濮议之争是宋英宗执政时期最大的政治事件，也对宋朝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直接为后来的新旧党争埋下隐患。这个政治事件的起因是赵宗实亲政后意图为自己的父亲濮王赵允让争取名份，进而引发了朝廷文官集团内部的政治分歧。这场政治分歧让将韩琦、欧阳修为首的两府大臣，以王珪为首的两制大臣，以及以司马光为首的台谏大臣都卷入其中，波及了整个宋朝朝野上下，演变成历时十八个月的政治斗争。它引发了宋朝朝廷的政治动荡，贯穿了整个宋英宗时代，使政治风波蔓延到全国。
后世的历史学者们对这场政治事件进行了各种解读，得出了众说纷纭的结论。但有一点却总是模糊不清，一直存在争议，未有让人信服的公论。这就是为什么曹太后的政治态度会前后不一，突然改变了对濮议事件的观点，向宋英宗和韩琦等人做出了让步？而正是因为曹太后的让步，才使得宋英宗和韩琦等人成为最后的胜利者，达到了为赵允让争取名份的目的。下面将站在曹太后的角度对这个政治事件进行解读，看看她在事件中起到的作用，和态度摇摆不定的原因是什么？进而分析这场波及整个宋朝的政治风波，所产生的后续影响。
濮议之争是在宋英宗赵宗实亲政后发生的，此时他登基已经一年了，好不容易摆脱了曹太后垂帘听政的掣肘，掌控了朝廷军政大权。掌权后的赵宗实想为父亲濮王赵允让争取政治地位，于是向韩琦、欧阳修等两府大臣提出了讨论赵允让名份的议题。这个议题一经提出，便引发了朝野上下的激烈反对，尤其是以王珪为首的两制大臣，和以司马光为首的台谏大臣反对最为激烈。双方经过了十八个月的拉锯战，最终以赵宗实和韩琦的一方的获胜而告终。而决定这场政治斗争胜负的，正好是之前垂帘听政的曹太后。
从史料分析来看，赵宗实提出濮议的议题，其目的是很鲜明的，就是为了他父亲赵允让的政治地位。因为赵宗实并非宋仁宗赵祯的亲生儿子，而是过继的皇嗣子，所以从即位之前开始就充满了争议。即位后因为与曹太后的不睦，再加上“韩虫儿诈孕案”的矛盾，使得皇位难以稳固，一度出现了曹太后垂帘听政的情况。虽然在韩琦、欧阳修等宰执大臣的支持下，双方僵持了一年后，曹太后答应撤帘归政，使赵宗实能够亲政掌权，但他的政治地位依旧难以稳固。为此赵宗实希望通过确定赵允让的名份和政治地位，让自己的皇位看起来更加名正言顺。
赵允让是赵祯的堂兄，因为赵祯无子，才过继了赵允让第十三子赵宗实为皇嗣子。由于整个过程充满了艰辛和波折，再加上赵宗实还没真正成为储君就遇到赵祯驾崩的事情，所以继承皇位的资格充满了争议。这其中最大的争议在于，赵宗实即位的身份，到底是赵祯的皇嗣子，还是赵允让的儿子。按照宋朝礼制的规定，赵宗实必须以赵祯的皇嗣子身份，才具备继承皇位的资格。但如此一来，赵宗实的皇帝权威性将会受到曹太后的掣肘，因为曹太后是赵祯的皇后，从礼制上看曹太后才是赵宗实的嫡母。
可这却是赵宗实不愿意承认的，因为这意味着他的皇权随时都可能被曹太后夺去。事实上在赵宗实即位的最初一年时间里，曹太后便是以嫡母的身份垂帘听政的，而且掌控着皇帝的宝印。赵宗实亲政后自然不想这种事情重现，于是提出了濮议的议题，目的就是摆脱将曹太后作为嫡母的尴尬境地。他想通过确定父亲赵允让的政治地位和名份，将自己对皇位的继承权塑造成来源于赵允让的情况。如果这个议题成立，赵宗实将会名正言顺地摆脱曹太后的掣肘，没人能拿他的继承权问题说事，也就能彻底稳固自己的皇位。
对于赵宗实的这种想法，曹太后一开始就是心知肚明的，所以最早她的态度是激烈反对，甚至下手诏斥责了韩琦、欧阳修等宰执行大臣。同时这个议题也遭到了朝廷中两制大臣和台谏大臣们的强烈反对，这里面王珪和司马光就是代表人物。以王珪为首的两制大臣认为，濮王赵允让于宋仁宗为兄，宋英宗应称其为皇伯，称宋仁宗为皇考。这是他们按照当时的宋朝礼制而给出的结论，但这个结论与宋英宗的想法背离。宋英宗不想认作为宋仁宗皇嗣子的身份，所以想称赵允让为皇考，这样就能剥离自己与曹太后的母子关系。
赵宗实本以为这个议题会得到大多数大臣的支持，谁知道结果却遭到了绝大多数大臣的反对。以司马光为首的台谏大臣公开支持王珪等人的结论，并且上书弹劾欧阳修、韩琦等人。司马光上书指责赵宗实不孝和拒谏，同时弹劾欧阳修、韩琦等宰执大臣专权。御史中丞贾黯和史馆修撰、同知谏院蔡抗将当时的水灾与濮议联系在一起，说正是因为赵宗实和韩琦搞濮议，才造成了水灾。然后韩琦利用宰相大权，将贾黯和蔡抗罢职贬官，司马光也被明升暗降地调离谏院。韩琦这一专权的做法，受到了更多人的不满，朝野上下议论纷纷。
于是御史吕诲连上十一疏论濮议，同时再弹劾支持赵宗实的韩琦、欧阳修等宰执大臣。然后他又联合侍御史范纯仁、监察御史里行吕大防上疏弹劾，逼得韩琦和欧阳修公开反驳群臣，双方的斗争越来越激烈。因为有曹太后的手诏在前，使得位高权重的韩琦和欧阳修也没法强行推动，只能通过权势打压反对派大臣，这使得濮议牵连日久。最后他们只能在曹太后身上想办法，希望通过说动曹太后来改变朝廷内的被动局势。一年过后赵宗实旧事重提，并且把韩琦和欧阳修等人紧急找来商议，决定一举打开濮议的突破口。
据说当时是欧阳修起草了两份诏书，绕开了专门起草诏书的学士院。接着曹太后突然改变主意，让宦官又送来一份手诏，内容是同意赵宗实称赵允让为亲，同时赵允让的三个夫人并称为后。曹太后这份手诏明摆着的退让，而且还有了太后签押的印记。曹太后态度的突变，这让赵宗实打开了濮议的突破口，能名正言顺称赵允让为父亲，占据了政治斗争的优势地位。但这种突然的变动，也让舆论哗然，朝廷中的斗争更加激烈了，各种谣言满天飞。有的说是曹太后喝醉酒后签押的，也有的说韩琦秘密与曹太后身边的中官苏利涉、高居简往来结交。
于是朝廷中的所有政治压力都逼向了赵宗实，迫使赵宗实下诏说只给赵允让称亲，而不上尊号。尽管如此朝中大臣们依旧不放过，各种弹劾的奏疏纸片一样飞向中枢。司马光、吕公著、吕诲、范纯仁等名臣纷纷弹劾韩琦和欧阳修，韩琦和欧阳修彻底站到了朝廷的对立面，被打到了奸臣的行列中。赵宗实为了完成给父亲名份的愿望，强行支持韩琦和欧阳修，将吕诲、范纯仁、吕大防三人同日贬出朝廷。他的这一操作不但没有吓到群臣，反而越搞越凶。一月之中，反对濮议的同知谏院傅尧俞、侍御史赵鼎、出使契丹的赵瞻，也相继被贬出朝廷。
经过这一轮政治斗争之后，赵宗实完全占据了上风，成为濮议之争的最后胜利者，也代表着他正式坐稳了皇帝的位置。但是在濮议之争持续的十八个月中，大量的官员被贬斥罢官，朝廷中文官集团的重臣数量大减，就连名臣富弼都托词主动辞官了。因此在濮议之争结束后，宋朝朝廷政治格局大变。
复盘整个濮议之争的过程可以发现，激化赵宗实与文臣矛盾的，就是曹太后的两次手诏。第一次手诏，让以王珪和司马光为代表的两制台谏大臣与韩琦和欧阳修为代表的两府大臣，呈现了对抗之势。第二次手诏，彻底破坏了两者对抗的平衡，让胜利的天平彻底偏向了赵宗实和韩琦。
在政治斗争的双方中，赵宗实和韩琦一方人数较少，舆论声音较弱，但都是位高权重的。而反对派的声音最大，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而且人数最多，其中不乏后来的宰相级别名臣，但当时在权位上处于弱势。起初因为曹太后站在反对派一方，双方的力量互相制衡的。一年后曹太后突然改变主意，同意了赵宗实等人的要求，使得两股势力失衡。于是韩琦和欧阳修利用权势将反对派骨干大臣贬斥出朝廷，终于帮赵宗实赢得了政治斗争的胜利。由此可见，整个濮议的十八个月中，真正左右局势的不是韩琦和欧阳修，也不是赵忠实，而是曹太后。
于是关键的问题来了，为什么在双方对峙了一年后，曹太后突然改变主意支持赵忠实的议题呢？虽然史料上有着各种谣言的说法，很多学者也将其作为曹太后向赵忠实让步的代表，但笔者经过分析却发现情况似乎并不简单。很多人认为曹太后看到了赵忠实的坚持和强硬，所以才选择了退让，使赵忠实赢得了濮议之争的胜利。赵忠实也从而加强了朝廷的中央集权，把反对派赶出朝廷，通过韩琦和欧阳修彻底控制了军政大权。赵忠实似乎是最大的胜利者，可从这场政治斗争的结果来看，他真的胜利了么？
对比濮议之争前后的朝廷政治格局变化，可以发现文官集团的力量并非增强了，而是被大大地削弱了。在濮议之争之前，是曹太后垂帘听政的一年，也是曹太后也文官集团对抗最为激烈的一年。当时为了帮赵忠实争回皇权，韩琦、欧阳修、王珪、吕诲等大臣反复上书请求曹太后归政，文官集团空前的团结。实际上这种团结是自庆历新政后保守派得势以来一贯的，尤其是在皇祐和嘉佑年间后，这种空前的团结让文官集团几乎是铁板一块。就连当时的宋仁宗都需要靠着武将狄青、宦官任守忠来与文官集团制衡。
面对曹太后垂帘听政的情况，韩琦在文官中几乎一呼百应，大家一起对抗太后专权，为争取皇权回归皇帝而努力。在濮议之争后情况却不一样了，韩琦和欧阳修虽然在赵忠实的支持下权倾朝野，但却成了整个文官集团的罪人，甚至被打入了奸臣的行列。对抗曹太后时强大而团结的文官集团分裂了，大部分被韩琦贬斥出朝廷，到地方上坐冷板凳。得到大权的韩琦，却受到整个士大夫阶层的鄙视，就连他的好友富弼都称病辞职。欧阳修是名满天下的文坛宗圣，可是他的门生故吏也因此而和他拉开了距离。
可以说曹太后的两份手诏，彻底改变了朝廷的政治格局。她看似在政治斗争中退让失败，实际上却彻底打垮了文官集团。曹太后即便胜过赵忠实，却也没有什么好处，因为她自己当不了皇帝，又没有儿子当皇帝，争这个输赢并没什么意思。她的退让，不但让文官集团彻底炸锅了，反而起到了削弱文官集团的作用。
文官集团的分裂，让文臣把持朝政的格局被打破，这对赵忠实和宋朝来说是最好的结局。而且在曹太后退让之后，也缓和了和赵忠实之间的关系，将两宫矛盾大幅度削弱。对于曹太后身后的武将集团而言，他们长期处于文官集团的压迫之下，对此也是非常的乐见其成的。
从这场政治斗争的胜利者看似赵宗实，实际上是曹太后。她只用两份手诏就瓦解了整个文官集团，消弭了文官专权而带来的危机。韩琦和欧阳修看似得胜，实际上却是得罪天下文人，成了千夫所指的奸臣。赵宗实掌控朝廷，这本就是宋仁宗所希望的，也是曹太后秉承他的意志所促成的。
赵宗实即位这段时间的政治斗争，实际上并非他与曹太后争权，而是曹太后与文官集团争权。文官集团独断朝政是宋仁宗在世时最担心的，曹太后只是完成了丈夫临终的嘱托罢了。在此过程中曹太后表现出卓越的权谋能力，却也为宋朝留下隐患。文官集团的分裂内斗，为未来的新旧党争拉开了序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