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执政的时代是唐朝辉煌的开始，贞观之治在历史上名声极盛，被后世认为是帝王执政的典范。在这几十年中，李世民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为唐朝的强盛奠定了基础。但因为种种原因，尤其是李世民通过玄武门政变上台的事实，使得他在历史上存在很多争议。他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了历史舆论的关注，形成了众说纷纭的故事。其中李世民命高士廉袖《氏族志》的事情便有着很大的争议，有的人对其进行抬高吹捧，也有的人进行贬低，说他好大喜功。本文便就李世民的这一操作进行解析，看看他如此操作的目的是什么。
《氏族志》并不是李世民独创的东西，实际上从魏晋时期形成门阀政治制度开始，类似的东西便层出不穷。由位于魏晋时期形成了门阀政治制度，各个门阀家族在九品中正制的指导下勘定品级，并且具有对应品级的政治特权，所以门阀士族成为了魏晋南北朝的特权阶层。于是他们成为了国家和朝廷的中坚力量，控制着国家政治、军事、经济、土地和教育等各种资源，也成为了国家兴衰成败的根源所在。《氏族志》之类的东西，便是勘定门阀士族权势、地位的标准，也是他们瓜分国家资源，形成统治集团的基础。
到了隋唐时期，门阀士族的力量空前强大，形成了以崔、卢、郑、李、王等五姓七宗为首的门阀集团。这些门阀集团都是来自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经历了数百年的发展，在地方上盘根错节，可谓是根深蒂固。这些门阀家族互相之间通过通婚等方式形成了共有的利益链，在朝廷政治中互相支持，成为主导国家朝政的重要政治力量。他们对国家资源的垄断不仅仅让家族利益越来越庞大，也成为了社会的毒瘤，阻碍着国家的发展。实际上从魏晋南北朝以来短命王朝频繁出现的历史周期律，便是因为门阀士族统治国家引发固有危机的结果。
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决心解决这个问题，也因此想出了各种办法，重新勘定《氏族志》便是其中一种。李世民想要打破门阀政治的历史周期律，这在他之前的很多皇帝都试过，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隋炀帝杨广。但杨广的结局还是以失败而告终，以至于连国家都被搞崩溃了。李世民不像步杨广的后尘，他选择了从勘定《氏族志》出发的。这个办法本来是国家建立之初题中应有之意的，但李世民命高士廉勘定《氏族志》却是有着自己的想法的。这个想法对唐朝政治的未来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也改变了历史的走向。
很多文人笔记上说李世民让高士廉勘定《氏族志》，是因为嫉妒崔氏在五姓七宗中排名第一，而李唐皇族所在的陇西李氏在五姓七宗中排名靠后，所以他才提出重新勘定《氏族志》。这种说法完全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因为从政治利益上看，重新勘定《氏族志》对李唐皇族而言只是面子，里子上并没有太多的好处。反而会因为修改了原有《氏族志》中各大门阀家族的排名，改变了门阀士族集团固有的利益分配机制，而导致他们反对李唐皇族的事情。实际上从李世民对《氏族志》修改的要求看，显然是有着更深的政治目的。
当时唐朝继承的是隋朝的江山，虽然经过隋末农民战争的洗礼，但国家的政治架构并没有改变。从政治体系上看，关陇贵族门阀、山东世家各族，江南士族集团依旧是最大的三个门阀集团。他们在国家政治体系上占有重要的位置，控制者大部分的国家资源，各种关系和利益链盘根错节，隐隐地操纵着国家政治的走向。李唐皇族虽然是皇家，在地位上非常尊崇，但从实际控制的国家资源上看，也是远远不如这三大门阀集团的。而作为这三大集团领头的五姓七宗，其控制的国家资源更是不计其数，势力上非常的庞大。
这些势力一旦出现了尾大不掉之势，必然会危及到国家的兴衰，所以历朝历代皇帝对这些家族都不放心。从魏晋南北朝的经验来看，皇帝对于门阀家族要么是笼络，要么是削弱瓦解。继续笼络这些门阀家族，只是饮鸩止渴而已，这在南北朝时期已经有过很多例子。北魏孝文帝拓跋弘为了笼络门阀士族，将“范阳卢氏、清河崔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等定为后族四姓，但最终也没能延长北魏的国祚。反而在北魏出现危机时，这些门阀士族成为积极瓜分国家资源的代表，加速了国家的分裂和灭亡。
削弱和打压门阀士族的皇帝就更多了，距离唐朝最近的便是隋炀帝杨广。杨广组织了开通京杭大运河，三次征伐高句丽，都是大规模地调用山东门阀和关陇贵族的资源，希望能够对这些门阀士族进行削弱。这也最终导致了隋末农民战争的爆发，各大门阀集团推波助澜，隋朝便在内战中灭亡。
以李世民的性格不可能笼络门阀集团，他知道这些门阀集团是不可信任的，是贪婪无耻的，再怎么笼络对国家也没有益处。实际上在玄武门之变中，大部分的高门大阀都是站在太子李建成一方，支持李世民的只是部分中小门阀。李世民也不会像杨广那样强行瞎搞，隋朝灭亡的前车之鉴不能不引以为戒。
借着勘定《氏族志》机会对门阀士族的地位进行调整，削弱这些高门大阀的力量，瓦解他们的政治同盟，降低他们对国家的影响力，这便是李世民采取的重要手段之一。在操作这个的人选上，李世民选择了高士廉，是经过精心考虑的。高士廉出身渤海高氏，即是门阀士族之一，却又有着独特的政治地位。他是北齐皇族的后人，祖父是清河王高岳，父亲是隋朝的洮州刺史高劢，这让他与山东门阀集团有着良好的关系。虽然不是五姓七宗之一，但渤海高氏也有天下高氏出渤海之称，所以在门阀集团中极有号召力。
高士廉还是长孙皇后的舅父，在长孙无忌和长孙皇后落难时将其抚养长大，所以在皇室和关陇贵族中有着特殊的政治地位。让高士廉主持勘定《氏族志》能够同时兼顾皇族、关陇贵族和山东士族的人际关系，减少其中的矛盾冲突。除了高士廉以外，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岑文本、礼部侍郎令狐德棻也加入到了勘定《氏族志》的行列之中。其中韦挺出身于京兆韦氏，是关陇贵族的代表。令狐德棻世代为河内世家，是代北士族中的贵戚。岑文本世代为南朝官宦世家，他本人还当过萧铣的中书侍郎，与江南士族的关系极好。
李世民以这样的阵容来勘定《氏族志》，可见他对这项工作的重视。第一次勘定结束后，李世民非常不满意，因为博陵崔氏的崔民干被排到了第一，崔氏也就成了天下第一家。崔氏在五姓七宗中占据两宗，博陵崔氏与清河崔氏常常轮流出现在魏晋南北朝的第一家的位置。高士廉等人的排名其实并没有大问题，是延续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传统。但这对于李世民来说是无用的，因为他的目的不是给这些门阀士族重新认定品级，而是为了改变唐朝朝廷的政治格局，打破门阀士族对朝廷政治和国家资源的垄断。
崔民干被排到第一，是高士廉等人依据魏晋南北朝的传统定下来的。崔民干出身博陵崔氏，又是李渊称帝的从龙之臣，同时受到山东世家和关陇贵族的支持。他在治理宋州和幽州时政绩卓著，被加封了上柱国、博陵郡开国公。以他个人的政绩和政治地位，再加上博陵崔氏在五姓七宗中的地位，被列为第一等是毫无问题的。但如果按照这个排名，唐朝将延续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格局，国家的选官和权力分配会继续被各大门阀士族控制。长期以往唐朝必然会步隋朝的后尘，在门阀士族的争权夺利中逐渐地走向灭亡。
因此李世民让他们重新勘定《氏族志》，并且规定了皇族第一，外戚第二，门阀士族被列入第三等。李世民对《氏族志》的修订，看似继承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传统，实际上却打破了门阀士族对国家的垄断。按照魏晋南北朝的传统，对于门阀士族品级的认定，关系到官员的选择和权力的分配，直接影响到国家资源的分配。那时候列入门阀士族的，都是多人朝廷做官的大家族，所以有“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说法。李世民将皇族抬高为第一等，不仅仅是为李唐皇族争了面子，也是争取了更多的国家资源。
他将外戚放在第二等，目的就是给李唐皇族拉盟友。门阀士族之间关系盘庚错节，几百件的通婚后形成了利益共同体。李唐皇族只是陇西李氏的的一支，想要力压各大门阀必须要有充足的资源。这些资源本就掌握在各大门阀手中，李世民拉拢盟友便是强化李唐皇族对国家的控制力。而各家门阀为了提高自己的品级，也会积极向皇族靠拢，希望成为皇家外戚。如此一来，李唐皇族的控制力不仅增加，也削弱了门阀士族之间的联系。为了争夺外戚第二等的位置，门阀集团内部必然有一番争斗，这也达到了李世民想要的内耗的目的。
最重要的是李世民把很多庶族地主和没落寒门提升成了新的士族，让他们与老牌门阀士族分庭抗礼。如此一来便打破了以家族传承的士族体系，将魏晋南北朝“尚姓”的原则改为唐朝“尚官”的标准，挤压了老牌门阀士族的政治利益。李世民通过扶持新的士族，打破了老牌士族对贵族集团的垄断地位，加强了皇权，也巩固了自己的统治。他通过这种手段，使唐朝形成了一大批新士族的阶层，他们与旧士族形成了对立的平衡，为李治和武则天彻底打破门阀集团奠定了基础。三十年后，李治和武则天颁布《姓氏录》也就拉开了门阀集团覆灭的序幕。
综上所述，李世民命令高士廉等人勘定《氏族志》并不只是为了抬高李唐皇族的地位，更多的是为了打压魏晋南北朝以来统治国家的门阀士族集团。他通过《氏族志》扶持了新的士族，形成了新旧士族对峙的政治格局，逐渐削弱了老牌士族的权力和资源，挤压了他们的生存空间，使其开始进入瓦解的状态。
三十年后李治和武则天颁布《姓氏录》，延续了李世民的手段，拉开了覆灭门阀集团的序幕。此后经过几轮政治斗争，门阀集团统治国家政治的时代不复存在，魏晋南北朝以来的短命王朝频繁出现的历史周期律彻底被突破了。这个历史周期律的突破，也意味着唐朝向着新的巅峰迈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