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江西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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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字永叔，庐陵人。欧阳修四岁丧父，由母亲抚养长大，教其读书识字。幼年时期的欧阳修就聪慧过人，读书能够过目不忘，等到成年之时，更是卓有声誉。在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正月，晏殊主持礼部考试，欧阳修位列第一。三月，在崇文殿御试中被荣选为甲科进士，并任命为西京推官，欧阳修从此踏上仕途。
欧阳修为人正直，不屑与奸佞小人为伍。当时范仲淹因著文指陈时弊而被贬谪，朝中官员上书为他求情，但是左司谏高若讷却认为应当废黜。对高若讷此种落井下石的行径，欧阳修写信进行谴责，这便是我们熟悉的《与高司谏书》。在信中欧阳修言辞激烈地拆穿高司谏虚伪、谄媚的皮囊，直斥他不知人世间还有羞耻一事。高若讷将这封信呈交给皇帝，以致欧阳修被贬为夷陵县令，不久又迁任乾德县令、武城节度判官。范仲淹升任龙图阁直学士、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后，曾聘请欧阳修为书记官，欧阳修笑而谢绝:“我昔日的举措岂是为了一己私利？我们虽然同时被斥退，但也不必同时升迁。”过了很久欧阳修才复任为馆阁校勘，以后又改任为集贤校理。
当时仁宗对在朝大臣进行人事更动，在天下选取能人志士为朝廷效力，国家需要增选谏官时，欧阳修最先入选。在治国理政的大小事上，仁宗经常参考欧阳修的意见，因当时国家政事许多方面都进行了改革，一些小人乘机大肆攻讦，欧阳修担心朝廷改革会受到影响，便也多次就有关问题向仁宗上书，为皇帝答疑解惑。欧阳修直言进谏，也从不怕得罪小人。当初范仲淹被贬去饶州，欧阳修与尹洙、余靖等人都因范仲淹之事而受到牵连，因此世人都视他们为“党人”。从此，朋党论便产生了，欧阳修于是作《朋党论》一文进呈仁宗。在文中他议论道“君子以志同道合结为朋党，小人因有共同的利益结为朋党，这是很自然的道理，我以为小人是没有朋党的，只有君子才有”。在文中欧阳修更是条理清晰地阐述了君子之交与小人之交的不同，“君子恪守的是道义，所奉的是忠信，所爱惜的是名誉节操，将这些道德用于修身则志同道合而相互得益;将这些品质致力于效忠国家，则会相互扶持、携手同心”。同时欧阳修还劝谏仁宗要多多提携真君子的朋党，这样，天下就可以达到大治了。
欧阳修 楷书《致端明侍读留台执事尺牍》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欧阳修奉命出使河东，回京之后，适逢保州发生兵变，仁宗又任命他为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正当这个时候，杜衍等人又因被诬陷私结朋党而被相继罢免，欧阳修再次直言上疏表明杜衍、富弼、范仲淹等人都有治国理政的才能，没有听过有什么应当被罢免的罪过。小人诬陷其结党营私，是为了将贤良志士一起赶下台，自己趁机上位。这样的后果就是贤良志士被排除在外，朝廷上下就是小人的天下。如果大宋王朝国内都是小人当道，那么国外的蛮夷之敌就会振臂喝彩。此言一出，朝中奸邪之徒更加嫉恨欧阳修，罗织其亲戚罪状，致使他降职为知制诰、滁州知州。
欧阳修处理公务时都是秉公办理，生怕有一丝不合理的地方，让好人蒙受了冤屈。欧阳修在贬职夷陵县令时，处理完政事之暇，便将之前办公的案卷拿出来翻阅，结果发现其中颠倒黑白、违法之事比比皆是，所以他仰天长叹道“这么偏远的小县尚且如此，全国就可想而知了”。因为有前车之鉴，他遇事更加小心谨慎。当时有文人求见欧阳修，想请他指点一二，欧阳修也只与他们谈论官吏治事。他认为文章写得再好也是自身才华的彰显，而天下的官吏如果都能以廉正奉公约束自己，受益的将是黎民百姓。
欧阳修不仅是当时的文坛领袖，在政治上更是以高风亮节而著称，他严格要求自己，即使多次遭到污蔑，前后几次被放逐流离，仍不改其志，无愧于心。
（文章源自《赣水古来清：方志中的江西勤廉故事》，江西人民出版社。作者简介：朱洁，文学博士，南昌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西省百千万人才人选。王志强，文学博士，南昌师范学院江右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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