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3月，考古专家在六朝古都河南商丘的宋国故城遗址发现6座唐代墓葬，其中一座墓葬出土的一块墓志砖完整记录了墓主人的身份、出生地、去世年代。这块墓志砖并不是传统墓葬里常见的碑刻，而是用笔墨书写的。这块墓志砖虽然距今已有一千二百七十余年，但上面的墨迹仍然清晰可辨，写着：“维天宝十二载，岁次癸巳，九月己亥朔，廿八日景寅，睢阳郡柘城县，故人阎大娘记。”
作为一座普普通通的唐朝平民墓，虽然没有遭受盗掘，也没有出土什么奇珍异宝，但是这块墓志砖的出土为明确宋城故城“城摞城”的确切年代以及唐朝中期的历史文化提供了重要佐证，从而引起了广大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关注。
在先秦时期，“载、岁、祀、年”都可以用来表示年岁，成书于汉代的《尔雅》解释道：“载，岁也。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意思就是说，在表示年岁时，夏朝用的是“岁”；商朝用的是“祀”；周朝用的是“年”，而上古时期的唐虞（即尧舜）用的则是“载”。
那么，为什么在商丘唐墓的墓砖上，怎么会出现“天宝二十载”的字样呢？这就要从唐玄宗李隆基的年号说起了。
唐玄宗李隆基一生共使用了三个年号，其中第一个年号“先天”跟唐睿宗李旦的年号“延和”都在公元712年。唐玄宗李隆基在次年平定太平公主叛乱后，取“开辟新纪元”之意，就将年号“先天”改为了“开元”。在此期间，唐玄宗李隆基励精图治，使唐朝迎来了继“贞观之治”之后的又一个盛世——开元盛世。开元后期，唐玄宗李隆基变得不再像以前那样励精图治、纳谏如流，他在溜须拍马之徒的吹捧下，逐渐变得骄傲怠惰，纵情酒色，甚至开始自我神化。
据《唐鉴》记载，开元二十九年正月，唐玄宗李隆基自称梦见道教始祖老子，告诉他：“吾有像在京城西南百余里，汝遣人求之，吾当与汝兴庆宫相见。”意思就是说，我的神像放在了京城西南百余里的地方，你如能找出来，我就与你在兴庆宫（唐玄宗李隆基龙潜时的府邸）相见。朝廷自有溜须拍马之人陪着唐玄宗李隆基演好这出“藏宝游戏”的戏码，于是，带着唐玄宗李隆基使命的下人，果然在西安周至县东南15公里的终南山北麓的楼观台找到了老子画像。
唐玄宗李隆基的美梦显灵之后，李隆基第二十五子李珪府内的参军田同秀上了一道“祥瑞”。田同秀自称他在大明宫丹凤门前，看到太上老君站在云端对他喊话：“我藏灵符，在尹喜故宅。”尹喜就是在函谷关让老子留下《道德经》的函谷关守将，他是中国传播道家思想重要的历史人物，因此被道教徒尊称为祖师。
唐玄宗李隆基接到田同秀的报告后，就派田同秀到了函谷关，果然在尹喜的旧宅发现一块牌子，上面还写着“天宝千载”四个字。就凭唐玄宗李隆基的智商难道不知道这是田同秀玩的鬼把戏吗？不过，唐玄宗李隆基早在别人的吹捧之下，迷失了心智，他也迫切需要有人在这个时候帮他进一步神化自己。于是，唐玄宗李隆基就对外宣称，在尹喜旧宅发现的灵符是天赐之宝，决定顺应天意，将“开元”年号正式改为“天宝”，还把灵符的发现地桃林县改成了“灵宝县”，这就是今天河南灵宝县名的来历。
这个时候，唐玄宗李隆基更加自我陶醉，他感觉自己已经超过秦皇汉武，直追尧舜圣贤，用“年”字已经不能体现自己的丰功伟绩了。因此，就在天宝三年（公元744年），唐玄宗李隆基正式下旨，改“年”为“载”。商丘唐墓的墓志砖上面的“天宝十二载”就是“天宝十二年”，即公元753年。
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安禄山和史思明以诛杀杨国忠为名发动叛乱，并先后攻陷了洛阳和长安，唐玄宗李隆基被迫赐死杨玉环，流亡蜀地。皇太子李亨在灵武登基称帝，改元至德，是为唐肃宗。此时的大唐盛世已经黯然落幕，唐肃宗自知难比尧舜，就将“至德二载”改回成了“至德二年”。
避讳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特有现象，是封建等级制度和宗法制度的产物，大约源自商末周初，文书避讳制度始于秦，盛于唐宋，明清趋于完善，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多有文人墨客因此而丧命。具体来说就是出于对国君、父祖以及圣贤的尊敬和畏忌，不能直书其名，在遇到和其名相同的字时，采用改字、省字、缺笔等方法来代替。
唐高祖李渊的祖父叫李虎，李渊登基称帝后，追封其祖父李虎为太祖。为了避讳太祖的“虎”字，唐朝早期的诗文中遇到到“虎”字就会用“兽”字来代替。比如，曹操在《却东西门行》写道：“神龙藏深泉，猛虎步高冈”，在唐初抄录此诗的时候，就只能改写成“神龙藏深泉，猛兽步高冈。”
当时，男子使用的溺器（尿壶）形似老虎，故称为“虎子”。到了唐朝，同样为了避讳唐太祖李虎，人们就将“虎子”改成了“马子”，这也是现代溺器“马桶”名字的由来。
另外，李世勣（即徐世勣）在唐太宗李世民登基称帝之后改名李勣则是为了避讳李世民的“世”字；柳宗元在《捕蛇者说》文中的“以俟夫观人风者得焉”，则是以“人”代替“民”，避讳李世民的“民”字。
商丘唐墓的墓志砖上面的“景寅”同样是出于避讳的目的，“景寅”即“丙寅”，这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纪年方式。那么，此处的“丙”字又是因谁而避讳呢？
原来，李渊登基称帝后，不仅将自己的祖父李虎追封为唐太祖，还将自己的父亲李昺追封为唐世祖。因此，出于避讳的需要，凡是在文字中遇到“丙”或者“昺”的地方，一般情况下都会使用“景”字来代替，而在敦煌发现的部分经书中，亦出现过遇“丙”字缺笔少点的情况。这种情况可能是当时的抄经人考虑到经书内容本来就晦涩难懂，如果换字避讳则更难理解经书的本意。
根据考古专家对商丘宋国故城遗址的唐代古墓内的墓主人牙齿分析，死者的年龄大约在13岁~16岁之间。
既然如此，墓志砖上面怎么会出现“阎大娘”字样呢？
这其实是我们对唐朝称谓上的一种误解。在唐朝，不管是普通百姓，还是达官贵人，甚至是皇帝，都喜欢用他（她）在家庭里的排行来称呼对方。比如，唐玄宗李隆基是唐睿宗李旦的第三个儿子，因此他就被人称为“三郎”。有一年，唐玄宗坐在广运潭旁边的高楼上检阅各地来的船队，船夫们就在船上高唱《得宝歌》：“三郎当殿坐，听唱得宝歌”。
诗圣杜甫在《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长诗中，不仅出现过“公孙大娘”的字样，还出现了“李十二娘”的字样，这里出现的“大娘”同样描述的并不是一个孔武有力的中年妇女，而是说她是公孙家排行老大的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