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宪宗朱见深执政的成化朝在历史上颇具争议，他执政时期的很多政策都受到了后世历史学者们的非议。其中传奉官的任命被认为是朱见深最大的弊政之一，也成为历史学者们批评和贬低他的黑历史。传奉官是朱见深时代的一种让特殊的任命官员的方式，这种方式能越过朝廷和文官机构，直接赋予普通人官职，在中国封建王朝时代是非常罕见的。他这么做表现出了皇权的高度集权，和对文官朝廷人事权的极大削弱，所以受到文官士大夫阶层的抨击。本章节便以传奉官为主题，看看朱见深这么做的原因和目的是什么？
要讲传奉官制度，必须要先谈谈封建王朝传统的授官制度。中国的封建王朝一般被认为是从秦朝开始的，延续了两千多年到清朝结束。这两千多年中产生了多种授官制度，但无一不是经过朝廷官员的选拔制度流程来任命的。不管是汉朝的推举制、两晋南北朝的门阀官员，还是唐宋开始的科举选官，最终的授官阶段都是要在爱朝廷机构的主持下进行的。选拔人才和授官是朝廷最重要的权力之一，也是国家政治稳定和发展的重要基础。所有封建王朝的官员选拔，都是要经过朝廷机构的，而不是像戏文中演得由皇帝一人说了算。
尽管文人士大夫们都有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梦想，但他们也都坚持这个梦想是通过朝廷制度产生的，而不是皇帝一时兴起任免官员。实际上像传奉官一样跳过朝廷正规的授官制度，由皇帝直接任命官员的，在历朝历代都是存在的，但通过这种方式当官的人都被正规官员看不起，被称为幸官或佞臣。北宋仁宗时期名相范仲淹主持庆历新政，其中有一条改革措施就是抑制士大夫子弟通过恩萌制度授官，这就是一种跳过朝廷正规制度的后门。但从制度建设的角度看，恩萌制度还在朝廷的范围内，而朱见深的传奉官制度已经完全与朝廷无关。
朱见深开始跳过朝廷制度授官，从他登基之初就有了，但并没有像后来那么大规模的授予官职。他最早是在登基的当年，将司礼监的工匠姚珏任命为工部文思院副使，这种操作不但跳过了科举制度，连恩萌制度的流程都不走，直接是皇帝个人意志的体现。因为工部文思院副使只是从九品的小官，而当时文官集团在朝廷的权力不大，所以没有人进行阻止，姚珏顺利从工匠变身为基层官员。有了这个先例后，朱见深一发不可收拾，先后将司礼监掌印太监怀恩的侄子马瑛、御马监太监梁芳的兄弟梁瑄等人任命了锦衣卫的要职。
朱见深跳过朝廷授官制度任命大量官员，不止有宠信太监的兄弟亲戚，还有出身于工匠、画师、和尚、道士的普通人。他们被授予的官职，也不只是在工部文思院和锦衣卫，而是遍布朝廷的各大文武机构。有史料记载，在成化朝的前七年，朱见深便任命了传奉官二百八十余人，其中有二十余人成为中书舍人。
熟悉古代官职的朋友们都知道，中书舍人在朝廷中是非常重要的官职，有着储相的雅号，是皇帝身边的近臣。这个官职承担着起草圣旨、参与机要等重大责任，一般是由翰林院的人兼任。这种职务是典型的位卑而权重，很多事关朝廷大事的机密，都需要由中书舍人起草诏令而发出。
到了成化朝中后期，朱见深任命传奉官到了肆无忌惮的程度，甚至有道士和方士出任太常寺卿这样的正三品高官。这种官职滥授的情况让文官士大夫们非常不满，所以产生了很多政治矛盾和冲突。为了反对朱见深乱来，文官集团和内阁多次上书反对传奉官制度，但每次都没有明显的效果。文官们反对得激烈了，朱见深就象征性的罢免一部分，等风头一过他又故技重施。于是这种为了传奉官而引发的拉锯战贯穿了整个成化朝，成了朱见深最为著名的弊政之一。而朱见深宠信的太监和嫔妃们，则利用这种制度搞出大量卖官鬻爵的事情。
很多文章中分析朱见深大量任命传奉官，认为原因在于朱见深贪图享乐和沉迷于修道炼丹，所以他给那些陪他玩耍的宠臣亲属子弟授予官职，以表示自己对这些佞臣的认可和提拔。所以很多士大夫学者认为这个弊政是朱见深因私废公的典型，也是他滥用皇帝权力而带来的政治灾难。可是从历史背景和政治形势上分析，这种说法显然是很难以服人的。因为如果只是朱见深个人享乐和炼丹的需要，他根本不用授予那么多的传奉官。他授予的传奉官远远超出了享乐需要的程度，只是在军队武官中就有八百余人，这也太夸张了。
关于朱见深大量授予传奉官的原因和目的，笔者认为主要是分两个阶段来看。第一个阶段时成化朝前七年，当时朱见深刚登基，朝政不稳，他需要传奉官来稳定的皇权。前文讲过，明英宗朱祁镇复辟后为了稳固皇位提拔大量的勋贵武将外戚，对于锦衣卫、司礼监等亲近机构的要职任命了大量的宠臣。
这样的政治背景下使得朝廷文官集团的权力被削弱，而武将勋贵把持超真的现象，这对刚登基的朱见深来说是很大的威胁。朱见深通过处死王纶、流放门达、贬官牛玉、废除吴皇后等一系列操作打压了掌权的勋贵武将外戚，让国家的权力逐渐回归朝廷，文官内阁逐渐主导了朝廷的政治路线。
经过了这一系列操作后，很多官职便空了出来，必须要朱见深信得过的人来接替。如果任由主导朝廷的文官内阁来选拔任命，这等于是将权力和生命交到文官手里，以朱见深多疑的性格是完全不可能接受的。他通过传奉官的方式任命大量宠臣的亲戚，这样就有力的掌控了这些主要的职位，强化了对朝廷的统治力，稳定了皇位。从任命传奉官的数量看，此时的朱见深还比较理智。任命的官员并不算多，一年不到三十人，而且绝大多数都是八九品的小官。中书舍人虽然位卑而权重，但也只是正七品，朝廷中没有话语权。
成化七年之后，明朝的政治格局发生大变，朱见深任命传奉官的原因和目的又有所不同。当时他在文官内阁的辅佐下稳定了朝廷局势，平定了内部叛乱，逐渐让国家从朱祁镇时代的衰落中复苏，开始了中兴历程。文官集团的权力在这个过程中极具膨胀，领导他们的文官内阁出现了把持朝政的现象，这让多疑的朱见深有了猜疑之心。他既需要文官集团帮他统治国家，让国家快速中兴，但又不能让文官集团把持朝政，更不能让内阁首辅大臣成为朝廷的权臣。于是朱见深又开始玩权谋之术，在文官集团内部安插私人。
前文讲过，朱见深让不学无术的万安当内阁大臣，其目的便是在内阁里面安插亲信，防止内阁把持大权。但是文官集团遍布朝廷内外，一两个亲信重臣并不能完全瓦解他们，所以朱见深开始大批量的任命传奉官。这些官员出身低微，文化程度极低，但有个好处是任命容易，罢免也方便，不会形成尾大不掉的势力。由于地位上的弱势，他们天然被文官士大夫排斥，双方不会同流合污，这是朱见深最为放心的。只要他们在政务中互相内耗，这就避免了文官集团尾大不掉。朱见深也能够利用这种内耗，发挥乾纲独断的权力。
为了达到牵制文官集团的目的，朱见深任命的传奉官数量大增，官位也从八九品升级到最高三四品。成化朝最多的时候有着数千传奉官，这些官员的来历千奇百怪，有的是太监和嫔妃的兄弟亲戚，有的是给朱见深修房子院子的工匠画师，还有各种道士、和尚、番僧等等。他们的主要任务是陪着朱见深吃喝玩乐，满足各种生活需求，但却占据着朝廷的要职。他们可以通过这些职位大捞好处，使得朝廷政务大量被懈怠，消耗了大量的国力，也中断了正在恢复中兴的明朝。文官们为此和朱见深大打笔墨官司，但朱见深却依然我行我素。
实际上这样的情形正是朱见深所需要的，而不是很多史书上认为朱见深昏庸导致。现在互联网中对朱见深有种评价叫做“小刘彻”，认为他平定内外乱局的功绩可与汉武帝刘彻媲美。实际上笔者认为，这个称号更像是他在与刘彻比权谋之术。在关于汉武帝刘彻的文章中讲过，刘彻是非常擅于权谋之术的皇帝。而朱见深在这方面比刘彻有过之而不无不及，他利用权谋治国，各种控制朝廷的走向，限制文官集团的权力，这种政治手腕在中国历史上都是不多见的。传奉官的任命虽然祸国殃民，却满足了朱见深掌控国家政局的需要。
朱见深利用传奉官来掌控国家政局，稳定自己的皇位，使自己成为明朝少有的能乾纲独断的皇帝。可是从大格局角度看，朱见深的这些操作实际上是走了邪路，只能让自己短期的控制住国家大权，而无法延续下去。这种操作给他带来权力的同时，也给明朝带来了严重的反噬效果。实际上传奉官造成的腐败乱象非常严重，让明朝国力内耗极大，使得中兴成果被葬送。这种情形延续十余年，使得明朝根基受到极大的伤害。到了成化末年，明朝表面上出现了中兴的虚假繁荣，实际上却在民间埋下了动乱的祸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