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时，唐玄宗李隆基逃到成都避难，曾与给事中裴士淹谈论开元和天宝年间的各位宰相。李隆基评价最高的宰相是姚崇，对宋璟则被认为是沽名卖直的人。在评论李林甫时，李隆基认为他“是子妒贤疾能，举无比者”。裴士淹趁机问道，“陛下诚知之，何任之久邪？”对于这个问题，李隆基无法回答，只能默然以对。从这段史料可以看出，李隆基在任命李林甫为宰相之前，对他的为人处事就非常了解的。李林甫嫉贤妒能的本性，在李隆基早就了若指掌。于是裴士淹的问题也就成了很多人关注的焦点，李隆基到底为什么任用李林甫为宰相呢？
从李林甫的政治派系上看，他既是李唐皇室的远房旁支，又与武氏外戚来往密切，总体看来是偏重于外戚集团利益的大臣。在开元年间，李林甫受到武氏外戚的扶持，才得以进入朝廷中枢。后来他又和武惠妃结盟，密谋扶持寿王李瑁为太子，以稳固自己的宰相权势。这些操作从利益层面分析，都是与武氏外戚集团息息相关的。因此从政治派系上看，李隆基是不应该重用李林甫的，至少是不会毫无保留地相信李林甫的为人。可是李隆基在明知李林甫嫉贤妒能的前提下，仍旧让他当了十九年宰相，这就很值得人深思了。
李隆基是唐朝皇帝中最喜欢玩弄帝王之术的，他擅于通过这种阴谋手段来控制朝局，使自己的皇权始终主导朝廷的政治。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李隆基才频繁地更换宰相，保持皇权在朝中的主导能力。李隆基评价最高的宰相是姚崇，他只做了四年宰相。宋璟虽然呆在唐朝中枢近二十年，但出任首相也只有四年。他们两人之后的如张说、张嘉贞、萧嵩、张九龄等出任宰相的时间都不会很长，这说明李隆基不会长期地将相权稳固在某位大臣身上。李林甫连续出任宰相十九年，这在当时是非常罕见的，也是让后世学者感到疑惑的。
从史料记载来看，李隆基任命宰相的政治意图非常清晰。他任命姚崇就是为了改革武则天时代留下的弊政，清算以武氏、韦氏、太平公主为首的外戚集团势力，夺回外戚和皇族掌控的权力。他任命宋璟是为了打击贵族门阀势力，削弱各大门阀对朝廷政治的操控，加强朝廷的吏治管理。后来李隆基又先后任命边将大臣出身的张嘉贞、张说、萧嵩为宰相，都是为了进行军事体制改革，强化国家军队方面的实力，加强朝廷的中央集权。所以说李隆基任李林甫为宰相绝不会无的放矢，尤其是明知李林甫嫉贤妒能，他肯定有着更深的考虑。
李林甫是在武惠妃和废太子李瑛的斗争中崛起的，他作为武惠妃的盟友，协助其构陷李瑛，帮助寿王李瑁谋取太子之位。在这个过程中，李林甫不但取代张九龄成为首相，还帮助武惠妃谋害了李瑛等三王，是武惠妃身边重要的帮手。从事情的发展过程来看，李隆基并不是完全的信任武惠妃为首的武氏外戚势力，只是利用这些人来对付张九龄的文官集团和李瑛的太子党。所以在李林甫推荐李瑁为新太子时，李隆基并没有接受，反而册立了李亨为太子。由此可见，李隆基对李林甫并非完全信任，反而是有着很深的防范心理。
如果要防止李林甫把持朝政，李隆基理应像对待其他宰相那样，每隔几年便更换首相，而不应该让他在首相位置呆十九年之久。对于李隆基这种前后不一的做法，很多历史学者也进行了诸多的分析。大多数人认为，李林甫摸清了李隆基的脾气，又勾结后宫和朝廷大臣暗中关注李隆基的一言一行，使其能够恰到好处的应对李隆基的要求，所以受到宠信。这种说法看似有些道理，但实际上可能性不高。李隆基不是庸庸碌碌的皇帝，而是从政变中走出来的政治强人。他登基称帝和掌权过程中经历了多次政变，不会轻易被李林甫所控制。
实际上除了武惠妃外，李林甫在李隆基后宫的耳目并不多，而且行为举止都停留在拉关系阶段。这点操作其实很好理解，李隆基毕竟是政变起家，对这方面都是严格防范的。李林甫如果有过多的越轨行为，早就被拿下了，还能当十九年宰相？而且武氏外戚也曾通过李隆基的心腹高力士来扶持李林甫，最终也是被高力士所拒绝。这说明李林甫在李隆基身边安插耳目的可能性并不高，甚至没有太多的机会。所以认为李林甫通过邀宠的方式取得李隆基的信任，这完全是一厢情愿的主观臆测，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几乎不可能实行。
所以李隆基让李林甫当十九年宰相，并不是因为个人喜好方面特别宠信李林甫，而是有着多方面的考虑。在李林甫当宰相之前，唐朝虽然是开元盛世，而且政治平稳，但政事堂的班子并不固定。姚崇、宋璟等宰相轮流执政，这让很多政务必须由李隆基亲力亲为。这虽然让唐朝创造了开元盛世，却让李隆基也跟着陷入繁琐的政务之中。一方面李隆基担心宰相们把持朝政架空皇权，所以频繁更换宰相，限制宰相决策政务的权力。另一方面，李隆基的事务太过繁琐，这让他的皇帝当得很累，不符合他喜欢享乐的生活方式。
李隆基是多才多艺的皇帝，爱好方面非常广泛，歌舞、戏曲、马球等等都是他的最爱。这样的皇帝长期在宫里办公是几乎不可能的，最多就是刚登基的几年勤政一些。而文官大臣们事事都要皇帝决策，并要求皇帝一言一行都符合规章制度，这就让皇帝不能任性作为。因此在开元年间，李隆基与宰相们的矛盾大多出于此，也多次成为他更换宰相的导火索。李林甫与前任宰相相比，在政务上对李隆基更宽松。他不会强制要求李隆基怎么做，只会按照李隆基的要求去做，然后从中夹带私货，这就减少了相权和皇权的冲突。
比如在政事堂宰相群体的组成上，李隆基就喜欢按照惯例召有功的边将和外臣进入，避免政事堂的宰相联合成铁板一块。张九龄为相时便在这方面和李隆基唱反调，多次阻止外臣和边将进入政事堂。而李林甫却不阻止李隆基这种操作，反而积极顺着李隆基的心思搞。他提出重用寒门官员和胡族将领，认为他们在朝廷没有根基，没有结党营私的土壤。这种论调既符合李隆基分化瓦解宰相班子的目的，又没有威胁到自己的宰相地位。实际上这些寒门和胡族官员进入中枢后，由于缺乏根基，不敢随便对政务发表看法，因此只能对李林甫唯唯诺诺。
这样一来朝廷的政事堂就成了李林甫的一言堂，所有政务都李林甫说了算。在李隆基看来，寒门官员和胡族人是外人，在政治上与李林甫结党的可能性不大。但他却忽略了这些人也不敢阻止李林甫操控朝政，反而成了李林甫独断专行的帮凶。比如小吏出身的宰相牛仙客，便在拜相后成了李林甫的应声虫。
李隆基为了防范李隆基把持朝政，也提拔了杨国忠来对其进行掣肘和牵制。再加上李林甫有着了太子李亨这样的政敌，所以李林甫无法做到一家独大地把持朝政。于是这三方长期处于争斗和平衡中，李隆基就不需要每隔几年就更换宰相，这就让李林甫有了长期担任宰相的条件。
有了多方面的牵制和掣肘，李林甫缺乏威胁皇权的机会，反而还要依赖于皇帝才能保住权势。这样的情况下李隆基就比较放心地把政务交给李林甫，而不必再费心费力的亲力亲为，也不必整天都小心提防着宰相们。这对于爱好广泛的李隆基来说，既解决了宰相权势过大的问题，又留给了自己充足享乐的时间，一举两得。他只需要把政务交给李林甫，自然有杨国忠和李亨帮他盯着，根本不用担心李林甫结党营私。李隆基这种利用权谋调动政治斗争的方式，虽然能够限制宰相权力，让皇权不再受到威胁，却也留下了很大的隐患。
首先，三方争斗是出于平衡状态的，一旦平衡被打破，必然让其中一方权倾朝野。历史上李林甫死后，杨国忠的权势无人掣肘。而李隆基因杨玉环的关系纵容其祸乱朝纲，这让很多巴结杨氏的外臣和边将上位。这其中最为典型的便是安禄山，也为后来的安史之乱埋下大患。
第二，三方争斗为了增加势力，必然在朝政上互相拖后腿，在政治利益上拉拢更多的外部人员。这使得朝廷政治内耗严重，而被拉拢的外部文臣和将领则得到渔翁之利。于是乎很多边境将领从中获益，朝廷的权力重心开始从中枢往地方偏移，这也为后来的安史之乱埋下隐患。
从这些现象可以看出，李隆基长期任用李林甫并非出于个人宠信，而是为了简化自己执政压力，分化瓦解朝廷对皇权的威胁。但这种操作明显是走捷径偷懒的做法，虽然暂时稳固的皇权对朝政的控制，却加剧了朝廷内斗，也让权力重心发生偏移。当朝廷内斗恶化后，朝廷便失去了对全国各地的控制，这便让只控制朝廷的李隆基失去了统治国家的根基。安史之乱后李隆基避难成都，反思自己执政的缺失，意识到这完全是自己任性和懒惰导致。当他面对给事中裴士淹的追问时，对这些错误难以启齿，只能默然以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