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志叫士为知己者死，在灿烂的中华文明中，君臣关系一直存在着，有的主贤臣能，有的却主昏臣奸，在这样一段段或悲或喜的往事中，历史的车轮从未停止。
宋朝结束了五代的混战，战乱虽然结束了，但宋朝王室仍然面对着严峻的局面，积贫积弱始终伴随着这个统治王朝。
当时统治者为了朝堂稳定，维护其统治，出台了很多相关政策，其中有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转对制度，体现了宋朝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风气。
转对制度其实就是朝中大臣依据官员等级大小，按固定时间向皇帝汇报在前一段工作中的问题与建议，对皇帝提出的问题进行解答。虽然最终做决定的仍然是皇帝，但这样集思广益的治国方式避免了很多重大决策失误。
宋朝虽然统一了天下，但尚武之风依然盛行，有兵权就有说话的权利，这样，既不利于社会发展，也影响政权稳固，收回兵权势在必行。
原本赵匡胤就属于发动兵变夺取的政权，所以担心手下人效仿，就精心安排了一场酒局，恩威并施的让石守信等将领交出兵权，从此宋朝开启重文轻武的国家体制，军队统领一般由文人担任，文官的地位远胜以前，士大夫开始在政治上崭露头角。
要想让文人士大夫在朝政中发挥作用，就要有一套适用于文官的行政制度，让士大夫可以发挥其才华。转对制度应运而生，成为皇帝可以与士大夫沟通的桥梁，这是这个时代独有的政治体制，君臣共治天下。
转对制度是怎么产生的呢？
《旧唐书•本纪卷十三》中记载，皇帝在延英殿内处理政事时，各部门长官可以到殿内汇报朝事，还设置专门的常参官来负责这件事，这样的行为叫做巡对。因一直在延英殿内发生，后世也称“延英奏对”。
宰相作为皇帝手下第一人，想要向皇帝汇报工作，也要通过具牓子，也就是奏折的形式申请到延英殿内进行，皇帝要安排工作，也会召宰相来殿内，时间一长，这种巡对制度就有了固定的模式，成为唐朝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
随着唐朝灭亡，五代战乱四起，这种巡对制度没有稳定的政局来实行，而逐渐被人遗忘，后唐王李存勖一度想要延续先唐这种政策，便把汇报工作和起居安排到了一处，用来拉近君臣关系。
宋朝初期，赵匡胤吸收前朝经验，在其基础上创建了转对制度。巡对可以说是转对实现的根基。
而在这样的制度下，还衍生出一种新的官称“常参官”。宋朝转对制度到了宋神宗时期，内部官僚系统发生变动，常参官的地位也得到了提升。
起初，只有翰林院学士与常驻京城的官员需要定期向皇帝汇报工作，到宋神宗时期，凡是三省六部中起居郎、起居舍人、侍郎等六品以上官员每日都需要面见皇帝共同商量朝政，常参官的人数多了起来。
宋朝后期，能够参加转对的官员等级和限制逐渐提高，变成了只有卿监郎还能参与转对，到了后来的元祐年间，常参官被废除，只有卿监郎一种官员可以面对皇帝，皇帝逐渐开始不信任自己的臣子，臣子也逐渐丧失信心，转对制度的桥梁作用无法发挥。
封建制度是以世袭为主要传承的一种政权形式，天下之大，莫非王土，皇帝是所有决策的最终决定者，这就导致如若君王昏庸，就会奸臣当道，朝纲不振，最后被新政权取代。
转对制度一方面可以让朝中有才能的臣子发挥自己的治国之志，另一方面也避免了皇帝不识百姓疾苦，闭目塞听。
这种政策在整个封建王朝统治阶段都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一个国家只有以人为本，多听取不同的建议与意见，才能作出有利于经济政治发展的正确决策。
在宋朝重文轻武这样的政治环境下，文官地位提高，官员的综合素质提升，宋朝的文化也得到了适合生长的土地，涌现出一大批文人墨客，民间经济文化得到长足发展。
人才是一个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石，转对制度的发展，使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有识之士也愿意入仕去共同治理国家。
士大夫是对中国古代有知识、有文化的官员文人的统称，自封建王朝伊始，士大夫就逐渐在各国政治上发挥重要作用，到了汉隋时期，士大夫逐渐发展，开始参与上层决策，负责创造和传承文化。
直到唐宋时期，士大夫已经有了较为完善的体系，这个时期，君王依儒家施行仁治，以科举制度选拔人才为基础，崇尚以文治国，到了宋代，文官地位得到空前提升，士大夫开始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他们秉承修身、治国、齐家、平天下的政治理念参与朝政，创造出灿烂的中华文化。
转对制度发展到中后期以后，设立这项制度的目的逐渐暴露。
在封建制度的背景下，所有的政治决策都首先必须服务于王室，随着宋朝后期皇帝并不能始终保持清明，后期官员制度也存在漏洞，冗官现象长期出现。
高级官员把持地方官员，使得许多中层官员不敢在皇帝面前讲真话，可以令皇帝耳聪目明的一项举措也偏离正常轨道，高层士大夫逐渐成为官员的真正发言人。
皇帝与众多臣子的转对中，口头上的语言输出始终有限，可以表达的意思也不尽人意，所以后期发展中，转对制度逐渐失去原本的意义，相较于奏章的形式而言，反而不如书面纸质能够表达的细致与全面。
在实际的运行中，转对制度也没有很高的普遍性，皇帝向地方官员询问黄河治理情况，地方官员因无法了解中下游具体情况，只知道自己一亩三分地的事情，所以也很难想皇帝提出建设性意见。
皇帝听到的事情杂且乱，精力也有限，无法把整体的事情走向了解清楚，就更加无法制定有用决策。
转对制度作为一种君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具体表现，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对于崇尚儒家的文人士大夫而言，宋朝的转对制度无疑是他们发挥治国能力的有效途径，与唐朝不同，宋朝的官员大多身兼数职，诗人、画家、学者。
把转对制度利用到极限的君王，就是宋仁宗，仁宗皇帝丝毫没有作为封建王朝掌权者的觉悟，对皇权及其克制，对臣子的各种谏言宽厚包容。转对制度有一项作用就是让皇帝可以及时发现人才，仁宗时期，朝中大部分臣子就是皇帝自己发现与培养的，范仲淹就是其中代表。
宋朝士大夫里的杰出代表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他的政治宣言，也是这个时代士大夫的政治理想。朝廷设置转对制度就是士大夫所希望看到的，这是他们与皇帝沟通的桥梁，也是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的政治诉求。
君臣关系的和谐与否，是一个王朝能否作出正确决策的基础，如果皇帝怀疑臣子，臣子只想从皇帝处得到好处，而不是本着利国利民的方针来共事，这样做出的决策都是无水之萍，没有实施的必要。 一个鼎盛的王朝，都是主明臣贤，才能励精图治，既稳固了统治地位，又能做到长治久安。
南宋时期，随着夏、辽的崛起，宋朝失去大片土地，都城南迁，王室偏安一隅，导致朝廷失去许多人才，转对制度能够发挥的作用就微乎其微。
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所采取的政治制度无疑是这个国家向前发展的基础。制度的优势可以让一个国家顺利发展，宋朝前期，转对制度的优势明显，也让宋朝领先于周边其他政权。
但制度的根本是在于结合实际，宋沿袭自唐代的转对制度，虽然初期焕发活力，但宋朝并没有在其基础上结合宋朝实际情况进行改变，宋朝的制度既散，也弱。转对制度，这个君臣沟通的桥梁，士大夫的政治诉求从辉煌走向没落。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北宋大家张载的这句警世名言，承载了这个时代士大夫的政治使命，为国为民的家国情怀，激励着无数后辈。同时宋朝的这种君臣共治制度，也为后来的人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