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社会“重农抑商”，农民虽处在社会的最底层，但法律上的地位却很高。重农抑商政策是明初帝王用来休养生息，恢复国力的巨大保障，但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一政策逐渐“变味”了，成为农民身上的沉重枷锁。
一、明代前期的重农政策
朱元璋出身社会底层，深知农民艰苦和农业对国家的重要性，加之元末天下大乱，战争纷起，整个社会处于极度疲敝的状态，种种原因促使朱元璋及其继承者朱允炆、朱棣、朱高炽等，在农业方面采取一以贯之的“重农抑商”政策，因而明初70年被认为是大明农业发展的“黄金时代”。
朱元璋
农业是国家发展的重中之重，因此明初数位帝王出台了大量政策，用以扶植农业。首先一点，也是最为重要一点，就是“减征赋税”。赋税一直是压在农民头上的沉重枷锁，无论是政府的正常税目，还是各种苛捐杂税，都极大地削弱了农民的生活能力。减征政策虽不能起到长远的作用，但在短时间内，辅之以朱元璋严格的打击贪腐政策，的确会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减征政策虽好，但落实得好不好，全靠基层官员，为此明初大幅度提升了农业发展成果在官员考核中的比重，朱元璋曾亲自下令，规定“有司今后考课，必书农桑学校之绩”。而明代官职的一些变化，也体现出明初帝王对农业发展的用心，如各地最高行政长官布政使以及劝农使，无不体现出朝廷对农业发展的重视。
布政使司是明代开创的新衙门
中国农民向来是以勤劳著称的，只要给予休养生息的条件与时机，农业便会在很短的时间内恢复过来，再加之政府的扶植减税政策，明初农业在“重农减征”的策略下很好地发展起来了。
二、竭泽而渔的“重”农政策
但就是明代前期推行的重农减征政策，在明中后期逐渐变为农民身上最为沉重的枷锁。其中的原因，恐怕还是要回到明初，在彼时的重农减征政策下，其实已经出现了某种端倪。明初朝廷对农民推行轻徭薄赋的政策，那么政府运营所需要的钱从哪里来呢？当然是从富庶的江南地区。历史就是这样“千奇百怪”，在全国各地纷纷推行轻徭薄赋政策的同时，富庶的江南不但没有享受到政策红利，反而成为朝廷“薅羊毛”的对象。苏州、杭州、南京等地的粮食被政府大量征收，一向以富庶著称的江南，只能苦苦支撑。
江南的富有也是一种罪啊
明初江南的重税政策已经为大明后期的农业政策转向埋下了伏笔。自明中期成化皇帝开始，江南地区的漕粮运输改由军队运送，这本是减轻农民负担的好事，但朝廷却不愿承担军队运输的费用，层层加派使得农民不但没有得到好处，反而不断拿出额外的钱用作漕粮运输。在此后的嘉靖、隆庆朝，问题依旧如此，农民贫穷交不上钱，朝廷收不到钱，反过来又要求地方补缺，地方为了补缺再度加紧对农民征税，这种恶性的闭环搞得农民苦不堪言。国家逐渐成为征收赋税的“暴力机器”，即使百姓家破人亡也要征税，这与明初重农减征政策的精神背道而驰，“重农”也就变成了“重”农。
明清时期的漕运
三、“重”农与大明的全面溃败
江南地区，至明代中晚期已经出现了大量资本化运营的事物与现象，奢靡与享乐成为许多江南人的生活追求。但商业化带来的可不仅仅是社会的进步与风气的变化，还有促使政府进行农业政策改变的重要因素。
明朝中晚期，江南商业化达到了一定的高度，既然种植经济作物会获得大量金钱上的利益，那么必然会出现大量弃农改桑等商业化现象。若在今日社会，商业的繁荣会给政府与民众带来可观的利益，自然备受政府的重视，但在帝制时代，政府还没有完成由农业思维向商业思维的转变。在这种情况之下，大明朝廷若能够一直保持正常的财政收入，自然会对商业的繁荣保持一定的“默认”。但问题是，随着明代的衰落与官员的腐败，政府收到的赋税越来越少，再加上农民亦或许多士人投向商业，原先的耕田也变作他用，使得政府在税款与粮食两方面，都无法达成征收目标。
毫无疑问，百姓可以没有钱，但政府不能没有，晚明社会的商业繁荣，反而给大明政府提供了加重赋税的绝佳机会。层层加码让农民苦不堪言，1627年李自成在陕西发起反明农民战争，而庞大的战争机器一运转起来就耗尽了大明的钱财。可以说明亡并不是简单的军事战败，而是全方位的溃败，农业上的溃败便是最为主要的一点。
富庶的江南城市
文史君说
有人根据黄宗羲的话总结出了一条“黄宗羲定律”，即历代王朝无论如何改革赋税，农民在短时间内可能会获得好处，但长久来看反而承受了更多的赋税重担，即改反而比不改还要糟糕。这种逻辑上的悖论十分清晰地反映出农业文明的中国，在面对辽阔疆域与上亿人口时的无奈。
参考文献
原祖杰：《奢侈性消费与晚明士商的身份认同》，《史林》2009年第5期。
陈志刚：《从重农减征到竭农重征：对明代农业政策运行的系统性反思》，《社会科学辑刊》2009年第6期。
（作者：浩然文史·小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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