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禁城里，崇祯皇帝朱由检设下神坛，他想祈请天兵天将下凡，助他力挽狂澜。
这是大明崇祯十五年（1642），也是朱由检生命的倒数第三个年份，当年农历四月底，李自成率领农民军第三次包围开封，中原震动。手足无措的崇祯皇帝，一方面在紫禁城中设立斋堂拜佛念经，感觉拜佛念经无效，他又召来道家正一派的第五十二代天师张应京，命令他设坛做法召唤天兵天将，希望神仙能够下凡外驱满人、内剿乱贼。
就像崇祯十二年（1639）那次在宫中设坛做法召唤天兵天将一样，这显然又是一次自我安慰的神仙把戏，但濒临亡国的崇祯皇帝顾不上虚妄，他已经接近走投无路：此前一年的1641年农历八月，明朝在关外的最后一支精锐部队13万人与清军展开决战，没想到惨败溃退，在兵败坚守孤城松山半年后，1642年农历二月，统兵出战的兵部尚书兼蓟辽总督洪承畴被俘投降。
随后，同样坚守孤城锦州以致杀人相食仍然坚持守城的名将祖大寿，也在城破后被迫投降清军——至此，历时近两年的松锦之战，以明军惨败结束。山海关外，明朝只剩下总兵吴三桂仍然率军坚守孤城宁远，清军的铁骑，距离攻破山海关只剩一步之遥。
大明帝国内有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军到处攻城掠地，外有清军步步紧逼，已经濒临亡国境地。无奈之下，此前一直坚持不议和的崇祯皇帝，只得密令兵部尚书陈新甲与已经自立为大清国皇帝的皇太极议和，没想到议和进行到关键时刻，陈新甲与满清的议和文书竟然被陈新甲的仆人无意间泄露、当成塘报通报各地，由此闹得满朝喧哗，在言官的攻击下，崇祯不得已决定弃卒保车，将议和的罪名推卸到陈新甲身上，随后将其斩杀。
本来，议和对于面临内忧外患的大明帝国而言，不失为对外先稳住满清、对内集中精力对付农民军的一个办法，但自立朝以来，由于大明帝国一直坚持不议和不妥协，加上崇祯皇帝碍不下面子，无奈下，崇祯只得被迫放弃议和。至此，随着陈新甲一死，他内外已无退路，大明帝国和他个人的生命，开始进入倒计时。
陈新甲代替崇祯议和，竟然因为泄密就被下令斩杀，替皇帝忠心办事，却随时可能被弃卒保车，这使得满朝文武更加噤若寒蝉。
据统计，崇祯在位十七年间（1627—1644），共斩杀总督7人、巡抚11人，其中督师蓟、辽的兵部尚书袁崇焕，被性格多疑中了满人反间计的崇祯下令凌迟处死；山东巡抚颜继祖因为清兵入关攻克济南生擒藩王德王，也是被作为替罪羊处死——崇祯随意屠戮大臣、推卸责任，也使得手下文武百官更加战战兢兢，在乱世中不敢作为。
对此，崇祯的针对之策是重用东厂和锦衣卫监视大臣，并动辄以私刑代替国法处死大臣，例如处死陈新甲的这一年（1642），上言直谏的行人司副熊开元、给事中姜埰就因为直言冲撞崇祯，而被崇祯命令锦衣卫逮捕后秘密处死。
国事纷乱，性格偏隘的崇祯很希望励精图治，但又能力有限，无奈下，后来自诩“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的崇祯，只得经常将怒气发泄到臣子身上，要么杀人泄愤，要么频繁更换臣僚——根据统计，崇祯在位17年，仅仅刑部尚书就换了17人；而整个明朝276年历史不过160多位阁臣，崇祯在位17年就占了50人，由此可见他对手下臣子的换人之频和疑心之重。
就在兵部尚书陈新甲被处死一个月后，1642年农历七月，崇祯心爱的田妃病逝，田妃原籍陕西，从小在富庶的扬州长大，父亲田弘遇曾担任扬州把总，自小聪颖的田妃精通琴棋书画，深得崇祯怜爱。
尽管国事日蹙，但崇祯在勤政之余，仍然颇有生活情趣，他擅长演奏古琴，甚至曾经谱写《崆峒引》《烂柯游》等访道古琴曲与田妃一起演奏，田妃也时常与崇祯一起弹琴、吹箫、下棋、写字作画，尽管多少有点恃宠而骄，但田妃在崇祯的约束下，总体仍然守本分，与崇祯的思想和生活情趣也非常合拍。
因此，田妃在王朝末日、国事纷乱中逝世，这也给了崇祯皇帝不小的心理冲击，田妃去世后，尽管能力有限、但却勤政不辍的崇祯皇帝哀痛不已，特地下令辍朝三日。
但崇祯还来不及过多哀痛，大明国势的江河日下就已让他焦头烂额，当年农历九月，李自成在第三次围攻开封后，扒开黄河水攻开封城，致使开封积水十多米深，37万守城军民中有34万人死绝。
为了剿灭李自成的农民军，崇祯先是于1642年年初，下令释放了此前曾经大败李自成、后来却无辜被羁押三年多的名将孙传庭，但日趋壮大的李自成农民军已经今非昔比，而手下已经没有精兵强将的孙传庭，则在开封城破后的第二个月（1642年农历十月），被李自成击败于河南。
随后，明朝“诸将皆望风引避，莫有敢当其锋者”，很多官吏甚至直接弃城出逃，“易服匿草间”，而拥兵二十万的左良玉当时守卫湖广重镇襄阳，他不思进取迎敌，却在李自成兵临城下之前，先是纵兵掳掠襄阳、樊城百姓，然后弃城出逃，致使李自成轻松占领襄阳，随后，李自成军队又先后攻克枣阳、荆门、荆州等地，整个大明帝国的腹心地带河南、湖北等地被农民军扫荡殆尽。
屋漏偏逢连夜雨，在皇太极的指挥下，清军则在松锦之战大胜后，绕开孤城宁远和山海关进入华北平原，一路烧杀掳掠至山东，在连破八十余城后扬长而去。根据后来统计，清军此次入侵，共掠夺黄金2250两，白银220万两，并俘虏了36.9万汉人作为奴隶北归。而已经没有可用之兵的崇祯皇帝，只得纵容清军在境内来去自如。
为此，崇祯第三次下发罪己诏，他在罪己诏中自陈已经力不从心：
纵观崇祯在位十七年间，他分别于崇祯八年（1635）、崇祯十四年（1641）、崇祯十五年（1642）和亡国自杀前夕的崇祯十七年（1644）二月共四次下发罪己诏：
此前在1635年，张献忠军队攻破安徽凤阳、焚烧明朝祖陵，崇祯后来以“流贼未平，震惊陵寝”下发罪己诏；到了1641年，由于帝国内部连续多年干旱、蝗灾、饥荒并起，崇祯又以灾异频现，下诏罪己；而此次第三次下发罪己诏，自感心力交瘁的崇祯，除了自述“于宫中默告上帝，修省戴罪视事”外，他已经对时局的进一步发展恶化感到无能为力。
剧照：崇祯（1628-1644）
帝国风雨飘摇，为此，信仰传统鬼神的崇祯，甚至一度改信天主教。
崇祯五年（1632），信奉天主教的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徐光启向崇祯推荐天主教，这使得精神迷茫的崇祯一度大喜，加上传教士南怀仁、汤若望等人的宣讲，崇祯于是命令将紫禁城内的佛像全部撤除，意思是只能允许天主存在，而不能有其他偶像。
不仅如此，由于一度崇拜天主教的上帝，崇祯还命令臣子中有“天”字的全部改名，例如大理寺推官陈良谟，原名陈天工，就因为崇祯下令而被迫改名。
但一度改信天主教，并不能挽救崇祯心中的迷茫和大明帝国日益衰颓的国势。
到了1640年，崇祯的皇五子朱慈焕病死，据说朱慈焕临死前，崇祯前去探望，没想到当时年仅虚岁五岁的朱慈焕竟然手指空中呼唤九莲菩萨，并控诉崇祯毁弃紫禁城宫中的佛像，尽管这件事的真伪和事件过程出现了多种说法，但崇祯却在朱慈焕死后深受震动，并请回了此前撤移到宫外的佛像，从此后也不再对天主上帝祈祷。
其实，崇祯信奉天主教的天主上帝也并非真心和唯一，早在朱慈焕病逝前的1639年，他就曾经在紫禁城中设坛做法召唤天兵天将，而到了1642年，他再次设坛做法，请道家天师张应京帮助他召唤天兵天将剿除内外贼寇，由此可见他病急乱投医，胡乱拜神改宗的纷乱与焦虑。
早在1627年，当时年仅17虚岁的朱由检登基后，面对晚明以来日益混乱的国政，他先是雷厉风行铲除了权宦魏忠贤，此后他殚精竭虑，每天都早起上朝，夜晚则经常批阅奏章到深夜，这与他曾经长达24年不上朝的曾祖父嘉靖皇帝，以及高达28年不上朝的祖父万历皇帝，还有他长期嬉戏玩乐、声色犬马的兄长明熹宗朱由校相比，崇祯皇帝简直是明朝中后期皇帝群体中难得的清流，由于皇帝经常深夜不息办理政务，崇祯时期，很多阁臣夜晚都经常留宿在紫禁城文渊阁中，以备皇帝不时召见。
与祖先和兄长的懒惰怠政相比，崇祯不仅勤于政务，而且对例行的经筵和日讲也不敢怠慢，他经常在繁忙的政务之外，向主讲官学习四书五经和《资治通鉴》等的治国理政之道，求治心切的他，甚至经常将经筵和日讲变成召对，与大臣们讨论国事。
有感于明朝内忧外患、财用不足，与奢靡的祖先嘉靖皇帝、万历皇帝相比，崇祯也厉行节俭，他即位后，先是下令停止了苏杭织造，此前，苏杭制造由宫内太监掌管，专门为宫内采购缎匹绢帛，对民间骚扰颇重。
对此崇祯下诏说：“惟是封疆多事，征输重繁，未遑苏豁，乃有织造钱粮，虽系上供急需，朕痛念连年加派络绎，东西水旱频仍，商困役扰，民不聊生，朕甚悯焉……朕不忍以衣被组绣之工，重困此一方民。”
崇祯节俭，甚至衣服破了也还继续穿。有一次他参加经筵日讲，由于内衣袖子破损，露在外面给廷臣看见不太雅观，不太自在的崇祯于是不时用手将内衣袖子塞回去遮掩，发现这个细节后，经筵主讲官于是说：“天子衣服破敝，虽然过于节俭，但这是美德，何必忌讳呢！”崇祯这才不再塞掩手袖。
为了悼念皇子和节约宫中开销，就在皇五子朱慈焕于1640年病逝后，崇祯甚至一度改而吃素，崇祯的外祖母听说后非常心疼，后来进奏说她梦到崇祯早逝的母亲托梦，要外孙崇祯还是要吃素，并劝告说“药补不如肉补”，崇祯这才恢复吃荤，但他与周皇后在此后生命的最后四年里，仍然坚持每月吃素十天，以此节约膳食开销。
节流之外，为了开源，他甚至命令将他的祖父万历皇帝时期珍藏遗留的多年野生人参拿出来变卖，换了几万两银子补贴国用。
但即使他穷尽一切努力，大明帝国内外还是烽烟四起，对此他曾经心有不甘地向臣子们表露心迹说：“朕非亡国之君，事事乃亡国之象。”到了1644年李自成攻破北京城前夕，他甚至叹息说：“朕不自意将为亡国之主！”
崇祯上位后所面临的困局，与当时的气候变化有着深切关系。
据不完全统计，崇祯在位17年间，全国各地竟发生了14次特大干旱，各地“饿殍遍野”“人相食”的记载十分常见。
虽然干旱在中国历史上并不罕见，但明朝中后期干旱范围之广、程度之严重，触目惊心。
崇祯十三年（1640）的干旱，是千年一遇的大旱，也是中国自汉代以来最严重的干旱事件。
在这一年前后的两次干旱事件，也绝非等闲之辈：崇祯十二年（1639）的干旱是百年一遇级别，崇祯十四年（1641 ）的干旱是五百年一遇级别。
旱灾波及华北、西北地区，受灾人口极其广泛。许多地方，更是连年受灾，百姓生产生活遭遇四连击、五连击，甚至九连击。
根据气候统计分析，明朝末年，当时中国正处于小冰期的寒冷期，冬季平均温度比现在要低2℃左右。
小冰期开始于13世纪，之后经历了相对温暖期，在16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达到鼎盛。
在国内，通常将15世纪后期至19世纪末气候寒冷期作为小冰期，由于这一时期恰是明清时期，因此也称为“明清小冰期”。
不要小看小冰期时期气候变化出现一两度的气温下降，在农业社会，这点气候的非正常变化足以摧毁整个社会的生产基础，并极大地削弱国家的经济实力，同时连锁产生各种社会不稳定因素。
崇祯即位第二年（1628），高迎祥率领农民在生态环境恶劣、干旱灾害最为严重的陕北最先起事，当时，大明帝国内部很多饥民喊着“与其坐而饥死，何不盗而死”的口号纷纷发动起义，面对农民军，明朝官军起初在围剿时经常占据优势，但随着气候变化导致大干旱、大饥荒的普遍蔓延，越来越多的农民不断涌入起义军，致使农民起义呈现“野火烧不尽”之势。
根据当代历史地理学家葛剑雄的统计分析，明代末年的人口在峰值时期，应该已经接近2亿大关，而拥有如此庞大人口资源的大明帝国，其实际能够控制和征收赋税的编户齐民在高峰时期也只有五六千万。
进入明末后，由于饥荒、干旱、土地兼并、瘟疫、战乱等各种原因导致人民流离失所，明朝政府能够掌控的人口资源越发减少，这同时也意味着政府的税源和兵源在不断流失，而面对满人入侵的边境战争以及镇压内部叛乱，明朝政府所需开支却在不断膨胀，一边是日趋减少的可掌控资源，一边是不断膨胀的国家开支，这也使得明朝政府的生存空间被不断压缩榨干。
作为后来农民军的最重要首领，出生在陕北的李自成，起初先是因为明朝内忧外患、政府收支缺口太大，不得不精简政府机关，这导致当时在驿站当驿卒的李自成被裁员，从公务员队伍下岗后，李自成又当过边兵，后来又因为军将克扣军饷而参与兵变，从此进入农民军队伍。
到了崇祯十年（1637），李自成一度被明军洪承畴、孙传庭部打得溃不成军，仅仅带着17名部下躲到陕西东南的商洛山中避难，当时，明军剿匪颇有成效，张献忠也一度投降官军，但到了崇祯十二年（1639），先是张献忠趁着当年大干旱、大饥荒再次反叛明朝，随后，李自成也杀出商洛山，由于1639年至1641年的连续三年大干旱，当时，参加李自成农民军的“远近饥民荷锄而往，应之者如流水，日夜不绝，一呼百万，而其势燎原不可扑。”
不仅是农民军，当时不断南下的后金（清军）部队，其本质也是受到了当时北方小冰期气候变化，以及大干旱、草原生态恶劣的影响所致，在气候危机的影响下，本来就颇具野心的女真后裔满人不断南下，试图通过攻城略地掠夺人口、物资等资源来度过艰难时期。
尽管同样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但相对而言，后金（满清）在崛起过程中，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父子依托战争，在不断掠夺辽东和关内财富、人口资源同时，也不断拉拢关外的蒙古部落，并多次出兵征讨朝鲜，使得蒙古各部和原本为明朝藩属国的朝鲜都被满清拉入麾下，加上满人在辽东不断争取当地汉族的支持，从而使得满清在与明朝争夺天下的过程中，不断扩充成长，成为明朝越来越壮大的威胁。
同样面临危机，但满人却将危转化成了机。当然，从现实的角度看，满人在东北地盘小、人口少，船小好调头，加上策略得当，四处拉拢资源和人心，这就使得满人得以在明朝内部的大动乱中保持隔岸观火，而明朝政府与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军的火并，也让满人这个第三者能在关外坐享渔翁之利，这确实是崇祯这个大明帝国的“大当家”所不具备的特殊优势，而且是足以让人致命的优势。
就在皇太极隔岸观火之时，为了应对内部的农民起事，以农业立国、财用并不宽裕的崇祯不得已加征“剿饷”。
由于“剿饷”加重了人民负担，将更多灾民推向了农民军的队伍，为了所谓剿匪练兵，明朝官方又不得不开征“练饷”；另外满人又不断南下入侵，为了解决辽东战场与后金（满清）战争的经费，明朝官方又开征了“辽饷”。
在天灾的作用下，加上“剿饷”“练饷”“辽饷”三大饷的重负，到了崇祯在位后期，明朝官方陷入了“崇祯死局”的困境中不可自拔，简单说就是，大明帝国由于天灾人祸导致财用短缺，财用短缺反过来又加剧了天灾人祸，在这种恶性循环中，大明帝国的“崇祯死局”已无法破解，由此明朝逐渐走向毁灭的边缘。
李自成的多次崛起，与明末的气候变化息息相关
“崇祯死局”这种恶性循环导致的严重后果，就是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军趁着1639年的大干旱大饥荒再次起事后，农民起义的燎原规模越卷越大。
就在崇祯十五年（1642）李自成的农民军横扫河南和湖北北部之时，当年，张献忠的部队也横扫安徽，先后攻陷舒城、六安、庐州（合肥）等地，并在巢湖训练水军。为了避免与李自成的农民军发生碰撞，张献忠又转攻进入湖北，并于崇祯十六年（1643年）农历五月攻克华中重镇武昌，处死了楚王朱华奎，与部下分食其肉，不仅如此，张献忠还将攻陷武昌等地掠夺来的六百多万两白银拿出来召集流民、扩大军队。
在武昌，张献忠自称“大西王”，建立了大西政权，与此同时，李自成也在襄阳建号称王，对于张献忠的称王举动，李自成颇为不满，当时，明军左良玉部也开始反攻张献忠军队，为了避免与李自成部和明军左良玉部两面作战，张献忠于是又率领军队南下进攻湖南和江西等地，到了崇祯十七年（1644）正月，张献忠又率部向四川进发，开始了乱蜀的大屠杀之战。
与此同时，此前只是满足于攻城略地、杀人越货的李自成，也开始萌生了与明朝分庭抗礼、争夺天下的想法，就在攻克黄州（湖北黄冈）后，李自成就发布檄文声讨崇祯皇帝和明朝官方说：
“明朝昏主不仁，宠宦官，重科第，贪税敛，重刑罚，不能救民水火，日罄师旅，掳掠民财，奸人妻女，吸髓剥肤。”
而对于攻克之地的百姓，李自成则发布檄文进行抚慰：“本营十世务农良善，急兴仁义之师，拯民涂炭。今定承天、德安，亲临黄州，遣牌知会，士民勿得惊惶，各安生理。”
不仅如此，李自成还到处宣传“三年免征，一民不杀”，这对于当时因为大干旱大饥荒以及明朝官方三大饷重压之下，已经接近生存极限的灾民来说，影响巨大，以致于李自成军队所到之处“所至风靡”。
对于这种农民军和明朝官方的人心向背转换，翰林院编修马世奇在与崇祯的对话中指出，在农民军中，李自成比张献忠更可怕，原因就在于张献忠到处屠戮，而李自成却处处收买人心：“今闯、献（李自成、张献忠）并负滔天之逆，而治献易，治闯难。盖献人之所畏，闯人之所附。”
对于李自成攻城后散财收买民心的举措，马世奇分析说：“贼知人心之所苦，特借剿兵安民为辞，一时愚民被惑，望风投降。而贼又为散财赈贫，发粟赈饥，以结其志，遂至视贼如归，人忘忠义。”
谈到如何扭转困局，马世奇说：“其实贼何能破各州县？各州县自甘心从贼耳。故目前胜着，须从收拾人心始。收拾人心，须从督抚镇将约束部伍，令兵不虐民，民不苦兵始。”
但已经陷入“崇祯死局”的明朝官方显然对于如何扭转人心无能为力，相反，一切现实都在不断加重“崇祯死局”的恶性循环，对此，保定巡抚徐标就在与崇祯皇帝的对话中，愤慨地陈述道：
“臣自江淮来，数千里见城陷处固荡然一空，即有完城，亦仅余四壁城隍，物力已尽。蹂躏无余，蓬蒿满路，鸡犬无音，曾未遇一耕者，成何世界？皇上无几人民，无几土地，如何致治乎？”
对于经历大干旱、大饥荒和农民军、清军交替攻掠、扫荡，造成从华北平原的河北、山东，到华中地区的河南、湖北，华东地区的安徽，华南地区的湖南、江西，到西北的陕西等地先后遭受的重大动乱，徐标以他的亲身见闻，向崇祯痛陈直言：“皇上无几人民，无几土地”。
听到徐标的一番陈述后，崇祯不禁潸然泪下，他说：“皆朕之罪。”
针对明朝官方的溃败，明末清初的学者张岱后来分析说，明朝末年，明朝官军纪律涣散，动辄抢掠民众，加上三大饷等各种苛捐杂税，使得民不聊生：
“明季以来，师无纪律，所过镇集，纵兵抢掠，号曰‘打粮’，井里为墟。而有司供给军需，督逋赋甚急，敲扑煎熬，民不堪命。”
张岱以当时人和亲身经历者的视角指出，与明末明朝官方的做法相反，李自成农民军在后期改变了初期烧杀掳掠的做法，“自成下令曰：杀一人者如杀吾父，淫一女者如淫吾母。得良有司，礼而用之，贪官污吏及豪强富室，籍其家以赏军。人心大悦，风声所至，民无固志。故一岁间略定河南南阳、汝宁四十余州县，兵不留行，海内震焉。时丧乱之余，白骨蔽野，荒榛弥望，自成抚流亡，通商贾，募民垦田，收其籽粒以饷军。贼令严明，将吏无敢侵略。”
痛心之余，张岱也客观地指出，当时李自成的农民军之所以所向披靡，与民心的归附关系很大：“至是陷贼，反得安舒，为之歌曰：‘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由是远近欣附，不复目以为贼。”
就在这种“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的民心逆向归转下，崇祯和大明帝国的死期，日益临近。
剧照：闯王李自成
面对李自成军队的席卷之势，崇祯越发心慌，当时，此前曾经多次击败李自成的名将孙传庭，在1642年被重新释放后，由于兵少匮饷等多重原因，在河南被李自成部击败后，不得已率部退入陕西休养。
至此，到了崇祯十六年（1643），大明帝国内部仍然尚可一战的军队，只剩下了辽东的边军，和溃逃到湖广等地的左良玉部，以及退守陕西的孙传庭部。
老将出身、熟悉敌我军况的孙传庭，则在退守陕西后积极扩军备战，并逼迫当地富户绅商捐款助军，这使得陕西士绅非常不满，纷纷上书朝廷，指责孙传庭在陕西养军备战、休养生息是“玩寇糜饷”，以致“秦人日在汤火中”。
而急于求成、没有清晰判断敌我力量对比的崇祯，也热切期望孙传庭早日出战、剿灭乱匪，崇祯十六年（1643）五月，朱由检任命孙传庭为兵部尚书，并总督秦、蜀、晋、豫、楚、江、皖七省军务，全权指挥中原战事。
对于崇祯着急催促孙传庭率领新军出战，兵部侍郎张凤翔再三劝告崇祯说：“孙传庭所有皆天下精兵良将，皇上只有此一付家当，不可轻动。”
面对左良玉部怯敌畏战，辽东边军边军为了对抗满人又无法南下的两难局面，张凤翔从当时的局势出发，劝诫崇祯一定要珍惜孙传庭新训练的这支大明帝国最后的生力军，但求成心切的崇祯不为所动，严令逼迫孙传庭出战，孙传庭对此无奈地说：“雅不欲速战，见上意及朝论趣之急，不得已誓师。”
从陕西无奈率领新军出战的孙传庭部，随后与李自成军队在崇祯十六年（1643）九月相遇于今河南郏县，由于恰逢大雨、粮运不继，加上粮道被截，孙传庭所部在回撤过程中被李自成追击大败，孙传庭无奈率军退入陕西潼关，当时，部将劝孙传庭放弃潼关退守西安，但坚持不肯后退的孙传庭决心一死守关，李自成进攻潼关时，孙传庭率领着几千残兵挥刀跃马，奋勇冲杀，最终死于乱军之中，死后连尸体都找不到。
由于找不到孙传庭的尸体，当时崇祯皇帝还怀疑孙传统逃命去了，因此不愿意下旨表彰孙传庭，以致一生忠勇报国的孙传庭，至死都未能得到公正评价。
孙传庭战死五天后，崇祯十六年（1643）十月，李自成军队占领西北重镇西安，此时，距离北京沦陷和崇祯上吊自尽，还有半年时间。
而生性多疑、急于求成的崇祯，在继1630年中皇太极反间计处死袁崇焕，1641年又冒进催促洪承畴仓促出战、以致明朝边军在松山之战中惨败后，又一手葬送了明军在西北的最后一支主力部队，但崇祯并不曾反思自己的过错，而是将责任全部推卸到孙传庭身上：“孙传庭轻进寡谋，督兵屡溃，殊负任使！”
尽管崇祯在位的十七年大明帝国内忧外患，但不得不说，即使在帝国末日，从袁崇焕到孙传庭，大明帝国也并不缺乏能征善战的忠勇良将，但志大才疏的崇祯并没有能力驾驶大明帝国这艘摇摇欲坠的巨轮，相反，他是一位不合格的船长，而他在关键时刻的屡屡错误决策，更是促使大明帝国一步步走向毁灭的深渊。
才能平庸的崇祯，无法应对明末的大变局
就在李自成扫荡中原之时，位处辽东的清人皇帝皇太极，突然于崇祯十六年农历八月初九日（1643年9月21日）暴亡，可能死于中风的皇太极当天白天还在处理政务，晚上就突然病逝，这使得清廷内部的多尔衮、豪格等人为了夺权，暂时陷入混乱。
尽管辽东战场临时歇了口气，但李自成并未停下脚步，就在崇祯十六年（1643）十月攻占西安、随后占领陕西全省后，李自成决定正式称帝。
此前，1643年农历三月，李自成在攻占襄阳后自称为“新顺王”，但他显然并不满足于此，到了崇祯十七年（1644）农历一月，李自成在西安正式称帝，并宣布定都西安，建国号“大顺”，改元“永昌”——至此，在1644年的中国大地上，同时出现了三个年号，这分别是：大明帝国的崇祯十七年，和辽东满清的顺治元年（多尔衮和豪格经过妥协，最终拥立皇太极的第九子、6岁的福临为帝，是为顺治帝，并于1644年改元顺治），以及李自成创立的大顺国的永昌元年。
正式称帝后，李自成开始发兵，计划取道山西进攻北京，农历二月，李自成先后挥兵攻克山西汾州（今汾阳）、阳城、蒲州和太原等地，除了在代州（今属忻州）和宁武关（今山西宁武境）先后遭遇总兵周遇吉的顽强抵抗，农民军死伤七万多人外，其他地方并未遇到像样抵抗。
宁武关陷落是在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初一日，此时，距离李自成农民军攻克北京、崇祯上吊自尽，还有18天时间。
作为拱卫军事重镇大同的门户，宁武关陷落，大同也岌岌可危，由于在宁武关遭遇顽强抵抗、死伤惨重，因为李自成下令对宁武关进行屠城，“婴幼不遗”，这种残酷的屠城政策，使得大同总兵姜瓖极为震撼，看到大势已去，姜瓖立即开关投降，随后，宣府总兵王承胤也向李自成递上了降表，当年三月十一日，李自成的大顺军开进宣府镇，“举城哗然皆喜，结彩焚香以迎”，满城军民都庆幸自己没有遭遇战祸，免于身受屠戮之灾。
就在李自成取道山西、进攻北京之时，崇祯再次想起了南迁的计划，为此，他与左中允李明睿多次秘密商谈南迁，但崇祯担心像此前计划南迁一样遭遇群臣反对，因此一直不敢公开，一直到农历三月一日宁武关和大同在同一天陷落后，已经接近走投无路的崇祯，决定公开召见百官，商谈南迁计划。
没想到，兵科给事中光时亨率先站出来反对，光时亨激动地说，如果不杀主张南迁的李明睿，“不足以安人心！”于是，其他大臣都不敢再公开讨论此事，死要面子的崇祯无可奈何，只得装样子说：“国君死社稷，朕将焉往？”
见群臣都不敢附议南迁，崇祯只得违心地表示要坚守京城，与京都共存亡：“如事不可知，国君死社稷，义之正也。朕志决矣！”
有意思的是，激烈反对南迁的光时亨，却在李自成进入北京城后，率先投降农民军，在帝国最后的生死存亡关头，光时亨表现得激烈慷慨，但当北京城破之日，他却毫无骨气地屈膝投降。
面对这样不敢担当甚至虚伪无耻的臣子，在某种程度上，也难怪崇祯感慨“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为亡国之臣。”
此前，就在李自成于西安称帝不久，崇祯就计划调派宁远总兵吴三桂率领关宁铁骑入卫京师，但如此一来，等于是将明朝在辽东的最后一个重镇宁远拱手让给满清，由于阁臣反对意见甚大，因此崇祯一度搁置了计划。但当三月一日宁武关与大同同一天沦陷后，崇祯已经别无他策，于是只得下令征调吴三桂弃城入关。仓促之间，率领数万关宁铁骑和50万军民南下的吴三桂一行，根本无法迅速赶到，因此，当三月十九日李自成的农民军攻破北京城时，进京勤王的关宁铁骑才刚刚走到直隶丰润（今河北唐山），离北京还有几百里路。
南迁遇阻，求援无望，走投无路之下，当年（1644）三月十六日，崇祯召集文武百官商议对策，当着众位臣子的面，崇祯泪流满面，文武百官也哭成一团。此时，距离北京城破、崇祯自杀，还有最后三天。
但崇祯仍在做最后的突围计划，三月十七日，李自成农民军兵临北京城下，无能为力的崇祯只得在紫禁城内绕着大殿不停环走，大声呼叫说：“内外诸臣误我！误我！”
为了保留火种，崇祯到此时才决定送走太子出宫南下，随后他召来自己的妹夫、驸马都尉巩永固，让他以家丁护卫太子朱慈烺南下。史书记载，为人性格豪爽、“慷慨多大节”的巩永固深得崇祯信赖，此前他曾经建议崇祯南迁，到了最后关头，走投无路的崇祯才想起这个妹夫，希望他能为大明帝国保留最后的火种，但巩永固磕头跪奏说：“亲臣不准藏甲，我岂敢私蓄家丁？”
君臣二人于是相对而泣，巩永固接着说：“臣等已积薪第中，当阖门焚死，以报皇上！”崇祯也动了情，说：“朕不能守社稷，朕能死社稷！”
崇祯的八妹乐安公主在明朝亡国的前一年（1643）就已病逝，由于国事纷乱，仍然停灵家中没有入葬，就在巩永固与崇祯君臣二人对话两天后，三月十九日，北京城破，巩永固兑现诺言，将自己和几个子女全部聚拢在乐安公主灵柩前，临死前他对孩子们说：“你们都是皇帝的外甥，不能落入敌人手中受辱”，随后他举火焚烧全家，自己也在乐安公主灵前自刎身亡，实现了与崇祯君臣共生死的承诺。
转眼到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十八日夜晚，这也是崇祯皇帝生命中的最后一夜。
当晚，李自成农民军架起云梯开始进攻北京城，眼看城破在即，当晚大概九点来钟，崇祯，将自己的三个孩子：16岁的太子朱慈烺、13岁的永王朱慈照、9岁的定王朱慈炯叫到自己跟前，他想着要见孩子们最后一面。
可看到三个皇子，仍然穿着齐楚光鲜的冠带袍服，出现在他眼前时，崇祯心里猛地一惊，因为就在当晚，李自成的农民军已经攻破了北京外城，并正在朝着北京内城和紫禁城快速推进。
就像天底下所有充满爱的父亲一样，崇祯又是吃惊、又是责备地对孩子们说：“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还穿成这样？赶紧换衣服！”
说完，这位34岁的父亲、大明帝国的皇帝亲自动手，帮着给三个孩子换上普通老百姓的衣服，然后给他们一一系好腰带，他语带凄楚地说：
“今天你们还是皇帝的儿子，明天可就是老百姓了····在这种乱世里，要隐姓埋名，看见老人家要叫老翁；看见年轻一点的长辈，要叫伯伯或者叔叔！”
他接着嘱咐说：
“社稷倾覆，使天地、祖宗震怒，这些都是你们父亲、我的罪责。但是朕也已经是竭尽心力了，怎奈文武各个大臣，各为私心，不肯先国后家，以致国家败坏如此。如今，没必要再问祸福与否，只是合理去做就行了。朕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了。”
33岁的周皇后，则决定尽到自己母仪天下的最后职责。当晚，周皇后“持节”，绕着整个紫禁城，一边流着眼泪，一边挨个宫殿、挨个宫殿地劝告，对在惶恐中不知如何是好的宫人和太监们说：
“天灾已降，大祸临头，你们有门路的，赶快逃生去吧！”
担心有的宫人仍然迟疑不肯离去，尽职的周皇后，整整绕着紫禁城走了两圈，到处劝告宫人们快点逃命离开，或许在她看来，作为皇后，她要用生命，站好这最后一班岗。
在返回宫中与崇祯告别后，临死前，周皇后含着眼泪对崇祯说：
“我侍奉皇帝18年了，你从来不肯听别人一句话，才会有今天。”
说完这些话后，周皇后悬梁自尽。
黯然失魂的崇祯来不及过多悲伤，他又提剑来到袁贵妃的住处。
在和袁贵妃同饮几杯绝命酒后，崇祯命令袁贵妃上吊自杀，袁贵妃只好应命上吊，没想到绳子断了，袁贵妃倒落在地，站起来后，她开始逃跑，崇祯追了上去，一剑刺在了袁贵妃肩上。
随后，崇祯又挥剑，刺伤了几位妃嫔。
在他看来，帝国要亡了，作为他的女人，为了保全名节，可不能落在逆贼们手中。
紧接着，他又来到了寿宁宫，在这里，他见到了15岁的大女儿长平公主。当时，长平公主拉着崇祯的衣襟痛哭。崇祯一边流着眼泪，一边说：
“孩子，你怎么就偏偏生在我们帝王家呢！”
然后，崇祯用左袖掩着脸，右手挥剑想杀死女儿，可砍偏了，他只砍下了长平公主的左臂，看着倒在血泊中的女儿，崇祯浑身颤抖得厉害，再也下不了手了。
他转身离开，在昭仁殿，他又亲自动手，将自己年仅6岁的女儿昭仁公主，杀死了。
尽管生命已到了最后时刻，但他仍然涌动着求生的欲望。
在杀死女儿昭仁公主后，崇祯让宦官王承恩坐在他的面前，陪他一起喝了几杯酒。
半夜三更时分，他让人给他换上便服，然后带着几十个宦官一起出紫禁城，试图突围而出，结果他们跑了几个城门，要么被守城部队炮击而退，要么就是根本打不开门闸，一直折腾到临近天亮，崇祯这才彻底死了心，退回到紫禁城中。
此时，时间已经是三月十九日清晨，大明即将亡国的当天。
在紫禁城中，崇祯又命令内官们敲钟召集百官，钟声响了一遍又一遍，前殿却始终空荡荡：
臣子们，没有一人前来。
此时，李自成的农民军也攻破了北京内城，并迎着黎明的清晖，开始向紫禁城迅速挺进。
仓惶之中，崇祯带着太监王承恩跑到紫禁城后面的万岁山（煤山）寿皇亭，由于跑得太急，他左脚的鞋子也跑丢了。
在一棵树下，他最终选择了上吊自尽，和自己17年的帝王生涯，以及34岁的生命做了永别。
陪伴他的，是太监王承恩。
在崇祯死后，王承恩也以自杀的方式，选择了为崇祯殉死。
帝国的最后殉葬者，是一个让大明帝国的皇帝们，又爱又恨的太监。
他死后，人们在崇祯身上，发现了他的遗诏：
“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致逆贼直逼京师，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
至死，他都不忘了埋怨臣子们误国，此前，刚愎自用的他曾跟太监说：“臣皆亡国之臣……文臣个个可杀。”
然而对于北京城内的黎民百姓，他却表达了深刻的同情，并在遗书中恳求李自成，不要屠城报复，希望李自成能给老百姓们一条活路。
剧照：崇祯之死，并非历史的终结，而是明末大变局的开始
当时，由于北京城内乱成一团，农民军一直到崇祯上吊自尽两天后，才发现了他的尸体，随后，李自成下令将崇祯的尸体从万岁山中抬出，停放在北京东华门旁边；在李自成的指示下，崇祯和周皇后的尸体，才得以被装殓、放进了柳木棺材。
负责崇祯皇帝和周皇后敛葬事宜的昌平州官吏赵一桂后来回忆说，由于崇祯生前没有营建陵墓，因此赵一桂和士子、村民们一起好不容易凑了“三百四十千钱”，“督工四昼夜”，至1644年农历四月初四，在崇祯皇帝上吊自杀半个月后，他们最终将崇祯皇帝和周皇后的尸骨，草草葬入了当时已经先逝世的崇祯的爱妃、田贵妃墓中。
至此，这座原本是田贵妃陵寝的坟墓，改而成了崇祯皇帝夫妻三人合葬的思陵，这也是明十三陵中的最后一陵。
回望前尘往事，他奋斗过，努力过，挣扎过，最终却绝望地选择了上吊自尽，以“国君死社稷”的方式，为大明帝国划上了悲伤的句号，尽管他才能平庸，志大才疏，无力替大明帝国力挽狂澜，但后人还是对他赋予了深刻的同情。
平心而论，明朝晚期所面临的气候变化和天灾人祸，内部党争与宦官专权造成的争斗，以及外有满人入侵、内有农民起义，财用困窘加重内部矛盾，诸多变量纠缠在一起，已经积重难返，当时的情境，不要说让才能平庸的崇祯来承担这一切，即使是天纵英才的君王，放在当时的历史场景下，怕也是无力回天。
从这一点来说，是历史创造了君王，而不是君王创造了历史，“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往英雄不自由”，古今皆然。更何况，他本非英雄。
从某种程度上看，他更是一个历史的囚徒，一个被大明帝国的沉疴旧疾困住而无力回天的历史囚徒。他是可怜的，又是可悲的：一个君王无论如何挣扎搏斗，却始终无法走出自己所身处的历史困境，这既是帝国因循守旧、无法创新的悲哀，同时也是作为帝国最高负责人的悲哀。时代巨变，船长即使使出浑身解数，千疮百孔的巨轮还是在不断下沉。这是船长的悲哀，更是巨轮的悲哀，因循守旧的中华帝国，只能在一次次循环反复的历史周期中，不断迎接王朝兴衰起落、生死存亡更替，却依然无法找到征服大海的良策秘方。
他们能做的，只是换一艘船而已：崇祯死了，李自成匆匆来了又走，然后是满人南下，多尔衮率领清军入主北京——船长来了又换，帝国的巨轮，还要在明末清初的战乱颠簸中前行几十年，才会再次迎来平静的曙光。
只是崇祯，无缘目睹这一切了。
参考文献：
(清)张廷玉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
樊树志：《崇祯传》，中华书局,2021年版
王天有：《明朝十六帝》，故宫出版社,2010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