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包公案》的戏剧和小说在民间广为流传,作为故事中重要组成部分的“狸猫换太子”案也成为民间百姓了解宋朝皇家故事的主要来源之一。故事所展现的包公的忠诚、宋仁宗赵祯的孝道、奸妃刘娥的阴险和李宸妃的悲惨故事,都成为老百姓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话题。很多人在谈论这个案子的时候却不知道,李宸妃故事虽然悲惨和曲折离奇,但却也给家族带来了丰厚的收益。因为李宸妃的遭遇,从刘娥到赵祯都给了李家极高的礼遇。尤其是赵祯对于母亲的家族非常照顾,给舅舅李用和超规格的加官晋爵,甚至引起了朝野文臣的反对。
李宸妃的家族本身是个小家族,在宋真宗赵恒时期已经过得非常贫苦了。她家祖上是吴越国的官员,吴越国灭亡后被迁徙到了东京汴梁城。到了宋真宗时期李家非常贫苦,李宸妃不得不入宫为宫女,被分配到了刘娥的宫中。因为刘娥受到赵恒的宠爱,所以李宸妃也有了侍寝的机会,最终诞下了宋仁宗赵祯。赵恒为了扶持刘娥为皇后,解决刘娥无子的难题,于是将赵祯归于刘娥名下,这便造成了赵祯与李宸妃母子分离的原因所在。于是在赵恒的谋划下,刘娥顺利成为皇后,赵祯当了皇太子,而李宸妃则成为了政治的牺牲品。
为了保证刘娥地位的稳固,也为了确保赵祯顺利继承皇位,所以李宸妃的事情被隐瞒了下来,直到刘娥去世后才被大白于天下。刘娥是知道李宸妃在这个事情中所做出的牺牲,所以从赵祯即位开始就对李家的人很照顾。她派人找到了李宸妃的弟弟李用和,给他补了三班奉职,从贫民瞬间成为朝廷的低级官员。当时李用和生活非常贫苦,靠着给人做纸钱为生,算是社会的最底层。他成了官员后很快便平步青云,历任右侍禁、閤门祇侯、权提点在京仓草场、考城县兵马都监、贺州刺史、宁州刺史等职,成为宋朝新崛起的外戚家族之一。
刘娥在世时,她给予了李宸妃很多的赏赐,让这个家族脱离了社会的最底层。李宸妃病危之时,李家的门庭再次飞跃,她在临死前正式被封为宸妃,在去世后又被追封了父祖三代,一下子成为了宋朝显赫的外戚。刘娥去世后,李宸妃案件的真相大白于天下天下,刚刚亲政的赵祯开始无限度的提拔母亲的家族。于是李用和一路上平步青云,很快从低级军官做到了侍卫亲军步军副都指挥使的高位。到了庆历年间,李用和出任建武军节度使,充殿前副指挥使,成为宋朝少有的以外戚身份出任殿帅的人之一。
赵祯对李用和的赏赐远远超过了普通外戚的地步,甚至在他退休后还授予其为彰德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李用和去世后的哀荣在宋朝也是独一份,他被追赠为太师、中书令、陇西郡王。赵祯亲自过府临奠,特意辍朝五日,赐谥“恭僖”,并亲自撰写神道碑。李用和去世后,赵祯对李家的恩宠不但没有任何削弱,反而各种赏赐越来越夸张。李用和的长子李璋,恩补三班,先后为天平军节度观察留后,知澶州。后来他又徙曹州观察使,迁武胜军节度使,殿前都指挥使,赵祯亲自写了“忠孝李璋”的字赐给他。
除了李璋之外,李用和的几个儿子也官运亨通,在官场上平步青云。他的儿子李珣,先是恩荫閤门袛候,累迁均州防御使,知相州,后来又亲赐御制诗、飞白字以示恩宠,赵祯也亲书“忠孝李珣”赐给他。李玮相貌朴陋居然能娶了福康公主,一时间成为天下的宠儿。就连李用和早死的儿子李瑛,也追赠如京使、荣州刺史。可以说李家成为宋仁宗时期最恩宠的外戚家族,这与李宸妃的牺牲是密不可分的。李家受到的恩宠不但一次又一次的被赵祯超规格拔高,而且引起了朝野大臣的不满。尽管如此,赵祯依旧顶着压力,赐予李家各种恩典。
古代社会对外戚的优容,在历朝历代并不罕见。但像赵祯这样顶着朝野的压力无限度的给予母亲家族过高规格的恩典,在中国古代史中都是非常罕见的。很多人认为赵祯之所以如此操作,一方面是因为补偿母亲李宸妃为了自己做出的牺牲,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表现自己对母亲的思念。因为李宸妃在世时与赵祯没能母子相认,所以成为赵祯一生最大的遗憾。赵祯是想要通过这种方式来弥补自己的遗憾,所以才对于李家给予了超规格的待遇和赏赐。这种说法在某种程度上是成立的,但具体到这个事情却又让人感到不可思议。
站在私人的角度,赵祯无论如何赏赐李家都不为过,毕竟这是他的母亲的家族。但站在公共利益的角度,赵祯这种做法就显得公器私用了,这也是朝廷大臣们多次上书表示不满的关键所在。但赵祯毕竟是皇帝,他顶着大臣们的上书硬来,大臣们也拿他没有办法,只能听之任之。难道真的是因为私情而导致公权力失去平衡了么?仔细分析赵祯对李家的赏赐,可以发现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赵祯过度赏赐李家,其实也是权力制衡采取的措施。他看似在恩宠李家,其实也是借着李家的帮助维护自己的统治。
从史书记载来看,李用和与其两个儿子虽然位高权重,但是赵祯在对他们的安排都是非常有讲究的。李用和虽然挂着殿帅的名头,甚至加了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头衔,但主要的权力还是在皇城司和殿前司两个部分。皇城司是主管宋朝皇宫宿卫事务的衙门,掌握着皇宫的兵权和宿卫调动。殿前司是东京禁军三衙之首,掌控这东京汴梁城的军权。如此看来赵祯任用李用和,不仅仅是为了给舅舅过高的赏赐,也是为了自己的安全着想。结合当时禁军中另外两大掌权的人分别为曹皇后叔叔曹琮、宋太宗皇后的侄子李昭亮,这显得不一般了。
军权的保障对于皇权的稳定来说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任何一位有为的君王都不可能将军权交给不信任的人。宋朝是中国出了名的限制军权的朝代,从赵匡胤和赵光义两任皇帝开始就用各种手段限制军权。除了朝廷中的枢密院以外,禁军的军权还被一分为三,地方禁军和厢军还互相制衡,这都是为了避免军权时空,再度出现五代十国那种藩镇林立的局面。对于皇帝而言,皇城司和殿前司的军权是重中之重,也是直接关系到皇帝和京城安危的。赵祯将这个军权交给李用和家族,这不仅仅是信任那么简单了。
与李用和家族分掌兵权的曹家、李家都是北宋将门出身,对于军事上是非常熟悉的。李用和家族却是普通的做纸钱的出身,祖上只是文人,与军队无关,赵祯这么安排显然是不合理的。将皇城司和殿前司交给丝毫没有军队履历的家族,这完全不符合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朝野大臣对赵祯任用李用和进行反对,其中重要的一点便是无军事能力却能执掌军权。可是面对朝野的质疑,赵祯却装聋作哑。他不但将李用和推到如此高位,即便在李用和去世后依旧让李家的两个儿子先后掌握军权,这就很耐人寻味了。
再从史书上翻看在赵祯之前任用外戚的情况,却发现在赵恒和刘娥时代也有着同样的问题。赵祯任用的是母亲的家族,而刘娥和赵恒用的却是刘美的家族。刘美原名龚美,是刘娥的前夫。龚美本是银匠,带着老婆刘娥到东京汴梁城谋生。龚美平日给人做工,刘娥就表演歌舞谋生。刘娥被赵恒看上带入府中,后来就一步步的成为了赵恒的皇后。刘娥发迹后就与龚美离婚了,两人结拜为兄妹,龚美便改名为刘美,在刘娥的支持下从小工匠变成了朝廷官员。因为刘娥为皇后,刘美也是官运亨通,最高做到了侍卫马军都虞候、武胜军节度观察留后。
赵祯用纸钱工匠出身的李用和管禁军,赵恒和刘娥用银匠出身的刘美管禁军,这是偶然现象么?用两个跟军队一点关系都没有,甚至没有一丁点军队履历的人来管禁军,这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宋朝虽然限制将门世家的军权,但搞到用外行的程度,实在是让人难以理解。要知道军队是国家安全的基础,如果所用非人,那可是要引发内乱的。赵祯是中国古代有名的明君,赵恒在历史上的名声也不错,这对父子为什么在军权问题上犯下同样的错误?从史书来看,赵恒和赵祯父子如此宠信外戚,其根源便是在军权上。
宋朝是枢密院和禁军三衙共同掌控军权的朝代,枢密院由文官集团掌控,禁军三衙由将门世家管理。两个部门互相制衡,都只听命于皇帝,理论上可以避免军权失控的情况发生。但实际上在宋真宗时期还真就发生了军权失控,而且将赵恒搞得非常狼狈。
这件事发生在著名的澶渊之盟时期,当时禁军殿前司指挥使是名将高琼,而枢密院则是由以寇准为首的文官集团掌管。面对辽国萧太后率领大军南侵,朝廷中南北蜀三党发生争执。寇准等北党要求皇帝御驾亲征,丁谓的南党建议赵恒迁都到江南,而陈尧叟的蜀党则建议赵恒迁都成都。
当时迁都的呼声很高,赵恒自己也不愿北上御驾亲征,所以出发的大军始终没法启动。北党不愿意迁都,于是寇准和高琼私下里搞了个联合,两人用军权胁迫赵恒御驾亲征。本来互相制衡的枢密院和禁军联合起来,这让赵恒没有选择余地,只能不甘不愿的御驾亲征。这次战争虽然打退了辽国的入侵,两国还签订了澶渊之盟,但对于赵恒来说是很没面子的事。对于他而言,在被高琼和寇准逼着御驾亲征之时,几乎就是军权最为失控的时刻。这对于皇帝来说是非常危险的,一旦处置不好就很可能改朝换代。
自从这个事情之后,赵恒便开始王禁军和枢密院安插人手,防止再次出现文武联合导致军权失控的事情。刘娥成为皇后之后,刘美成为赵恒安插到军队中的重要抓手,说他是禁军高级军官,不如说他是赵恒和刘娥派到军队中的高级监军。李用和及其两个儿子在禁军中的作用也是如此,赵祯根本不求他们能带兵打仗,只需要把禁军管住,防范军权失控。禁军中将门世家的将军很多,甚至有曹皇后的叔叔,但这些人都不是赵祯能够放心的。尤其是曹皇后还是北党文官集团力推出来的皇后,这就让赵祯更加的不放心了。
有高琼和寇准的前车之鉴,赵祯岂敢步赵恒的后尘?赵祯任用李用和家族,其实就是仿照赵恒和刘娥任用刘美,为了自己的皇位稳定安全留下的后手。只要禁军中有这样的角色存在,军队的任何异动都能够让皇帝了如指掌。其实这个情况朝廷中反对的文官们也是知道的,但是没有办法明说。毕竟皇帝对他们不放心了,尤其是怕他们与将门世家联合,这才启用外戚来制衡军权。这种事情大家都心知肚明,却又不便于揭破,只能互相打肚皮官司。赵祯为了稳固皇位,在李用和之后又过度的提拔他的两个儿子,其实目的都是一样的。
综上所述,赵祯对于李宸妃和李用和家族的优待,不仅仅是对母亲家族的偏爱,更重要的是在朝廷中培植自己的亲信势力。这种情况的出现实际上是皇帝对于文官集团和将门世家不信任的表现,也是吸取宋真宗赵恒时期的前车之鉴所致。由于军权对于皇权的特殊性,所以赵祯不可能将这些权力完全交给朝廷中的文武大臣,于是将自己信任的外戚安插其中,以起到监军的作用。为了让外戚家族有足够的权位制衡和监控文武大臣,赵祯采取了高规格提拔和赏赐的办法,使其政治地位无限拔高,这就最大程度的降低了军权失控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