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盛世是唐朝的巅峰时代，也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最为繁荣的时期。治理这个时期的帝王将相都名垂青史，其中唐玄宗李隆基的宰相姚崇、宋璟便被认为是成就开元盛世的最大功臣。因此姚崇和宋璟也被并列入唐朝四大名相之中，与唐太宗年间的房玄龄和杜如晦并称。可是与几乎贯穿整个开元年间的宋璟相比，姚崇在朝廷为相的时间却非常短暂。从先天政变结束，李隆基召姚崇入朝为相开始，到姚崇罢相，推荐宋璟接替，这期间只有四年左右的执政时期。那么问题来了，姚崇被评价为开元盛世的大功臣，为什么只当了四年宰相呢？
从执政时间的长短看，姚崇的确比不上与他齐名的宋璟。宋璟在开元年间当了近二十年宰相，几乎贯穿整个开元时代，对唐朝的兴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姚崇虽然名气很大，但在执政时间的长短和政绩来看，是远不如宋璟的。仅仅四年的宰相任期，也不足以让姚崇做出太多的政绩，所以我们在史书上看到姚崇最为著名的政绩便是开元四年抗蝗灾的事情。如果只是从这件事情上看，姚崇的功绩远远不如宋璟，也没有办法和宋璟并称。可是史书上向来把两人并列对比，被认为是唐朝名臣的典范，这就让人感到疑惑了。
以常理而论，姚崇和宋璟并列，其能力是丝毫不差的。在他执政的四年期间，也体现出他在政治上有着极高的素养，对于这样的大臣继续执政下去才是唐玄宗李隆基的最佳选择。可是李隆基并没有让姚崇继续当宰相，他虽然给姚崇加封了太子少保的高官，却将其罢相，改任宋璟为宰相。从史书的记载来看，姚崇被罢相的原因似乎是受到了李隆基的猜忌，自己也因为儿子和部下受贿罪名被牵连，所以被迫辞去宰相的职位。可这种说法有个漏洞，姚崇被罢相后地位不减反增，他推荐的宋璟出任宰相近二十年，这与李隆基猜忌姚崇的说法不符。
如果说姚崇被自己的儿子和部下的索贿案牵连，实际上这也是说不通的。姚崇在唐朝是以清廉著名，他在京城长安连房子都没有，长期借住在罔极寺中。后来由于疟疾卧床不起，李隆基才下令强迫他搬入接待外国使臣的四方馆居住。可以说在当宰相期间，姚崇是非常清贫的，这在当时是不可想象的。
作为一国之宰相，而且是唐朝这种世界帝国，还在国际大都市的长安，姚崇清贫的生活状态完全与他的身份不符。姚崇的儿子姚彝、姚异的确因索贿遭到非议，他的部下赵诲也因索贿流放岭南，但这些案子与姚崇并无直接联系。李隆基虽然对此并不高兴，但也没追究姚崇过失，事后反而多加赏赐和安慰。
因此从实际情况看，李隆基因猜忌而将姚崇罢相的说法是没有任何依据的。姚崇也没有受到儿子和部下索贿案的影响，更不可能因此而罢相。但这些事情之后，姚崇的确多次辞职相位，并推荐广州都督宋璟接替。李隆基在多次挽留未果时，才同意召宋璟进京，替换姚崇的官职。然而姚崇在罢相后并没有更多地被追究，甚至加官进爵到太子少保，并被要求五日一次参加朝会，给李隆基做高级顾问。由此可见，李隆基并没有怪罪姚崇，而是对他依旧荣宠有加。这说明姚崇被罢相并不是获罪或被猜忌，而是一种政治上的选择。
从姚崇被罢相的过程看，虽然有着很多外部因素的干扰，但最终使姚崇主动提出辞去相位的。李隆基在这个过程中还做了多次挽留，最终不得已才召宋璟到长安。从这个过程看，姚崇对自己的宰相被接替是提前安排好的，甚至于宋璟在罢相之前就有交流。这个行为说明姚崇对宰相的安排是分计划和步骤进行的，并不是朝中权力斗争所推动的。也就是说罢相是姚崇主观意愿的结果，而非迫不得已，更不是李隆基的猜忌和降罪。因此分析姚崇被罢相的原因，要从当时唐朝的政治格局和开元年间的实际情况出发。
分析姚崇在开元年间执政的情况，可以发现他对开元盛世起到了奠基人的作用。他向李隆基递交了著名的“十事要说”，其中包括“为政先仁义”、“不求边功”、“中官不预公事”、“国亲不任台省官”、“行法治”、“租庸赋税之外杜塞贡献”、“寺庙宫殿止绝建造”、“礼接大臣”等，而这些也成为李隆基在开元年间的执政纲领。即便他卸任宰相，新上台的宋璟也是延续这个纲领，让唐朝得以复兴，创造了开元盛世的巅峰。这可以说是唐朝在开元时期的发展规划纲要，也是开元盛世的基础，所以姚崇才名垂青史，成为一代名相。
然而在执行这些计划时，姚崇却遇到了很大阻碍，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整顿吏治一项。由于武则天中晚期到唐睿宗时代充满了政治斗争，所以朝政混乱，朝中弊政丛生，给唐朝的发展到带来很大的隐患。姚崇执政期间，除了后期主要的对抗蝗灾的工作，大部分是在整顿吏治。从他的政治理念看，吏治是治国的基础，没有好的吏治环境，“十事要说”的发展规划则无从谈起，更不会创造开元盛世的伟业。而李隆基在数十年的皇帝生涯中能完全的主导朝政，像唐太宗那样乾纲独断，这也与前期姚崇整顿吏治的操作密不可分。
姚崇上任后整顿吏治，很多拥立李隆基的功臣都被贬官罢职，甚至外放能给出京。这里面有的是姚崇的政敌，也有姚崇的好友，所以引起了不少非议。比如姚崇一上台就拿下了他的政治张说，让李隆基把张说贬到相州，充任河北道按察使，不久又贬为岳州刺史。从史料记载来看，姚崇有严重的挟私报复的嫌疑。
因为在姚崇出任宰相前，张说指使御史大夫赵彦昭弹劾姚崇，失败后又让殿中监姜皎提议任命姚崇为河东总管。张说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已经是中书令，算是宰相中的一员。他的这些操作都是为了争夺宰相权位，阻止李隆基把姚崇调入朝廷为相，是典型的因私废公。
李隆基坚持拜姚崇为宰相后，张说的权势被削弱，惧怕被姚崇报复，于是暗中与岐王李范来往，希望保住权势。这事被姚崇知道后告发，李隆基便将其贬官外放，至相州出任河北道按察使。从私人层面上看，姚崇这个做法的确是有着挟私报复的味道。但从吏治的角度出发，张说这样的官员的确不适合呆在中枢，否则姚崇的治国策略将难以发挥。而且张说与李范暗中来往，已经触犯了“十事要说”中关于禁止皇族和外戚干预朝政的条款。因此姚崇推动李隆基贬责张说，并不是单纯的私人矛盾，也是整顿朝廷吏治必须的操作。
实际上姚崇提出的“十事要说”就是总结古代历朝历代的治国经验，针对武则天事后的弊政而精心设计的。武则天时候出现了不少任人唯亲的现象，皇族、外戚、门阀、功臣、宠臣等轮番掌权，武则天以皇帝身份从中平衡，使她能够完全的主导朝政。但这些手段多阴谋诡计，搞得朝廷乌烟瘴气，各种亲眷官、斜封官等遍布朝堂，使得后来朝野动荡不堪。姚崇整顿吏治的目的就是改掉这种政治风气，所以才对很多拥立李隆基的功臣下手。因为这些功臣虽然在唐隆政变和先天政变中支持的李隆基，但能力和品德不足以让他们出任朝廷高官。
在朝廷的吏治上，唯才是举和维德是举是两条重要的标准，酬功和维亲则是出于次要地位的，这是维护国家政权作为公器地位的保证。由于武则天晚期用人本末倒置，才使得唐朝经历了长时间的政治动荡。因此，尽管很多官员在李隆基上位过程中出力很大，甚至有不少都是皇族或外戚，但姚崇也要求李隆基将他们的权力收回。这种操作加强了中央集权，提高了朝廷的权威，也稳固了李隆基的皇位。但是对于整顿吏治的姚崇而言，他却成为朝廷公敌，得罪了不少人，也使得他的行政措施遭到很大的阻碍。
比如在治理蝗灾期间，很多朝廷和地方官员明知治理蝗灾的重要性，却公开地跟姚崇唱反调，让朝廷下达的诏令无法执行。这种事情居然需要李隆基亲自出面力推，才迫使地方官员照着朝廷诏令执行。这样的情况如果用在其他的朝廷诏令上，那开元盛世就只能是个永远实现不了的梦了。
而很多与官员与姚崇的对立，并不是出于为国分忧，也不是自己的政治利益被削减，只是个人的意气用事。所以姚崇当宰相，实际上是承担了整顿吏治而带来的仇恨，这是不利于长期治国的。只要姚崇不当宰相，政治上没有对立，那各地的官员也就没了同仇敌忾的目标。
从这个角度看，姚崇让宋璟接替自己，既让国家发展的计划顺利实行，又减轻了地方和官员对抗的压力，一举两得。可以说姚崇的罢相，缓和了朝廷和地方因整顿吏治带来的矛盾，也减轻了李隆基在政治上的压力，让既定的国策得以实行。而儿子受贿和部下索贿的事情，只是姚崇辞职罢相的理由而已，他不能让李隆基去背这个黑锅。可以说姚崇是用自己的政治前途，换取了唐朝的发展和兴盛，所以他罢相之后仍旧受到李隆基的信重。以姚崇当时的年龄和地位看，宰相已经是顶天了，所以用罢相来换取开元盛世，是非常值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