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末天下大乱，人口急剧减少，大量土地抛荒，于是明朝初年就有了大量的官田，即把土地授予已在从事耕作的农户，每年国家收取税粮。甚至还有一部分土地被当作永不纳税的私田赐给农民。明初天下初定，朱元璋赏赐勋臣、公侯、丞相大量庄田，多者有一百顷，宗室赐田更多，按照洪武间的定制，郡王诸子也有定额赐田：“郡王诸子年及十五，每位拨给赐田六十顷，以为永业，并除租税。诸子所生之子，唯世守永业。”，因为洪武年间宗室最多只到郡王这一代，所以定额赐田也只规定到郡王诸子为止。而赐给亲王的庄田可达一千顷之多。不过在明英宗之前庄田问题还不很突出，一来宗室人口还不多，二来总人口也不很多，土地资源较富裕，三来朱元璋大杀功臣，赐出的庄田又被没收为官田。明英宗之后问题开始严重起来了，甚至连宦官也开始接受赐田，庄田制度的弊病越来越明显。除去赐田外，诸王勋戚们还通过奏讨、侵夺和投充等形式，取得更多的官民田地，连有权势的太监也抢夺老百姓的产业，占为庄田。
后来，皇帝也把官田变为私产。天顺三年（1461年）司礼监曹吉祥和养子曹钦发动叛乱，被镇压下去后，没收了他的庄田，作为官田。宪宗即位就用这些土地建立皇庄。当时给事中齐庄就说：“天子以四海为家，何必置立庄田，与贫民较利?”朱见深对这种正确意见不予理睬。到弘治二年，根据户部尚书李敏所奏，京畿皇庄有五处，一万二千八百顷，贤明如孝宗也没有想去解决这问题。皇庄之制的极度膨胀是在正德年间（1506—1521），武宗朱厚照即位刚满月就在京畿增建了七处皇庄，后来更是各地建皇庄，总数达到三百多处，仅在京畿之内，其皇庄就占地37595顷。上行下效，诸王勋戚也乘机扩大自己的庄田，侵占了大量民田。因为土地资源的枯竭，犯罪而被没收的勋戚大臣的庄田有限，朱厚照即位以后，这一没收政策也被广泛运用于一般平民的土地。这种做法激化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事实上，人们完全可以用16世纪中原及南方富户的庄园堡垒来证明，皇帝正开始失去强夺乡绅土地的能力或愿望。
穆宗朱载垕的第四子朱翊镠是神宗朱翊钧的同母弟弟，四岁就被封为潞王，万历十七年（1589年）就藩河南卫辉。开始朱翊镠因为是皇帝的同母弟弟就住在北京的府邸，他的王店、王庄遍布畿内。就藩以后，统统还给官方，财迷的万历派了太监接管，于是就变成了皇店、皇庄。皇族不仅占有庄田，并且开始把手伸到商业领域。朱翊镠就藩，认为经济损失太大，要求当皇帝的哥哥弥补。先是要多给赡田（赡养家口的庄田），他看中了从前景王的庄田共计四万顷，反正这本来就是亲王的庄田，户部就同意了，皇帝当然批准。朱翊镠觉得还是亏了，再要求把国家专营的食盐分给他一些，由他自西淮、河东运盐行销取利。明朝的盐法是这样的：沿海产盐人家称为“灶户”，政府自灶户收买的盐称为官盐。招商运销有特定的地界和数目，这类商人称为“引商”，运销的地界称为“引界”。“引”有两种意思，可以解释为“运销官盐的许可证”，亦可以解释为“盐的重量计算单位”，一“引”为四百斤。
盐的收买方法是：各盐场定出每年生产的数目，由公家收买，称为“正盐”，支给工本。正盐每引四百斤，支给米一石。洪武十七年以后，改米给钞，两淮两浙每引两千五百文钱，其余各处两千。官盐的运销，招商承办，以引为单位，每引纳米若干，收米入仓后，发给盐引，注明数量、取盐地点、运销区域。贩卖完毕，五日内应将盐引缴销，以防一引两用。在正盐中又分“官盐”与“客盐”两种：运至官仓，以供政府正用的，称为官盐；由引商凭引支取，合法运销的，称为客盐。此外便都是私盐。客商贩盐，盐不离引；否则亦作私盐论，处罚甚重，贩卖者处绞刑，买私盐食用的，罪减一等，也要充军。明初定制，以盐课收入充当边境军饷及水旱饥馑救灾之用，因此潞王这一项请求数量虽然不多，但是对于国计民生和边防军饷的影响，后果极其严重。迫于太后和皇帝的压力，户部不得不同意。明史上还说对于潞王的要求‘无不应者’。（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