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别的朝代名将几乎完全出自于武人不同，明朝是文官带兵出名将的朝代。这个朝代出现了不少进士出身的文官投笔从戎，最终成为一代名将的故事。在笔者的文章中，以前提到过的王骥、于谦都是以文官带兵著称的历史名人，而本文要提到的王越却是另一个典型的文官代表。王越虽然是文官出身，却是成化年间的第一名将，与王骥、王守仁并称，是明朝仅有的三位以军功封爵的文官。他在西北边境带兵抵抗蒙古各部的南下入侵，立下了卓著的战功，成为明朝名将的典范。然而他在历史上的名声却备受争议，各种评价褒贬不一。
在对于王越的评价中最受争议的是，他虽然是文官出身，却在西北边境抗蒙的战争中立下大功后投靠了西厂提督汪直，成为了文官集团的叛徒，受到千夫所指。他的这一行为让他得到了一时的高官厚禄，却也让自己声名狼藉。尤其是在汪直倒台之后，王越成为文官集团报复打击的对象，差点被逼自杀。后世学者们评论王越的人生，都对他最终的结局感到唏嘘不已。他本是少有的文官名将，在明朝也是以文官封爵的三人之一，其军功应该得到高度认可。可就是因为卷入了汪直的案子，被认为是汪直的爪牙，最终一世英名尽丧。
谈到这段历史的时候，很多人对于王越的行为感到不解。他本已在西北抗蒙的战争中获得了少有的功勋，尤其是在红盐池之战中击败了北元蒙古满都鲁汗的主力军队，打得蒙古各部不敢再入河套劫掠，为河套三边换来了近二十年的安宁。这本是北京保卫战后对蒙古最大的胜利。以这样的军功在朝廷中入阁拜相是早晚的事情，为何会转而投靠文官集团的大敌汪直呢？而汪直带着西厂校尉大量的迫害朝廷官员，早已成了天下的罪人。王越投靠过去不但是与文官集团为敌，而且也是为虎作伥的行为，下场结局必然是身败名裂。
对于王越投靠汪直的原因，历史学者们有着各种不同说法。有的说是王越功利心比较重，想要快速得到荣华富贵，所以投靠汪直走了捷径。也有的说王越是文官带兵，必须要赋予充足的兵权。而汪直是明宪宗朱见深最为宠信的内官之一，不但提督西厂事务，而且还以御马监太监的身份监督各地的军务。有了汪直的支持，王越能够获得在军队指挥上更大的权力，建立不朽的功勋。实际上从历史的发展来看，上述说法不无道理。王越一生的成就，不论是官职地位和封赏，还是带兵打仗的各种功绩，都是与汪直密不可分的。
可这里面有个疑点，实际上王越在汪直崛起之前就显露出了名将的气质，甚至已经以战功被任命为首任三边总制，还被加封了太子少保。以他这样的地位和成就在当时明朝的军事体系中也是出类拔萃的，根本没有必要去投靠汪直。汪直虽然备受朱见深宠信，并赋予了他提督西厂的大权，但毕竟是宦官出身，为文官士大夫所不齿。王越是进士出身，靠着宦官上位对文官士大夫阶层来说是莫大的耻辱。他为了仕途和富贵投靠了宦官，这对他来说本身就是败坏名节的事情，因此很多后世的学者为他的行为感到遗憾。
其实从各种史料来分析，王越投靠汪直的原因，既不是为了荣华富贵，也不是为了军队权力，实际上是被迫自保的选择。在王越投靠汪直以前，他就在西北抗蒙的战争中立下了非常卓越的功勋。他本来是明代宗朱祁钰时代的进士，一开始走的是御史的路子，先后受到了左都御史寇深和内阁首府李贤的重用，受到明英宗朱祁镇的接见。朱祁镇很看重王越，将其晋升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之后派他巡抚大同。如果按照这个路子走，王越的结局本来应该是文官御史之首左都御史，运气好点也能入阁拜相。
但是到了成化初年的时候明朝边境形势突变，尤其是位于西北方的河套边境形势越发严峻。本来在蒙古大汗脱脱不花和瓦剌太师也先去世后，北元蒙古形势一落千丈，各部完全不敢南下入侵明朝。但到了成化初年，脱脱不花的弟弟满都鲁被推举为大汗，带领各部蒙古军队南下，不断侵蚀河套地区的土地。河套平原是西北的一块肥地，向来是明朝和西北各少数民族部落争夺的重点。北元蒙古衰败后，这里都由明朝控制，被分为延绥、宁夏、甘肃三个防区，每个防区设巡抚管理当地的军民事务，此所谓三边。
由于王越在跟随抚宁侯朱永征讨蒙古太师毛里孩的战争中表现出了卓越的军事能力，多次击败鞑靼等各部的蒙古军队，所以他被任命为宣府巡抚。鞑靼开始入侵河套地区后，延绥巡抚王锐向王越求援，于是王越出兵协防延绥。王越在战争中率领军队多次击败蒙古的鞑靼、阿罗出等军队，于是以战功被升为右都御史。然后为了评定河套的战争，王越被任命为总督军务，率军西征河套。但因为明朝在河套的军队少，后勤补给不利，王越多次出击都没能彻底将满都鲁汗的军队完全剿灭，因此王越以明军疲劳为由，请求休兵。
因兵部尚书白圭上书请求大举“搜套”，朝廷便派武靖侯赵辅为平虏将军，敕陕西、宁夏、延绥三镇兵皆受节制，王越总督军务，进行搜套作战。这次作战明军被扩充到了八万人，但在兵力使用上依然不足，所以王越和赵辅上书请求调遣至少精兵十五万。这次上书受到了朝廷科道官员的弹劾，赵辅被召回，宁晋伯刘聚代任，王越继续总督三边军务。后来王越和刘聚在温天岭击败鞑靼军，在红盐池之战中将北元蒙古满都鲁汗的大本营一锅端，迫使蒙古大军退出河套地区，为明朝西北边境换来了近二十年的安全。
立下如此大的功劳，朝廷方面也对王越进行论功行赏。他先被晋升为左都御史，然后又被任命为设在固原的三边总制，提督控制延绥、宁夏、甘肃三边的军政事务，还被加封为太子少保。但很快王越就遭到了纪功郎中张谨、兵科给事中郭镗等弹劾，罪名是滥杀冒功和妄奏。因此这次战功给王越的实质性封赏非常有限，而且没有将他调回朝廷。从官职上看，别说内阁大臣了，就连兵部尚书的头衔都没得到，这让王越很不满。这对于王越来说不是第一次，他在多年的战争中功劳不小，厚功薄赏的事情不断出现，多次被朝廷打压排挤。
他作为外臣无力反抗，却又非常不甘心，于是选择了结交朱见深宠信的御马监太监汪直。汪直提督西厂后，王越很快就受到重用，不但成功的晋升为兵部尚书，而且继续提督对蒙作战的军务。此后因为有了汪直当后台，王越终于大显身手，先后在威宁海之战、黑石崖之战中击败蒙古军队主力，武勋进入了巅峰。在这些战争中王越表现出了一名卓越军事家的能力，几乎每战必胜，成为蒙古各部南下入侵明朝的最大绊脚石。直到汪直失势，王越被调离前线，蒙古军队才从明军的压迫中找到喘息之机。
从军事上看，王越无疑是当时最为卓越的明军统帅。他虽然不是武人出身，却表现出了极高的军事素养，成为蒙古铁骑的苦手。从政治上看，王越需要投靠汪直才能发挥自己在军事上的才能，的确是让人感到非常难受的。一个人才不能正确使用，明朝朝廷该负最大的责任。尤其是明知王越的军事能力卓越，朝廷方面还反复打压，各种排挤弹劾，这显然是有着非常严重的内部矛盾。这个矛盾的真实原因，就是王越不得不放弃文官集团一员的身份，折节与汪直结交，以谋求在朝廷中生存和发展的根源所在。
其实从很多史书中都可以看到，对于在三边作战，前线的统帅王越和朝廷的兵部尚书白圭等人是有着明显不同的看法。白圭多次上书提议“搜套”作战，都是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希望毕其功于一役，一次性解决蒙古入侵的问题。而王越作为前线统帅，却对这种战略表示反对。他的理由很现实，“今馈饷烦劳，公私困竭，重加科敛，内衅可虞。”，“但山、陕荒旱，刍粮缺供，边地早寒，冻馁相继。以时度之，攻取实难，请从防守之策。”与主攻的兵部尚书白圭不同，王越是坚决主守的，而且提出了一系列措施。
他在上书朝廷时说，“宜姑事退守，散遣士马，量留精锐，就粮鄜、延，沿边军民悉令内徙。其寇所出没之所，多置烽燧，凿堑筑墙，以为保障。”从这个记载来看，王越是想让明朝采取以守待攻的策略，以精锐即扰蒙古军后方，以关隘力保三边之地的百姓。他的策略不能被朝廷所接受，于是他在战争中采取了他所能认为合适的作战方式，而没有按照朝廷给予的方式作战。这种方式虽然打赢了，但让兵部和兵科的官员非常的不满。因为论功行赏是兵部和兵科的事情，所以这些官员在论功行赏上打压王越，甚至搞些莫须有的罪名弹劾。
在官职晋升方面，兵部尚书白圭多次打压王越的军功。王越上书到朝廷为自己分辨，却被白圭将奏章扣下。兵部尚书项忠因为弹劾汪直被罢免时，接替他的并不是军功最大的王越，而是当时处于第二梯队的陕西巡抚余子俊。就连余子俊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他自认没有接手兵部的能力。由此可见打压王越已经成了朝廷文官集团的共识，不只是白圭，就连曾经被打压的项忠也免不了随波逐流。项忠在平固原时被白圭打压，还有当时的内阁首辅彭时力排众议。但王越被打压，内阁首府万安却是乐见其成的。
其实朝廷文官们打压王越的原因并不是简单的私人矛盾，而是对于明朝军事指挥权的争夺。就像白圭最早打压项忠一样，他打压王越也是为了争夺地方军队行动的军事指挥权。文官内阁希望建立的军事指挥体系是类似于宋朝将从中御的模式，地方军队的一举一动都需要经过朝廷的批准。这个体系能够保证军权的稳定，却不利于地方军队对外作战。所以外战的将领，无论文武都反对这个方式，包括项忠在平定固原之乱时也不按兵部的策略打仗。王越是突破兵部控制最大的将领，自然受到兵部及相关官员的敌视，所以各种政治追杀。
面对这种由上至下的权力施压，王越只能放弃军权，回到都察院当左都御史。因为已经有了矛盾，所欲在都察院也是举步维艰，各种矛盾冲突不断。王越也对这种打压反感，而且担心内阁文官在他失权后进行报复，所以必须要找个能够给他做依靠的。正好当时汪直执掌御马监，受到皇帝朱见深的宠信，于是两人便有了结交的可能。汪直需要朝廷中的大员支持，尤其是在军队中具有相当影响力的。而王越则需要后台力保，让他不至于受到文官集团的政治追杀，甚至可以突破文官集团的限制，在军事领域有更多的发展。
因此两人一拍即合，王越成为汪直集团手下排名第一的大将，汪直也利用王越稳定了自己的朝廷地位，成为左右明朝军权的重要人物之一。实际上明宪宗朱见深对文官集团打压王越也是很不满的，所以他在后来的用兵中不顾文官内阁的强烈反对，多次重用王越，并取得了辉煌的战果。
但是文官集团这种意图控制军权的风气并没有减少，甚至在成化朝之后越演愈烈。到了明朝末年，明军在迂腐的文官内阁的指挥下打仗简直是一塌糊涂。少有几个能打胜仗的文官，最终都受到文官内阁的迫害，不得不放弃兵权自保。这种走向极端化的文人政治，也是明朝衰落的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