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王朝兴衰都少不了内部动荡，而每个朝代的衰亡又少不了一个特殊的群体——宦官。宦官这个群体有一个俗称“太监”，由男性阉割之后形成的特殊群体，封建皇权的产物之一。身为皇帝的近侍，自然有着一些特权，甚至有些可以称为皇帝的代言人。
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位就是一位明朝的大太监王振，说起历朝历代专权乱政的宦官绝对不在少数，就比如东汉末年汉灵帝麾下臭名昭著的“十常侍”。但如同王振一样一力让一个强盛的皇朝由盛转衰的还真没有，王振这个祸国殃民的大太监可以说在整个中华史上也是同行中的佼佼者。
王振能在宦官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也是很有能力的，王振是河北人，当宦官之前是一位很出众的儒生。对许多圣贤经典都有研究，诗书礼仪也是无一不精，科举考试中虽然没混到进士，但也是一位正儿八经的举人。按理说举人也很不错了呀，但王振这个人是个十足的官迷，对于权力有着极大的欲望。就这样史上文采最好的太监出现了，举人王振为了追求权力，成为了一个太监，就为了成为虚渺的“皇帝近臣”。
王振进宫时当朝皇帝是明宣宗，可是明宣宗有自己的专用太监总管，王振虽然精明强干，但一直郁郁不得志。直到明英宗出现，给了王振无限的希望，这位九岁的小皇帝谈不上雄才大略，也说不上昏庸无能。时而清醒，时而糊涂，算是一位比较平庸的皇帝吧。工于心计的王振很识时务，在英宗的祖母太皇太后张氏面前表现地很恭顺，留下了不错的印象。
人总是对身边经常出现的人有种特殊的亲近感，九岁的明英宗更不例外。王振早年熟读的圣贤经典，不错的文采以及丰富的阅历，赢得了小皇帝的尊崇。明英宗很推崇王振的才学谈吐，也很信任外表恭顺的近臣，私下称呼王振为“先生”。这个称呼在古代可不是随便叫的，特别是对于一位君主，“先生教我”就是一个体现，代表着尊重、信任更是推崇。
可此时年幼的英宗还没有手握大权，权利掌握在太皇太后张氏的手中，而且朝中还有三位大名鼎鼎的贤臣：杨士奇、杨荣、杨溥，史称“三杨”。皇太后张氏是个贤淑聪明的人，对于王振专权很是不安，特地召集重臣，敲打王振，并言明“宦官不得干政”。
直到皇太后张氏去世，三杨年迈，王振才凭借明英宗的宠信夺得大权。掌权后的王振将圣贤诗书的教诲抛之脑后，做得第一件事就是将宫中朱元璋所挂的“宦官不得干政”牌子毁掉。之后假公济私，大肆受贿敛财，扩建自己的府邸园林。结党营私，排除异己。打击对象就有“两袖清风”的于谦，因为没有收到财物，就把于谦打入死牢。如果不是河南、山东两地百姓上疏求情，这位大明中兴之臣可能就死于非命了，王振祸国之深可见一斑。
这还不算，毕竟历代乱国宦官都做过，王振的独特之处是引发战争，怂恿明英宗御驾亲征，也就是“土木堡之变”。身为皇帝近侍，深受皇恩，不思报答，害得皇帝身陷虎口，宦官做到这份上的，独王振一家了。
“土木堡之变”是由蒙古余脉瓦剌发动的对明进攻，结果是明英宗被俘获，朝中官员死伤大半，数十万军队毁于一旦，明朝由盛转衰。战争起源不得不谈到我们的“大能臣”王振，瓦剌进贡明朝一批良马，王振却克扣瓦剌大半马价，瓦剌由此发动了对明战争。
本来一场少数民族入侵也不算什么，派一大将带兵征讨就是了，或者依托长城防御。但读过圣贤书的王振却精神一振——名留青史的机会来了，怂恿明英宗学习宋真宗御驾亲征，成功了他王振就是“当代寇准”了。明英宗对于向来宠信的“先生”推崇万分，头脑一热，好机会呀，兴冲冲的带领百官御驾亲征瓦剌去了。
王振就是明英宗的“绝代智谋”，英宗让王振指挥一切。可读过几本圣贤书却早忘了大半，又常年不出宫门的王振哪懂这些。王振一想，指挥？我也不会啊。但王振读过史书啊，当年宋真宗御驾亲征不就军心沸腾，取得大胜吗？有英宗这尊大神在，瓦剌肯定望风而逃，这白捡功劳啊。于是王振不断催促大军前行，军中将士劝谏到居庸关整军歇息。王振不乐意了，瓦剌要撤退了奇功不就没了？于是不断催促行军，大军行军到土木堡时人困马乏，行军几百里不休息早累的没力气了。
就在明军急行军几百里，人困马乏时，瓦剌大军趁机进攻。数十万明军土崩瓦解，明英宗北服，随行文武百官死伤大半，王振死于乱军之中。做着真宗御驾亲征退敌，怀念先祖永乐大帝朱棣北逐蒙古余脉的英宗成了少数民族的俘虏。想做寇准，留名青史的大宦官王振也走到了生命的终点。
可是后来明英宗重新归国之后，竟然还对害他被俘的王振念念不忘。判定王振为国捐躯，大仁大义，还做了塑像立庙供大明子民朝拜。直到大清乾隆年间，一位大臣路过寺庙时十分悲愤。上疏清廷，毁掉了祸害明朝的宦官王振的雕像，这不是很讽刺的结果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