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作为宋朝最为著名的变法家，在主持熙宁变法的过程中受到了保守派旧党的普遍反对，甚至很多与他亲密的人都站在了反对者的一边。这其中有他的朋友韩维、吕公著等人，也有他的学生郑侠。最让人感到意外的是，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也站在了对立面，与旧党的官员密切来往，支持他们废除新法的意见。为此兄弟俩的关系非常不好，一言不合就互相硬怼，让人感到不可思议。于是很多人不能理解，王安国是王安石的亲弟弟，为什么也不支持变法呢？本章就这个问题进行简要剖析，看看其中的原因。
王安国远没有王安石有名，但也是临川王家一门八进士的一员，在当时的宋朝文坛也是名声赫赫的人物。这一方面是因为王安石的声名鹊起让他的家族受到文坛的广泛关注，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王安国自小有神童的美誉，其文章受到很多文坛名人的推崇。但与仕途顺利的王安石不同，王安国的仕途非常坎坷。前半辈子都在为考科举而忙碌，参加了不少的考试，甚至在茂才考试中名列第一，但都没有得中进士。直到宋神宗即位后，王安国才在三司使韩绛的推荐下参加了宋神宗特批的考试，然后被赐予进士及第，任西京国子监教授，教授西京国子。
此时王安国已经四十一岁了，人生最美好的年华都已经老去了。王安国为官不久，他的哥哥王安石就正式拜相，拉开了熙宁变法的序幕。王安石在变法中得罪了不少人，朝野之间遍布政敌，一时间受到千夫所指。王安国也站在了王安石的对立面，对于王安石所推行的新法不以为然，甚至认为是害民之法。王安石多次给他解释和讲述，王安国都听不进去，反而认为王安石身边多是奸臣。他把王安石的行为归咎于受到奸臣吕惠卿、曾布等人的影响，让王安石远离这些小人。谈话中兄弟俩闹得非常不愉快，在变法方面更是针锋相对。
熙宁四年王安国任满回京述职，宋神宗问他对王安石变法的意见。王安国的回答一点都不客气，他说“恨之人不明，聚敛太急耳”。他的这个意见不但暴露了自己与王安石意见相左的态度，而且也让宋神宗很不高兴。于是宋神宗将他打发到崇文院校书，后改为著作佐郎秘阁校理，世称王校理。后来王安石的学生郑侠上书《流民图》迫使王安石罢相，王安国也被卷入了这次党争之中。他被吕惠卿认为是郑侠的同党，然后被削职后放归乡里。一年后王安国在老家因病去世，享年只有四十七岁，可以说是英年早逝。
对于王安国的历史评价，很多史书和文人笔记上都是以正面人物的形象存在的。他不但是王安石变法时的政治人物，也被认为是诗、词、文三类作品皆丰的文豪。在中国古代的文学史上，他与哥哥王安礼、侄子王雱并称为“临川三王”，名气非常的大。他的文学造诣受到宋朝文坛广泛好评，就连曾巩这样与王安石齐名的人物都对其非常称道。然而对于王安国在政治上出现反对兄长的倾向，史书中却没有更多的解释。从行为上他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但从情理上却是矛盾的，毕竟王安石作为他的哥哥，他反对变法似乎对自己没啥好处。
有人说王安国是忧国忧民的贤士，看到老百姓在王安石变法中受苦，所以才反对自己的兄长变法。这种说法看似合情合理，却有些空洞无物。实际上王安国除了为了反对而反对，并没有拿出真正反对的理由。他抨击吕惠卿等人为奸臣，实际上只是因为这些事变法派的官员，这是党同伐异的态度所决定的。
结合各方面的历史典籍来分析，抛开党同伐异的政治态度不说，从人生经历来看，王安国与王安石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一方面王安石的仕途过于顺利，而王安国却非常坎坷，这铸就兄弟俩对官场的态度截然不同。另一方面很多史料中提到的王安国的社交圈子，也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很多史料上说王安国从小就是神童，文章做得很好，但科举之路非常坎坷。他又不愿意依附于王安石的权势，所以一直都无法考中进士，直到被韩绛推荐去参加宋神宗的特殊考试。于是很多人认为王安国是非常清廉的，有着文人的清高。但从历史背景来分析，却发现这其中有着很大的误解。王安国不但不是清高的文人，实际上是依附于保守势力存在的官员。就连他能考中进士，也是依附于韩绛这位灵寿韩家出身的官宦家族的官员。可以说与靠能力上位的王安石不同，王安国是典型的靠关系上台的幸进的官员。
王安国早年无法参加科举，是因为出身造成的仕籍问题。后来又因为母亲去世守丧，所以错过了多次科举考试，到了中年还没有考中进士。他虽然在文坛上名声很响，但没有官职，却成为很大的遗憾。有人说他不愿依附于王安石的权势，实际上完全是给王安国脸上贴金。从时间来看，当时王安石因为宋仁宗不接受变法的建议，正在朝廷里面闹着辞官。后来借着母丧的机会离开京城，进入了半隐居的状态。此时的王安石远离朝廷，就连宋英宗多次召唤都拒绝复出。这种情况下王安石又怎么可能帮王安国求官，更何况王安石最厌恶幸进的官员。
正是因为王安石没在朝廷做官，王安国才求到了韩绛的门下。韩绛是灵寿韩家地位最显赫的官员，位列三司使，是朝廷宰相一级的人物。这个大家族与王安石的关系很好，王安石入京科举时便与之相交了。当时在北方大士绅官宦世家中有两韩之说，其一是韩琦代表的相州韩家，其二便是韩绛代表的灵寿韩家。因为王安石与韩绛兄弟的关系很好，而且是同年的进士，所以王家兄弟与韩家来往密切。韩绛在宋神宗的考试中推荐王安国参与，其实就是人情世故的原因，当然也考虑到王安国在这方面有着真才实学。
从考试的形式来看，王安国参与的也不是正规的科举，而是宋神宗开的特殊考试。从韩绛推荐的这个方向上看，王安国参加的应该是别头试。这是宋朝一种特殊的考试形式，其特殊之处在于是针对宦官子弟设定专属的录取名额。这种考试比普通的科举要简单，名额却比普通科举多，是官宦子弟做官的捷径。因为有了韩绛的推荐，王安国作为官宦子弟的身份才参与了这个考试，最终有了进士及第的身份。但这种考试历来被人诟病，先后受到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等人的反对。由于通过这种捷径做官的官宦子弟太多，所以废除的阻力极大。
由于上述原因，王安国的社交圈子与王安石大为不同。王安国周围都是各家的官宦子弟，尤其与韩家的几个兄弟走得很近。韩绛的弟弟韩维就是最为典型的旧党官员，一生都在为反对新法奔走。他多次炮轰新法，最终在朝廷里待不下去了，只能被贬谪到地方。王安国身边这样的官员非常多，他们大多是官宦子弟，又是旧法的既得利益者，自然反对新法。尤其是新法在科举和官员选拔方面的改革，堵死了很多官宦家族子弟幸进的门路，这可以说是得罪了整个士大夫阶层。作为既得利益者之一，王安国反对新法也是顺理成章的。
从司马光对王安石的评价中可见，他认为王安石“人言安石奸邪，则毁之太过，但不晓事又执拗耳。”从这个评价可知，王安石在士大夫阶层中是典型的固执和不通人情的代表。王安石虽然是士大夫阶层出身，但性子比较刚强，又是顽固不化的性格，与很多官员都走不到一起去。他做人不圆滑，不会人情世故，尽管文学和才华受到大家的认可，但却没有太多真心的朋友。当时王安石还有个外号叫“拗相公”，便说明了他的执政风格。在这样的风格下，王安国反对变法，自然在王安石面前讨不了什么好。
可以想象，当变法展开时触犯了很多官宦家族的利益。这些家族子弟肯定会在王安国身上想办法，王安国也会找王安石要人情。以王安石的性格，肯定不会给弟弟好脸色，两兄弟的关系只能越发的疏远。在王安石的学生郑侠上书弹劾吕惠卿前曾遇到王安国，王安国赞郑侠独立不惧，并随郑侠至其居所，欲借郑侠的奏草观之。虽然史书说因为郑侠没留下草稿而作罢，但也只是一面之词。王安国在事前见过郑侠，既没有告知王安石，而且还积极向郑侠靠拢，显然在政治态度上，他与王安石几乎处于决裂的状态。
综上所述，王安国与王安石的关系因为变法而疏远，甚至决裂，但根本原因还是在利益点的不同。王安石的性格执拗，坚持原则，这是他与别的士大夫官员截然不同之处。王安石将执政的公平正义放在第一位，自然会得罪既得利益集团的官僚。而王安国就是典型的士大夫官员，而且是传统旧法的既得利益者。他靠着社交圈子的官宦友人在朝廷中立足，互相之间的利益链盘根错节。如果新法得以长期实施，必然削弱这些利益链，也会打击到王安国在社交圈中的地位，这对王安国长期的政治发展非常不利。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也是作为宋朝士大夫阶层中的既得利益者之一，王安国反对王安石也就是情理之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