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这里继续展开一点，就是有没有宗教是否与一个社會有文明有关。我认为这并没有必然性，像毛里塔尼亚，有宗教又如何，还是盛行奴隶制；同样，1861年前的俄国和内战之前的美国南方虽然有宗教，但是要么是农奴制，要么是奴隶制，这种情况是文明程度低的表现，因为这种情况整个国家是没有多大发展前途的，他们是把经济作为政权稳定的一部分，阻碍了它的自由发展和带动整个社会进步性增长的功能，这和我们所说的克里米亚汗国一样，都是内在停滞的，文化是政治新陈代谢的自然结果，而道德和法律宗教之间孰强孰弱也取决于中央集权程度几何，否则宗教到底是法律意义高还是道德教化责任重的取向就无法确定，有的宗教把法律和教化混同，结果适得其反，这只能说明分别负责法律和文化的机构有多么不发达和落后，才导致一个不该承受这些职责的religion来越俎代庖。奴隶制为什么维持不了？除却我们所说的道德谴责外，本身从单纯的经济逻辑里也维持不下去，如果用于家务劳动，那么这一家人一定要有一个比支付购买奴隶以及过劳死的奴隶更替的持续购买力更高得多的收入；如果用奴隶进行社会化生产，问题也同样存在，那就是社会为什么会接受这么高成本生产出来的商品？奴隶主肯定不会给奴隶付出多少食物和衣料等的补给的，但是奴隶主一定会把他高价买来奴隶的成本用商品生产找补回来，所以社会一定会承受这个高成本的。
由此观之，如果奴隶商品生产被维持下来，只可能是这样的：一，外部的廉价商品进不来；二，如果外部廉价商品进的来，那么奴隶劳动的产品一定是不受市场供求影响的，或者不进入市场流通的，我们之前就讨论过罗马帝国和共和国时期的情况，得出一个结论是什么？如果一个社會的主要劳动者是奴隶，那么他必然是从自己附近获取，而不是远途获得，这在古代海运不算发达而且成本较高的情况下更是如此。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罗马西部的奴隶应当主要来自本地的破产失地农，作为偿付债务的一部分而被转化为奴隶；一旦地产主之间的交易网络不再适于牟利，那么他们又会被暂时的转化为隶农或者农奴的状态；在克里米亚，本土社会难以产生众多奴隶，则从邻近的北方国家获取，总之，从海路远途获取是不可能的。克里米亚为什么能一直获取奴隶？一方面是奥斯曼帝国在18世纪下半叶之前在欧洲尚称强盛，足以用宗主国的身份威慑克里米亚的基督教邻国；另一方面，克里米亚的鞑靼人十分达观，他们根本不会想着去保护自己的“闵租工商业”，因而商品性生产里几乎就没有本地的使用奴隶生产的供应商，都是进口的，而他们自己则大卖奴隶，碰上当时欧洲港闹完黑死病，人手少，所以欧洲和土耳其也乐意多买，这样本身就有双重的通胀基础，一个是外部远途输入的商品，物价就高；其次是奴隶贸易的丰厚收入，这一点是收入高，所以在一种假性繁荣的基础上，克里米亚汗国的通胀高企。克里米亚的商业性奴隶贸易有着其特有的国际市场背景、强有力的军事宗主国后盾支撑。
奴隶的持续获取不是内向型的，而是对外掠取；对外掠取就需要军事优势，而土耳其的支持提供了最大效益；奴隶的持续销售需要市场的长期旺盛需求，黑死病人口削减潮和欧洲商业资本兴盛、土耳其贵族奢侈消费热情高涨使得这一热潮持续数百年，但是鉴于70%的外贸奴隶买家都是土耳其，土耳其帝国的强盛也是其贸易得以维系的根本。否则，一个军事上不强，财富上不足的土耳其只能给克里米亚汗国带来死亡，这是克里米亚的奴隶制和罗马帝国不同之处。罗马的问题是什么？罗马的统治阶层是地产主-奴隶主阶层，他们使军队保持一个下克上的流动状态，以便维持自己的利益，否则一个集权的军事王朝会要求这些人交出自己的基层自治权和付足自己应缴给中央集权王朝的税租，这样他们私自拿农人作为商品交易的活动也会被视作非法，这是我们过往的研究中所忽略的，也就是说，古代的中央集权国家和绝对的奴隶制之间是一种不可兼容的关系，至少国家也要参与其中，沙皇俄国就是一个例子，虽然收的税不多，但是他们还是要对领主庄园抽不到五分之一的税的。至于东亚更是说明了这一点。
罗马的这种非中央集权状态下一个class的集体统治，使得当地的高通胀生产成为主流，这个主流导致驻军效率不如东部，运输物资后勤的效率要低得多，而军队供养一个军人所需要成本也比东部高，所以花同样的钱，在西部比东部要获得更少的多的成效，西部的防务不足，自然就比东部更容易被蛮族攻陷，所以他们的农业也饿容易受到损失，这个损失会加剧他们这个防务开支的不足，这样奴隶制就很快演化为隶农制，只不过这种经济萧条与外部的军事紧张结合起来，竟然造成了近千年的农奴制，这是他们可能没有想到的，但是朗格多克的罗马奴隶制精英后裔们一定会有感觉的，这和苏瓦松的情形不同，当地主要是法兰克人封建主，而高卢南部则是罗马人的遗存。
克里米亚和罗马帝国虽然看似都是军事失败导致的崩溃，但是从经济逻辑上看完全不同，一个是弟煮之间对破产农的定期清算市场和人身商品化，一个是外贸一条龙因为军事优势的丧失而被打破，一个是数量积累型经济内部的破产期货市场消化机制，一个是假性产业增长背景下的国际市场贸易链，这是完全不同的。罗马帝国因为丧失了主人而群龙无首，军队索性就自立为王，这就是后来东部得以形成拜占庭国家的基础。事实上皇帝行省没啥卵用，因为如果没有西部撑腰，他们在东部也趾高气扬不起来；没有东部，他们就没饭吃，只能比现在更加卑微，最重要的是，军队自己就不团结，所以罗马皇帝老是被下克上搞掉，如果他想动用东部资源去搞西部，那么结果就是东部的弟煮和西部的奴隶主一起搞他，所以这事只能在心里想想，实际上没法办，即便强如奥古斯都也不敢做。最后西部的脱离实际上给了军队真正掌握东部的有利时机，这样才有了后来的出身军队的专制君主与中央集权的拜占庭帝国。一个比较文明的国家，一定是世俗力量占主导的；一个文明而又有精神的国家，必然是能把刚烈之气蕴含在不阻碍世俗精神伸张的信仰之中的，到了危难之时能够把这种组织力和动员力发挥出来的。但是在平时发展的过程中，如果充斥着原教旨色彩，那么他一定是失调的；这就好比冬天大棚里的西瓜，打了激素，日夜颠倒，春秋不辨的激素失调，不在承平时代阻碍人们获取自己的幸福，也不在危难之际将人们抛之脑后，具有号召力与团结感。否则平时咋咋呼呼，难时慌不择路卷钱跑路，这就是最失败的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