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英宗朱祁镇当过两次皇帝，第一次是继承明宣宗朱瞻基的皇位，第二次是在夺门之变后复辟上台。与第一次顺利登基不同，朱祁镇第二次当皇帝是充满了惊心动魄的情况。他第一次当皇帝时有着三杨内阁和张太后保驾护航，政治上完全没有阻力，很顺利就完成了皇权的更迭。他第二次上台却是因为夺门之变的政变，是在武清侯石亨、都督张軏，太常卿许彬、左副都御史徐有贞以及太监曹吉祥等人的拥立下复辟的。由于缺少朝廷大臣的支持，这些拥立朱祁镇的功臣们互相争夺朝廷大权，于是出现了大权旁落的现象。
夺门之变前，因为在土木堡战败被俘，朱祁镇被迫放弃皇位，被尊为太上皇。明朝皇位由朱祁镇的弟弟朱祁钰继承，是为明代宗。朱祁钰即位后，在于谦等大臣的帮助下打赢了北京保卫战，重建了明朝朝廷。等一年后朱祁镇被瓦剌太师也先从蒙古放归，此时的明朝政治形式与他出征之前已经大不一样了。在土木堡之战中明军溃败，跟随朱祁镇出征的朝廷大臣和将领几乎全军覆灭，他留在朝中的大臣也逐渐丧失了对朝政大权的掌控。尽管被朱祁镇委以重任留守北京的王直依旧为朝廷重臣，但朝廷中的大权完全在朱祁钰和于谦的掌控之中。
在这种情况下，回归北京的朱祁镇很快被软禁到了南宫之中，名义上是太上皇，实际上日子过得跟囚犯一般。朱祁钰为了防止朱祁镇跟朝臣接触，用了很多阴险卑鄙的办法，让锦衣卫派人时刻都在监视这朱祁镇的起居。朱祁镇居住的南宫完全被封锁起来，据说连大门的锁眼都被灌上了蜡。因此朱祁镇与朝廷的联系彻底被切断，在朝廷中也没有了他的政治代言人，皇权彻底与他没了关系。当石亨等人率军打开南宫迎接朱祁镇复辟时，朱祁镇犹如傀儡一般，在朝廷中没有任何心腹官员和将领，完全就是光杆司令的状态。
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复辟后的朱祁镇是按照参与政变的大臣和将领的安排来执政，完全处于大权旁落的状态。以石亨为代表的武将掌控着国家的军权，徐有贞成为内阁首辅大臣掌控着朝廷大权。就连朱祁镇宫廷中的权力，都在太监曹吉祥及其党羽的掌控之下。为了稳定朝政大局，朱祁镇不得不给予这些所谓的功臣大量的赏赐，甚至给不少伪造功绩的将领都赐予了高官厚禄。这种情况下的朱祁镇是很可悲的，他表面上是明朝皇帝，实际上就是个吉祥物。夺门之变的功臣们以他的名义掌管国家大权，而作为皇帝的朱祁镇却被架空了。
熟悉中国历史的朋友们都知道，国家出现这种状态是非常危险的，稍有不慎就会发展成四分五裂的乱局。虽然夺门之变的功臣还没有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地步，但据此也就只有一步之遥的。他们掌握手中的权力，处死了北京保卫战的大功臣于谦，贬谪了明代宗朱祁钰时代的大量朝廷重臣，可谓是一手遮天。当时很多从仁宣之治中过来的老臣都看到了其中的危机，纷纷地表示辞官致仕，以此来躲避这场政治风暴。这样一来朱祁镇在朝廷中更加孤立无援，文臣没有可信的，武将更没有可靠的心腹将领。
如果这种局势任其发展，夺门之变的功臣们必然会争权夺利，最后对国家造成更大的破坏。实际上后来徐有贞和石亨争夺朝廷大权，石亨和曹吉祥引发叛乱，就是这种政治局面发展的结果。如果当时朱祁镇手中没有一兵一卒，缺少对朝廷大权的掌控能力，那明朝崩溃只是一夜之间的事情。
因此在这种危机四伏的情况下，国家需要朱祁镇发挥出他作为皇帝的能力，稳固朝廷局势，建立了自己的执政班底，逐渐夺回了朝政的控制权。因为他只有重新掌控的朝廷大权，才能避免大权旁落而导致的政治斗争扩大化，才能够彻底平息因夺门之变而衍生出来的各种政治危机。
从史书记载来看，朱祁镇主要拉拢了外戚和勋贵阶层的近亲。明朝皇帝的后妃很多是在勋贵阶层中选拔的，因此朱祁镇也有很多这样的外戚。这些人在宫中后妃有关系，与他身边的人密切，信任度较高。在夺门之变前，这些外戚享受着荣华富贵，过着优渥的生活，但并没有掌握朝廷大权。实际上从朱棣登基开始，勋贵外戚就逐渐地远离了朝廷，大权完全被收回。这是因为在靖难之役中，以梅殷为代表的一大批外戚勋贵站在朱棣的对立面，成为他攻打南京路上的绊脚石。为了防止外戚对国家权力的染指，这个阶层逐渐被剔除出朝廷关键部门之外。
这种情况到了正统年间已经成为约定俗成的潜规则，成为外戚就不能掌握大权。当时很多外戚勋贵都被赏赐了卫所的官职，但也都只是有个头衔，能够拿一份俸禄，并不能参与卫所中的具体事务。即便是太皇太后张氏的兄弟家族，虽然享受着勋贵的荣华富贵，却也不能染指国家大事。夺门之变后朱祁镇成了光杆司令，却破例地开始提拔这些没有权力的外企勋贵，让他们逐渐在国家事务中发挥作用。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有三个，一个是孙太后的哥哥孙继宗，一个是顺德公主的驸马石璟，还有一个是钱皇后的侄子钱雄。
孙太后成为朱瞻基的皇后后，孙家由此飞黄腾达。其父孙忠因此得封为会昌伯，其兄孙继宗被授为府军前卫指挥使。但此时他们并没有什么权力，属于“带俸而不管事”的勋贵外戚。朱祁镇和朱祁钰先后登基，孙皇后成了孙太后，其父兄的官爵再次提升，但依旧是没有什么权力的。
在夺门之变后，孙继宗虽然没啥功劳，却跟着享受了功臣的殊荣。孙继宗被封为会昌侯，增岁禄至一千二百石，随后加勋号、散官为奉天翊卫推诚宣力武臣、特进光禄大夫、柱国，自身可免二死、子免一死，赐世袭侯爵的诰券。孙继宗的几个弟弟担任都指挥佥事的，也都改至锦衣卫供职。
在同年底，朱祁镇又晋升孙显宗为都指挥同知，并授予孙继宗之子孙琏为锦衣卫指挥使，他的女婿武忠进都指挥佥事，孙氏家奴被授官者多达十七人。朱祁镇这一安排彻底打破了外戚勋贵执掌兵权的禁忌，让皇宫的兵权回到了他的手里。然后他又任命孙继宗提督五军营军务，兼掌后军都督府事，成为了北京城中手握兵权的一方大员。他的这一系列操作都是借着赏赐夺门之变功臣的名义进行的，也没有引起石亨、张軏等人的反对。如此一来，北京的军权开始逐渐回到了朱祁镇的手中，他才开始坐稳皇帝的宝座。
曹石头之变后，为了稳固手中的权力，也为了自己的安全，朱祁镇大量提拔外戚勋贵。他给去世多年的，明宣宗朱瞻基的废后胡善祥正名，恢复其皇后的位号。同时也大肆提拔胡善祥的女婿，顺德公主的驸马石璟。借着石璟在平定曹石之乱的功绩，让他成为近侍兼总禁卫貔虎之师，掌宗人府金书玉牒。石璟在这关键职位上当了二十余年，很多祭祀活动都是他代替皇帝主持的。同时朱祁镇又提拔了钱皇后的侄子钱雄，让他年纪轻轻就当上了都督同知的高位，掌握军队中的大权。朱祁镇重用外戚勋贵的风气，一直延续到成华年间。
朱祁镇经过这样的安排，给人一种任人唯亲的感觉，似乎昏庸透顶，其实是麻痹了徐有贞、石亨、曹吉祥这样的权臣。他通过这种手段将北京及其周边的军权集中到自己的外戚亲眷手中，建立了一批心腹将领，稳固了自己的皇位。当徐有贞等人忙着争权夺利时，他已经从根基上逐渐地收回了皇权。所以在曹石之乱发生时，他才有足够的力量平定叛乱，彻底掌控皇权，避免了国家陷入动荡之中。他这样的选择除了为了自己的皇位外，也是为皇太子朱见深的未来做打算。他建立的这个外戚权力网，本身就是为朱见深顺利即位保驾护航的。
为此朱祁镇不惜废除了从朱元璋建立的嫔妃殉葬制度，将嫔妃的家族与皇族绑在一根利益链上。只要这些勋贵家族希望延续自家的利益和荣耀，就必须帮着皇帝稳定朝政大权，使国家和朝廷永远掌控在皇帝手中。有了这样的外戚体系存在，不论是掌权的边军将领，还是掌握朝政的士大夫官僚集团，都必须对皇权有所敬畏，不敢肆意妄为。由于当时朱见深还比较年轻，其母周贵妃家族也不够强大，所以只能用这种方法来保证皇权的顺利更迭。到了朱祁镇晚期，这样的权力网，已经能够与朝廷各大派系形成制衡，保证朱见深顺利即位。
当然从历史的教训看，这种外戚权力过大的情况也有出现外戚专权的风险。不过在明朝这种风险相对较小，也是朱祁镇敢如此选择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科举制度规定了朝廷官员必须出自科举，这让外戚幸进之路受到限制。另一方面，以文御武的政治风气，让勋贵和外戚在政治上受到文官集团的掣肘。即便外戚集团权力过大，只要皇帝倒向文官集团，外戚便没有办法继续下去。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制度优势，朱祁镇才选择了用外戚勋贵来夺回皇权 ，进一步稳固自己的皇位，给儿子朱见深打开了顺利登基的通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