犹不及了。
要说曾公亮与王安石有什么矛盾，实际上史书中也没有明显的记录。很多文人笔记中的说法很笼统，也都是不尽不实的。实际上在整个王安石变法的初期，曾公亮除了推荐作用，对于政策没有发表任何言论。他对待王安石就像以前对待韩琦一样，继续当木雕菩萨。在这种状态下，其实是没必要选择辞相的。而且当时变法的政治压力也没有对准曾公亮，都是由王安石和宋神宗来承受的。出于这些疑点的分析研判，可以认为曾公亮辞官与王安石变法关系不大。而他后来又被朝廷起复，出判永兴军，这说明他不是真正因为年迈而辞相。
实际上从曾公亮的行为分析，他对于王安石变法是不支持也不反对的，主要是顺着皇帝的意思走。他为官一生都是这个观念，从宋仁宗到宋英宗，再到宋神宗，都是如此的。所以曾公亮推荐王安石未必就是自己的本意，而是揣摩皇帝的心思，并结合政治形势的选择。这种政治思路在中下层官僚中很普遍，曾公亮有这种想法很正常。如果是这样，他在王安石最艰难的时候辞去相位，那就不是反对新法，而是出于其他的政治考虑。从这个思路出发分析，可以发现曾公亮推荐王安石和辞相，都有着另外一个层次的原因。
王安石变法过程中，司马光和宋神宗有过一段对话。在这段对话中司马光表示反对变法，而且品评了变法派和保守派的官员。他对当时的政事堂评价很有意思，““闽人狡险，楚人轻易。今二相皆闽人，二参政皆楚人，必将援引乡党之士，天下风俗，何由得更惇厚！”司马光没直接说反对变法，而是说政事堂里面宰相出身不好。这个出身来自于籍贯，也就是“闽人”和“楚人”。当时的两个宰相是曾公亮和陈升之，他们都是福建人。王安石是江西人，但长期在江宁生活，这里都曾被古代楚国统治，说是“楚人”也可以。
司马光在对话中大肆贬低所谓的“闽人”和“楚人”，却对韩琦、富弼等出身北方的老臣大肆吹嘘，其目的何在？结合他在后面大肆贬低吕惠卿的话，而吕惠卿正好也是“闽人”，这种说法就很像宋真宗时期和宋仁宗初年的南北党争的论调了。这种论调在宋仁宗之前非常流行，这是从宋太祖赵匡胤就开始有的政治风气。到了宋仁宗末年这种风气似乎不太盛行了，但并不是完全消失。司马光突然玩起了南北党争的老把戏，这既是在带节奏，也是在警告皇帝。因为不论熙宁变法，还是庆历新政，都是南方的官员率先提出的。
司马光作为宋仁宗中后期的官员都还有这种保守思想，曾公亮作为宋仁宗早期的官员更不可避免地有这种想法。从曾公亮推荐的变法官员来看，大量的都是南方官员，这显然不是巧合。结合曾公亮推荐王安石时，正好是宋神宗与富弼等人不欢而散，富弼闹着辞相的时刻，可见他的目的是非常明显了。他这是借着宋神宗想要变法的思路，推荐南方官员进入朝廷，以此来争夺南北官员的话语权。只要朝中南方官员多了，尤其是政事堂被南方官员所把持，以后变法的整个走向，都会有利于南方的士大夫阶层。
站在南北党争的角度，曾公亮的这一操作，显然是有利于南方人的，也是有悖于北宋朝廷长期被北方官员霸占的传统。从这一点出发看，曾公亮的辞官也许就是为了给南方官员腾地方。因为当时的曾公亮已经年纪超过七十岁了。他占据政事堂的相位，既不能公开支持王安石，又阻碍了南方官员入阁，对未来是很不利的。而王安石提拔的变法官员中，吕惠卿、曾布等人都是南方官员。曾公亮的离开，对这些官员进入政事堂是很有利的。尤其是吕惠卿对推行变法非常激进，他是王安石的左膀右臂，在变法派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综上所述，对于王安石变法是否成功，曾公亮其实并不在意，他在意的是南方官员能否借着这个机会掀翻北方官员对朝廷的统治。他推荐王安石、陈升之等进入政事堂当宰相，在年老后辞去宰相之位，都是为了南方官员能够执掌朝政。可以说他是个非常老派的官僚，对于国家利益没什么考量，更多的是考量自己的派系利益。他是从南北党争中走出来的，与司马光一样很看重这种派系之争。在北方派成为保守势力核心的时候，并排斥宋神宗变法思想的时候。曾公亮则认为这是南方派崛起的机会，所以才借着变法的东风，举荐了王安石和陈升之。而这种基于派系利益的举荐，也成为了后来新旧党争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