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文字档案和博物馆，主题公园、影视作品等也是我们接触历史的重要媒介。不过，相较于前两者，这些更具“展示性”的媒介在呈现历史时常常引来争议。
比如，如果迪士尼乐园希望举办一个关于美国奴隶制的展览，是否合适？来此游览的美国白人，面对这段被展示的黑人历史，应该如何严肃地面对？曾经沉重的历史苦难，又会不会因此沦为一种轻浮的消费品？
这并不只是一些历史哲学的玄谈。以西方社会为例，2020年乔治·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的一系列有关争取黑人权利的运动，其中不少都指向我们对历史遗产的态度。我们如何站在当下的语境里审视过去，已经成为每一个人都将面对的实践命题。
在这个问题上，已故海地裔美国人类学家米歇尔-罗尔夫·特鲁约在《沉默的过去》中给出了有力而新颖的分析。他认为，我们不可能割裂历史与当下的关系，所谓历史的真实性，也并不在于原原本本地忠实呈现过去，而是存在于它与当下语境的关系中。
历史苦难的成本核算，也只有当它作为对过去投射的一种表现时才有意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同的人观看奴隶制那段苦难历史的真实反应，都是历史真实性的一部分——如果人们因此感到不适，这说明这段历史仍旧在当下刺痛着社会。这种真诚的情感反应，才让历史免于被庸常化。而密切关注历史与当下的联系，积极介入当代人最关心的争议性历史话题，也是历史学家最为重要的责任之一。
《沉默的过去：权力与历史生产》，[美]米歇尔-罗尔夫·特鲁约 著，见识城邦，2023年3月。
历史生产本身
就是历史的一部分
当迪士尼宣布将在弗吉尼亚州北部建造一个新游乐园的计划的同时，这家巨型跨国公司关于欧洲迪士尼乐园的争议还没有平息。迪士尼已经意识到了自然风光主题和历史人文主题的旅游是这个行业发展最快的分支，因此强调了这个公园的历史主题。美国的黑人奴隶制就是其中之一。
各种抗议活动立刻就爆发了。 黑人活动人士指责迪士尼把奴隶制变成了一个旅游噱头。其他人则认为，白种人的企业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发言权。另一些人则怀疑这个问题是否应该被提出。迪士尼的首席形象设计师试图安抚公众：活动人士不必担心，我们保证展览将会是“令人痛苦、不安和悲伤的”。
《苏菲的选择》和《纳特·特纳的自白》两部畅销书的作者威廉·斯泰伦是一位受欢迎的小说家，他在《纽约时报》撰文谴责迪士尼的计划。斯泰伦的祖母曾经拥有奴隶，因此他断言迪士尼只能“嘲弄像奴隶制这样重要的主题”，因为“奴隶制不能在展品中表现”。无论展示的图像和使用的技术手段是什么，这些残忍和压迫的产物“都将是具有欺骗性的”，因为他们本质上就无法“定义如此惊人的体验”。
许多白人的道德困境，以及尤其是黑人的痛苦，将从展览中消失，不是因为这些经历无法被展示，而是因为展示会引发廉价的浪漫主义。斯泰伦总结道：“在弗吉尼亚的迪士尼乐园，奴隶的经历会让游客在离开这个可能已经死亡，但还没有真正安息的世界之前，感到一阵恐怖的战栗，然后自以为是、自我开脱地走开。”
威廉·斯泰伦(William Styron),美国当代著名小说家，1925年生于弗吉尼亚州的纽波特纽斯。普利策奖获得者，著有长篇小说《漫长的行程》、《躺在黑暗中》、《纵火焚屋》、《纳特·特那的自白》以及《苏菲的选择》。
当我第一次读到这些字句时，我真希望能有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来写下它们。后来我突然想到，很少有历史学家会这样做。事实上，我的第二个想法是关于另一个小说家写的另一部小说。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LuisBorges）的一个故事在关于真实性的辩论中经常被提到。他想象一位20世纪30年代的法国小说家写了一本小说，与《堂吉诃德》的一些章节用词完全一样。博尔赫斯坚持说：皮埃尔·梅纳尔（PierreMénard）没有模仿堂吉诃德，也没有试图成为米格尔·德·塞万提斯。他拒绝了轻易就可以模仿的塞万提斯的生平和风格的诱惑。他写了许多草稿才完成他的壮举，在草稿结束时，他的文本和塞万提斯的文本是一样的。那么，第二部小说是赝品吗？它真的是一部“第二部”小说吗？梅纳尔的作品和塞万提斯的作品有什么关系？
《堂吉诃德》 ，[西] 塞万提斯·萨维德拉 著，理想国，2020年1月。
迪士尼公司放弃了弗吉尼亚乐园的计划，与其说是因为关于奴隶制的争论，不如说是为了应对其他方面的压力。尽管如此，建造这个游乐园的计划可以被解释为对博尔赫斯的戏仿作品的戏仿。实际上，相互对照来看，跨国公司和博尔赫斯笔下这位作家各自的作品，为历史生产的第四个时刻——具有追溯意义的时刻——提供了一个犀利的教训。
无论是在迪士尼乐园的案例中，还是在那本书中，经验的准确性都不是主要问题。迪士尼可以为它计划的展览收集所有相关的事实，就像梅纳尔最终书稿中的单词和塞万提斯《堂吉诃德》中的文字完全一样。事实上，迪士尼公司曾大肆吹嘘，它花钱聘请历史学家作为顾问——可以说，这证明了它高度重视经验的准确性。
错误的无限可能仍然存在，但是，在其他件相同的情况下，你可以想象一个迪士尼版的美国，在经验问题上就像一般的历史书一样可靠。深知这一点的斯泰伦曾写过一部关于奴隶制的有争议的小说。他表达了对经验问题的关注，但他的重点在别处。
斯泰伦甚至承认（尽管并不情愿），迪士尼可以复制时代的情绪。现代的成像仪器有足够的手段展现虚拟现实。然而，斯泰伦仍然义愤填膺，正是这种义愤帮助他从之前的反对意见中得出了一个结论，这一结论一直伴随着游客，直到他们离开。
电影《为奴十二年》剧照。
解构主义最著名的一句论述，可能是雅克·德里达的那句话：“没有任何事物能存在于文本之外。”文本之外无生命，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把这话的字面意思当真？当然，我们可能决定不离开游乐园。我们可以辩称，如果迪士尼的形象设计师们创造了奴隶制的虚拟现实，付费游客就会被投射到历史中。而这种投射是不是暂时的甚至是短浅的表象，就无关紧要了。
同样，我们可能会告诉博尔赫斯，真实性的问题无关紧要，而且那两本小说是一样的，不管这种措辞有多尴尬。然而，如果这样的答案并不令人满意，那么我们需要走出文本，寻找迪士尼背后的生活。我认为，从文本中脱身也能让我们摆脱事实的暴政。认识到历史生产本身就是历史的，是摆脱由实证的经验主义和极端的形式主义引起的错误困境的唯一途径。
在斯泰伦反对意见的潜台词中，有一个基本前提：迪士尼的主要受众是美国中产阶级白人。这个公园就是为他们建造的，哪怕仅仅是因为他们的总购买力使他们成为这些历史展览的主要消费者。他们是最有可能陷入迪士尼虚拟现实的虚假痛苦之中的人。
斯泰伦没有明说这个前提，只是用影射来表达。也许他想避免被指责屈服于“政治正确”。也许他想避免提及白人集体愧疚的问题。在我看来非常正确的是，他谨慎地提出，这次展览将歪曲黑人和白人两方的经历。
如果不考虑其生产环境和消费环境，就无法讨论历史生产的价值。这种见解出自一位受欢迎的小说家之手，发表于面向大众的日报，也许并非偶然。无论如何，很少有学院派历史学家会如此表述这个问题。对学院派历史学家来说，他们受到的训练是忽视斯泰伦或《纽约时报》无法忽视的行动者——公众。公众的本质是斯泰伦的反对意见的核心。
用这种方式来表述论点，是将历史立即重新引入，或者更好的是，拒绝脱离它，以获得文本的纯粹或过去的永恒安全。斯泰伦拒绝将美国奴隶的历史与美国内战后的历史区分开来。对于联邦骑兵入侵他祖母种植园以后的历史、前奴隶们的命运、吉姆·克劳法（Jim Crow laws）和三K党的命运，以及黑人的文盲问题，他只写了几行字。他几乎是顺便补充说，这个后奴隶制时期实际上一直萦绕在他心里。
从奴隶制度的消亡到弗吉尼亚乐园的规划，这段时间塑造了迪士尼对奴隶制度的诠释。这里的时间不仅仅是年代的延续性。它是连接事件和叙事之间历史关系的一系列脱节的时刻、实践和符号。博尔赫斯笔下的梅纳尔用更简单的语言阐述了这个复杂的观点：“过去的300年并非毫无意义，毕竟在这些时代发生了诸多最复杂的事情。在这些事情中，我只提一件，就是那本与《堂吉诃德》一样的书。”
我们可以进一步戏仿：一个世纪以来，美国发生了诸多复杂事件，但奴隶制仍然是一个问题，这并非无关紧要。美国的奴隶制已经正式结束，但仍以许多复杂的形式继续存在——最著名的是制度化的种族主义和文化上对黑人的诋毁——这使得奴隶制在美国的表现尤其沉重。在这里，奴隶制是一个幽灵，既是过去的，又是活生生的；而历史再现的问题是如何再现那个幽灵，一个既存在又不存在的东西。
电影《波斯语课》剧照。
因此，我不同意斯泰伦的观点，他认为华盛顿的大屠杀博物馆很有启发性，弗吉尼亚的奴隶制展览却很不道德，因为这两种现象在规模或复杂性上存在一些固有的差异。这个论点建立在一个假设之上，即过去是固定不变的。
但是，历史苦难的成本核算，只有当它作为对过去投射的一种表现时才有意义。这种在场（“现在看着我”）和它的投射（“我曾受苦”）共同作用，在不断变化的现实中成为索赔和收益的新展品。许多欧洲犹太人谴责奥斯维辛集中营或波兰、德国、法国、苏联等其他地方的模拟展示项目，他们使用的道德论据被斯泰伦用来反对今天弗吉尼亚迪士尼乐园中的模拟种植园。
历史的真实性在于
对“现在”的诚实
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的展览，在波兰比在弗吉尼亚有更大的不道德吗？华盛顿的大屠杀博物馆具有启发性的价值，可能与美国犹太人的现状以及奥斯维辛集中营内外真实的遗体都同样有关系。
事实上，许多大屠杀幸存者并不确定，这样一个博物馆是否会对理解奥斯维辛集中营本身有所启发。问题的关键在于此时此地，即所描述的事件与它们在特定历史语境下的公共表现之间的关系。
这些关系破除了将过去的神话视为一个固定的现实，以及由此认为知识具有固定内容的迷思。它们也迫使我们去审视这种知识的目的。 在美国，表现奴隶制的旅游噱头之所以可怕，不是因为游客会了解错误的事实，而是因为通过旅游再现的事实会在他们中间引发错误的反应。显然，“错误的”这个词在这里有不同的含义。在历史真实性1中，它表示不准确。在历史真实性2中，它暗示了不道德或至少是不真诚的行为。
卡斯卡迪（Cascardi）认为，“真实性不是知识的一种类型或程度，而是与已知事物的一种关系”。他说，“已知的”必须包括现在，这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但可能不那么明显的是，历史的真实性并不在于当它重新呈现过去的时候对所谓过去的忠实，而在于对现在的诚实。
当我们想象着迪士尼的计划，设想着一队白人游客在嚼着口香糖和油腻的食物，买着电视广告承诺的“痛苦、不安和焦虑”的门票时，我们并没有回到过去。我们不应该要求这些游客忠于过去：他们对奴隶制没有责任。在那个形象中，不道德的不是与过去的关系，而是当那种关系发生于我们生活的现在时产生的不诚实。
奴隶制的庸常化，以及它所造成的痛苦，在这一现实中是固有的，其中包括种族主义和奴隶制的表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果有一名三K党的成员来访，积极宣传种族不平等，那么他的访问则更有可能是真实的。至少，它不会造成奴隶制的庸常化。
电影《为奴十二年》剧照。
人们可以理解为什么许多专业历史学家都保持沉默。从当下的角度谴责奴隶制是很容易的。我们大多数人都会同意奴隶制是不好的。但是，顾名思义，当下意味着时代错误。只谴责奴隶制是一条简单的出路，就像皮埃尔·梅纳尔第一次尝试成为塞万提斯一样微不足道。 要想恢复真实性，相对于奴隶制，更多需要谴责的是当下的种族主义，因为奴隶制的表现由此被生产出来。道德上的不一致源于历史真实性的两方面令人不安的重叠。
毫不奇怪，各类幸存者比历史学家更有可能谴责这种庸常化。因此，维达尔-纳凯警告我们，即使经验上是正确的，但如果大屠杀的叙事失去了与现在活生生的现实的关系，犹太人或者非犹太人都将遭受道德上的失败，大屠杀的幸存者将再次在象征意义上被推入集中营。皮埃尔·威尔（Pierre Weill）用不同的措辞表示赞同：纪念苏联军队解放奥斯维辛集中营五十周年的讲话和横幅毫无意义。这些庆祝活动是西方各国的官方为纪念一个不可能实现的周年而进行的徒劳努力。
电影《波斯语课》剧照。
正如维达尔-纳凯知晓的那样，幸存者们会自身背负着历史，将其传承下去。 事实上，美国奴隶制度和欧洲大屠杀的一个关键区别在于，在今天的美国，没有一个曾经的奴隶还活着。这种具身化，一种自我承载的历史关系，对于维达尔-纳凯区分历史和记忆是至关重要的。因此，维达尔-纳凯担心，一旦他这代人走了之后，大屠杀的再现就会受到影响。
但我们应该小心，不要过分区分不同种类的幸存者。事实上，威尔拒绝这样做：每一个犹太人，只要还活着，无论年龄大小，仍然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他就不能庆祝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解放。
我们又回到了这个现在，我们以为可以在最后一个人死后从中逃离。幸存者、行动者和其他叙述者正是从这个当下开始问我们：这都是为了什么？历史的意义也在其目的之中。
在特定语境中所定义和验证的经验正确性，对于历史生产是必要的。但仅凭经验的正确性是不够的。 无论是书籍、商业展览还是公共纪念活动，历史的再现都必须与这些知识传递的载体建立某种联系后才可以被接受。除此以外，任何关系都不行。真实性是必须的，以免这种再现变成一种虚假的、道德上令人厌恶的景观。
历史学家对争议越沉默，
“过去”越成为一个独立世界
说到真实性，我并不是说它仅仅是一种模拟物，一艘哥伦布的多桅三角帆船的翻版，一场周年纪念上的模拟战斗，或者是一个奴隶种植园的精确模型。我的意思也不是投身于过去。
如果我们不像梅纳尔第一次尝试过的那样成为米格尔·德·塞万提斯，我们还能走多远？可以肯定的是，前几代人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应该得到纠正：它们会影响受害者的后代。但对过去的关注常常使我们转移对当前不公正的注意力，过去几代人则只为这些不公正奠定了基础。
从这个角度看，一些白人自由主义者对美国“奴隶的过去”或欧洲“殖民的过去”的集体愧疚可能是错位的，也是不真实的。作为对当前指控的回应，这是错位的，因为这些人不对他们选择的祖先的行为负责。作为一种自我强加的伤害，它是舒适的，因为它保护他们免受现在的种族主义的伤害。
电影《为奴十二年》剧照。
事实上，我们今天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像我们正确对待持续存在的歧视行为一样正确对待美国黑人奴隶制——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奴隶制。同样，今天在旧世界或拉丁美洲的人们，对他们没有经历过的殖民主义，无法说是对的还是错的。我们对奴隶制或殖民主义的了解，能够而且确实应该增加我们在跨越种族和国家边界反对歧视和压迫的斗争中的热情。
但无论对大屠杀的历史研究有多少，德国对过去的愧疚有多少，都无法替代今天在街上游行反对德国光头党的行动。幸运的是，不少著名的德国历史学家对此有深刻的理解。
真实性意味着一种与已知事物的关系，这种关系重复了历史真实性的两个方面：它让我们既是行动者又是叙述者。因此，真实性不能存在于通过叙事使离散的过去保持鲜活的态度中。我们无论是援引、主张，还是拒绝接受过去，只有在我们作为目击者、行动者和评论员参与的当前的实践中才能获得真实性，包括历史论证的各种实践。
这些实践的基础是由我们的前辈们以其各自权力的附加值建立的，这是人类历史真实性的一种内在影响： 我们中没有人是从一张白纸开始的。但人类历史真实性也要求权力和统治的实践得到更新。即使以我们过去的名义，我们也最应该关心这种更新。所谓的过去的恐怖遗产——奴隶制、殖民主义或大屠杀——只有在这种更新之后才有可能。
而这种更新只会发生在当下。因此，即使与过去有关，我们的真实性也存在于我们当下的斗争中。只有在当下，我们自己选择承认的过去才可能是正确或错误的。
如果真实性属于当下，学院派历史学家们以及相当多的哲学家可能会让自己迷失在一个角落。协会的传统被实证主义的历史哲学所强化，禁止学院派历史学家们将自己定位于当下。 对事实的盲目崇拜，以一种过时的自然科学模型为基础，仍然主导着历史和其他社会科学。
这种盲目崇拜强化了这样一种观点，即任何有意识的定位都应被视为意识形态的，从而加以拒绝。因此，历史学家的立场并无正式标记：那是非历史的观察者的立场。
这种立场的影响可能相当具有讽刺意味。由于历史争议常常围绕着相关性展开——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围绕着观察者的定位展开的——因此，学院派历史学家们倾向于尽可能远离那些最能打动当今公众的历史争议。
在美国，少数历史学家参与了20世纪90年代初制造新闻的历史辩论：所谓的犹太人作为奴隶主的角色、大屠杀、阿拉莫、关于美国西部和广岛的史密森尼展览，或弗吉尼亚迪士尼乐园项目。但更多资深历史学家在类似的问题上对公众保持了沉默。 这种沉默甚至延伸到关于国家历史标准的辩论，学者们似乎已经把这些标准抛给了权威人士和政客们。
可以肯定的是，与法国或德国的情况相比，美国学界和公众话语之间的距离是极其明显的。美国学者们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抛弃了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将其拱手让与权威人士和艺人们。但美国的这种极端情形告诉我们，这种情况由来已久且一直持续。美国历史学家这种不参与行为的核心原因，是该协会对昔日之事根深蒂固的传统依附。
电影《为奴十二年》剧照。
专业历史学家很好地利用了对过去的创造，形成一个独特的实体，这一创造与他们自己实践的增长是平行的。这种做法反过来又加强了使被创造出来的过去成为可能的信念。 历史学家们对过去的世界论述得越多，过去就越成为一个独立的世界。
但随着我们这个时代的各种危机冲击着那些被认为长期存在或沉默的身份认同，我们更接近于这样一个时代：专业历史学家们必须更清楚地定位自己在当下的位置，以免政客、大亨或种族领袖们各自书写他们自己的历史。
这些立场无须固定，它们也不应意味着意识形态对经验证据的操纵。从20世纪上半叶厚今薄古的当下主义者，到20世纪70年代的左翼人士，这些以经世致用为取向的历史学者，主张历史演变是目的论的，他们从不认可这种对经验证据的操纵。然而，这些倡导者中的大多数都假设了那种可能性，即存在着一种明确的叙事模式或者一种毋庸置疑的现实。
在不同程度的确定性下，他们设想，关于过去的各种叙事可以通过极其清晰的方式，暴露出牢固扎根于当下的立场。我们现在知道，叙事是由沉默构成的，并非所有的沉默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也不都是在产生的时候就可以被察觉到的。我们也知道，当下本身并不比过去更清楚。
这些发现中没有一个是不带目的性的。它们当然不会导致放弃寻找和捍卫那些将知识分子与纯粹学者区分开来的价值观。 为了证明一种合法的辩护，立场不必是永恒的。忽略这一点就是回避人类历史真实性。
任何对永恒的追求都迫使我们在虚构与实证主义真理、虚无主义与原理主义之间做出不可能的选择，而它们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随着我们进入千禧年，仅凭信仰去寻求救赎的诱惑将越来越大，因为现在看来，大多数做法都已经失败了。
但我们可能想保持清醒，行动和言语并不像我们通常认为的那样容易分辨。历史不仅仅属于它的那些专业的或是业余的叙述者。当我们中的一些人在争论历史是什么或曾经是什么的时候，另一些人却一直把它掌握在自己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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