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读过李商隐的七言绝句：“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又见李白名句：“淮阴市井笑韩信，汉朝公卿忌贾生。”
不必说汉朝文景之治是何等盛世局面，也不必说河南郡洛阳城是何等繁华文明，单说贾谊出生在公元前200年汉高祖6年，便知他当真生其逢时，非无明主。
不必说《过秦论》是何等荡气回肠，也不必说《鵩鸟赋》（fú ，一种鸟类，形似猫头鹰）是何等知命不忧，单说他年轻时所做的《论定制度兴礼乐疏》，便知他当真是政见非凡，文采斐然。
如此生其逢时，又有才华又有政见的人，为何其境遇能得到众位文人的纷纷提笔垂怜，却不得一代明主汉文帝的重用呢？
若让我说，或许是贾谊此人“才有余而识不足”吧。
一、生逢时，才有余
公元前200年，汉高祖6年，贾谊出生在河南郡洛阳城。三岁识字，七岁能诗，更拜师荀子的学生张苍（李斯、韩非的师弟）。
年十八，便受到河南郡郡守吴公重用。当时，只要是河南郡中的重要事情，吴公都要与贾谊商量，不逾三年，当地便政通人和，百姓安居。当世时也，河南郡竟超过了陕西，被评为天下第一。
才高策胜，可以想到他该是如何意气风发。
公元前180年，创造文景之治那般盛世的汉文帝刘启登基。他听闻河南郡郡守吴公政绩斐然，于是将其提拔到中央，此时贾谊的时运也到来了。
吴公受到重用，自然不会忘记曾经帮自己大忙的少年郎，他在汉文帝面前极度赞扬这位才高八斗的贾谊。这成功让汉文帝对贾谊产生了兴趣，他将其从洛阳召到了长安，一番促膝交谈，很快便为贾谊的才华倾倒，于是将其封为“博士”。
此后一年，每逢汉文帝出题讨论，他都能对答如流，一针见血，获得汉文帝及一众同辈人的赞许，于是又被破格封为了“太中大夫”。
有着吴公这样的政坛大佬扶持，又有汉文帝这样的明君欣赏，贾谊的前途何止是用光明来形容。
公元前178年（文帝二年），贾谊上《论积贮疏》，对当时人们弃农经商，过度奢侈的风气滋长进行抨击，说这是国家的大祸患，提出积贮才是国家的命脉。
汉文帝很欣赏其重农抑商的看法，于是采取了他的政见，缓和了阶级矛盾，巩固了汉朝的统治。
二、不忍耐，识不足
公元前177年，贾谊23岁，凭借着卓越的才华与优异的政见闻名于长安，此时汉文帝想要提拔他做公卿。
只是可惜贾谊过于张扬，受到了老臣反对，特别是绛侯周勃、灌婴、东阳侯等位高权重的人极力反对，他们说贾谊太过年轻不适合官居公卿高位。
谁都知道那不过是不想贾谊高升的说辞，明明秦朝甘罗十二岁，便被封为上卿，年纪与功名并不一定相符合，只不过贾谊年轻气盛的模样，招来一些人不满而已。
他们造谣贾谊“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
汉文帝当然知道这是谣言，但他沉思之下，依旧疏远了贾谊。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因为他知贾谊不被老臣认可，年轻气盛，太过招摇，过分的帝王恩宠可能会是一件坏事——不得人心却官居高位只会害了贾谊，其才华确实毋庸置疑，但其性情并没有那么沉稳。
公元前176年（文帝四年），汉文帝将贾谊贬为了长沙做太傅。
汉文帝毕竟是一代明主，他不可能看不到贾谊的政治价值，而不是简单地被臣子们的谣言蛊惑。
所以，他的用意大概是历练贾谊，毕竟贾谊需要阅历与沉淀。长沙位于楚地，距离京师千里之遥，北望长安而不得见，而此时贾谊不过24岁，昨日还是天子阶下臣，今日已外放至千里。
少年得志，备受重用的贾谊，自然受不了如此天上人间的反转。
他的满腔愤懑，都寄予到了文章之中，过湘江时，想到了不得重用的屈原，与屈原感同身受，洋洋洒洒写下了千古名篇《吊屈原赋》。
贾谊一生中所写的大半名篇，都是来源于这一时期。
公元前176年，周勃被捕系狱时，贾谊作《阶级》，建议文帝以礼仪对待臣下，不应如此大动干戈，将臣子捕入大狱。
公元前175年，汉文帝准许吴王铸造铜钱，贾谊作《谏铸钱疏》，反对私自铸钱，认为这样会造成国家财政混乱。
公元前174年不祥之鸟有鵩（fú）鸟飞入贾谊的房间，贾谊本就以为自己寿命不长，又见此鸟更加伤感异常，于是作《鵩鸟赋》，感慨自己人生无常。
到如今，贾谊已经被贬入长沙三年，尽管他写下了不少针砭时弊的名篇，但是通过他的作品我们看到其忧愤之情三年不减——因为他坚信自己的才华当世无双，汉文帝非他不可。
可事实并非如此，汉文帝并不是非他不可。
公元前174年，汉文帝将贾谊召回长安，于未央宫宣室见了贾谊一面，与贾谊彻夜长谈，汉文帝依旧惊叹于他的才华，但是也看到了他的忧愤，并没有如想象中那般沉淀内敛，想提拔他的心一下子凉了下去。
汉文帝当时想必是失望的，毕竟如此有政治才华的人，性格上却有如此不足。
汉文帝需要的是一个纯粹的政治之臣，一心为国家社稷着想，而贾谊本质之上是文人，有着文人所专属的感性——优柔寡断，这样的人于政事不利。
所以汉文帝在贾谊归来之后，并没有委其重任，而是让他做梁怀王太傅，教自己最宠爱的小儿子学习。这也算是物尽其用吧，不能做汉文帝的左膀右臂，可毕竟贾谊的才华也不是假的。
你若说汉文帝后悔吗？后悔倒是不至于，毕竟这三年之间，贾谊的长进不大，而汉文帝却是彻底把握住了朝政，一干阻碍他的老臣也相继离去。
国家处于蒸蒸日上之际，大把大把具有政治才能的人进入了朝堂。你看，贾谊虽说是其中佼佼者，但是也并不是非贾谊不可。
就这样，因为贾谊的识不足，与做朝廷重臣的机会擦肩而过，在梁怀王坠马死后，贾谊逾不得汉文帝重用，最终郁郁而终。
贾生之死，年三十三矣。
三、结语
因为汉朝这样一个强盛富裕，北逐匈奴，南灭蛮夷的王朝，文学造诣最高的不过一个司马相如和一个贾谊，而司马相如做到了丞相之位，贾谊却郁郁而终。
后世怀才不遇不得重用的文人，对贾谊的遭遇总是抱有一种惋惜的思想以及感同身受的态度，于是李商隐作《贾生》，李白作《行路难·其二》。
但后世的皇帝却并不这样想。雍正帝是汉文帝的迷弟，因此，他对贾谊的评价以“疏狂”二字盖之，甚至于改王勃名句，说“屈贾谊于长沙，必须圣主，窜梁鸿于海曲，正待明时”。
古往今来对贾谊的评价总是两极分化，但其实两方都有偏颇，李白、李商隐身为文人对贾谊的评价太过于抬高，而雍正帝作为汉文帝的崇拜者，对贾谊的评价太过于贬低。
最为公正的评价，当属苏轼的一句：“才有余而识不足！”贾谊不得重用的原因莫过于如此了。
现如今，斯人已逝，贾谊当时的愤懑，汉文帝当时的无奈，我们并不得半分窥见。
现在唯一能见到的是贾谊的诗文辞赋，史书上所记载汉文帝开拓的盛世局面。
我们当然为贾谊不得重用而感到惋惜，但这终究是他自己的缺陷。我们不能过于相信诗人诗句中的对贾谊的评价，而应该全面全方位了解贾谊，知道贾谊不得重用的真正原因。
新时代的我们更不能步贾谊后尘，不能恃才傲物，毕竟有才华的又并非只有区区一人，没有什么非你不可，所以我们要懂得沉淀忍耐，放开胸怀，终会有出头之日。
参考资料：《史记》《汉书》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