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朝会诗是朝官关于朝会活动的书写，朝会是一项悠久而重大的封建政治制度，承担着彰显封建等级秩序，商议处理国政的功能。朝会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上古尧舜禹时期。
到了唐代，朝会制度终于发展成熟，形成了正至大朝会、朔望朝会以及常朝三种固定的朝会形式。不同类型的朝会在性质功能上各有侧重，因而与之对应的朝会诗也反映出不同的风貌。
一、唐代朝会制度
朝会制度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夏商周时期的朝觐之礼，可见朝觐是诸侯朝见天子，向天子表示臣服的仪式活动，且朝觐之礼己经奠定了朝会制度基本的政治内涵。
到了周代，随着礼乐制度的完善与君臣意识的强化，朝会制度逐渐赢得了更重要的政治地位。周代将朝觐礼从朝聘礼中独立出来，划为“亲邦国”的宾礼，并且将君主与臣下商议政事的活动确立为“朝礼”，构建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三朝”之制，进一步扩展了朝会的政治内涵和礼仪色彩。
唐王朝在每年元日和冬至都会举行隆重的庆贺典礼，即正至大朝会，又称正至朝贺。之所以要在那时进行盛大的朝会活动，是因为在古人的观念里，元日和冬至日都具有非常特殊的政治文化意义。元日，又叫元正，标志着一年的开端，是古代历法中最重要的节令。
唐代典制对正至大朝会的服饰陈设也有严格的规范，礼乐级别最高的衮冕、历代宝玉、舆辂、宫悬之乐、黄麾仗等器物才能在正至朝会的场合中使用。
这些舆服仪仗不仅外形华美绚烂，为朝会营造辉煌灿烂，庄严隆重的氛围，更有象征使用者的身份地位，维护封建王朝等级秩序的礼乐功能。
正至朝会的与会人员众多，身份涵盖广泛，包括二王后、皇亲贵戚、外命妇、诸州朝集使以及藩国君主或者使臣以及在京九品以上文武官僚，他们代表了王朝统治辐射的所有范围。
举行正至朝会的本质目的就是宣扬大唐天子的至尊地位，向唐王朝的统治表示忠诚与顺服。正至朝会承载着封建统治的象征意义，因此它的规模和礼仪等级最高，参与人数最多，礼乐色彩最重。
正至大朝会在一些特殊情况下会暂时停止举办，比如出现反常天象、恶劣天气、重大丧事、战争灾荒等自然和人事的不安现象，甚至朝廷发生财政短缺时，统治者出于礼制或现实的考虑都会停废正至朝会。
唐代后期朔望朝会不仅大部分时间里礼仪不兴，还沦为举行皇帝与重臣的游宴与庆典活动的场合，成为一种名存实亡的朝会形式，由此折射出唐代朝会制度随着国势日颓，朝政黑暗，统治者沉迷享乐而逐渐没落的历史趋势。
二、唐代正至朝会诗
正至大朝会又称正至朝贺，是“三朝”之制中级别最高、礼仪最隆重的朝会形式。每年的元日、冬至，远至四方藩国、天下诸州，近至京城百官、台阁大臣，上至公卿宰辅，下至九品官吏都将聚集在皇宫大殿之上，进行朝拜君主，庆贺新年等一系列仪式活动。
正至朝会其实是唐王朝政权的一个符号和象征，因此，正至朝会的举行情况直接反映着唐王朝一段时期的国家实力与政治局势，正至朝会诗的面貌也多少折射出王朝不同时期国力与政治风气。
因为正至朝会具有严肃的封建礼乐性质，正至朝会诗歌一般属于歌颂功德，粉饰太平一类的宫廷文学，正至大朝会在所有宫廷礼仪仪式中也属于最高的级别，所以文人词臣更是不遗余力，浓墨重彩地渲染正至朝会礼乐文物的庄严肃穆，典丽华美。
翰苑文章不能用比兴隐晦地寄托情怀，要以赋笔，恭敬严正地表达颂扬之意，自然少有个人怀抱可言。即使抒发情志也存在一套固定的模式，如表达感恩戴德，自谦自愧、幸逢明时等情感类型。
赞颂天子的功德伟业以及江山社稷的稳固强盛是正至朝会诗的主要思想内涵，然而，文学作品也是客观现实的折射，正至朝会诗中的描写一定程度上重现了当时朝会的真实情景，从而为我们勾勒出一幅生动的唐代政治制度和礼乐文化的图景。
当唐代社会历史条件不断的变迁，国家命运跌宕起伏，象征王朝统治力的正至大朝会在诗人敏感的心灵中折射出不一样的风貌。
贞观时期社会环境和谐稳定，社会风气淳朴友善，百姓生活无饥馑之困，无苛役之劳，封建王朝前所未有的理想局面都在贞观时期得到了实现，而这种太平盛世的缔造离不开太宗君臣“文德绥海内，武功定天下”的政治功绩。
唐太宗素有卓越的军事才华，唐王朝统一经过了大大小小的各类战役，其中很多场战争都是由他亲自指挥并参与作战。
太宗不仅在马背上安定江山，镇服海内诸夷，同时也十分重视文治教化，看到了推行文德是“守成”功业，让新生的王朝长治久安的唯一途径，从维护国家统治的角度出发，太宗偃武修文，以儒家思想为自我的价值取向与为政的治国纲领，吸收儒家政治理念中的“君道”“仁义”等核心部分。
太宗以身作则，安天下先安己身，修身正己推及邦国，以尧舜自期，奉行周孔之教，就是将儒家的政治思想作为治国安民之根本大道。
太宗于总揽万机之暇，游观历代文艺，探幽古今之兴亡事迹，在千载之下追踪历代君王的功过是非，认为自己应以史为鉴，以尧舜之风化荡除秦皇汉武的弊习。
用尧乐《咸池》与帝喾乐《六英》来移风易俗，敷扬德教，革除追求绮靡的艺文之风和不合时用的烂漫之音，提倡释华求实，雅正平和的文学风气。同时，他也鼓励臣子创作讽谏时政，裨益政教的诗文，把是否有利于朝政当作取舍文学作品的重要衡量标准。
贞观时期唐王朝外以武力震慑万邦，开拓疆域，使得诸藩纷纷来朝，内以文德治理升平，奉行儒家的治国方略，仁民爱物，推广教化。君臣同心开创基业的努力让唐朝出现了社会安定，政治清明，四夷宾服的局面，国力发展到空前的高峰。
这样的盛世景象在正至朝会诗里有明显的表现，诗歌的内容主题展现了两个特点，一是直观地赞美正至大朝会万国来朝的盛大场面，讴歌贞观时期唐王朝强盛的国力，二是从儒家政治理想的角度，对君王进行歌颂赞美或箴规自勉。
三、唐代常朝诗
盛唐时期，唐王朝国力的各个方面达到顶峰，疆域辽阔，军事强大，经济繁荣，文化发达，民族融合，社会安定，朝廷内部的政治风气清明，君主明哲，贤能在位，上下励精图治，出现了国泰民安的太平盛世。
在盛世的感召下，文人普遍怀抱强烈的入世热忱，士大夫中更是洋溢着一股自信豪迈，追求事功的时代风气。
常朝是士人参与治理朝政的郑重场合，盛唐的常朝诗里酝酿了强烈的功名意识，展现出积极乐观、自信豪迈的胸怀，常朝诗的艺术水平也在此时发展到了最高峰。
受到追求功业、自信昂扬的时代心理影响，朝参者没有把目光局限于夸颂朝会仪式和宫廷环境，而是在常朝诗里融入生动的朝参体验：旦明时分长安城宁谧的氛围，黑暗中闪烁着同行者的骑火，在宫门外驻马等待黎明等等。
受到盛唐强大的国力和发达的文化氛围的滋养，常朝诗的艺术水平也在这一时期达到顶峰。虽然经历了安史之乱的打击，杜甫与贾至、王维、岑参等开天旧臣，仍然保留着对原先盛世的难以磨灭的印象。
安史之乱爆发后，战争席卷了全国，战火的摧残下王朝社会动荡，经济衰敝，民生困苦，甚至统治力也受到了极大的挑战。面对巨大的政治危机，唐廷内部朝纲紊乱，礼乐隳颓，常朝甚至无法正常举行。
历时期的文人都曾亲历安史之乱，他们四处流离，饱尝了战乱的苦难，受到时代风气的影响，大历诗歌呈现出情调惆怅，注重辞藻，意境狭窄等特点，与盛唐诗歌相比，被诗家评为“气骨顿衰”，他们的常朝诗也呈现出骨力衰弱，情辞感伤的风貌。
和长庆年间，常朝诗发展演变出了更为现实浅近的风貌，一些朝参者对待常朝的态度愈发平淡，几乎褪去了在初盛唐朝参者眼中那般强烈的荣耀感，华丽的意象和精致的辞藻不再是常朝诗的定式，语言浅近切实，结构自由灵活，偏重现实氛围的常朝诗开始出现。
晚唐以后，朝中政治风气黑暗，朝纲顷颓，常朝不仅仪式逐渐荒废，而且政治功能远没有初盛唐时期强大，常朝诗的数量和参与创作的人数都有明显的降低。
对于愈来愈形式化的常参活动，晚唐的士大夫也表现出虚无的态度，他们甚至不像中唐文人一样直接抱怨朝参的辛劳，宣泄对仕途的失意与厌倦，而是传达出一种羁牵在仕隐之间的无奈和压抑之感。
总结
不同朝会制度下的诗歌虽然各有侧重，正至朝会诗倾向于歌颂功德，常朝诗侧重于抒发个人情志，但是朝会诗整体面貌上往往呈现出光辉颂扬的基调。
虽然朝会诗随着时代和政治背景的变迁而展现出不同的风貌，但是朝会诗歌存在一定的写作传统，并且影响诗歌风貌的因素还有很多，因此并不是所有的朝会诗都能符合当时时代阶段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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