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觉中国 资料图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水平的空前提升以及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新技术、新发明不断出现，以至于让人有了司空见惯的感觉。这20多年里，从太阳能和其他可再生技术的不断改进，到移动通信对商业模式的创新，以及近两年火热的电动汽车及其带来的自动驾驶构想等等，我们的周围似乎到处都在发生着技术进步。
从投资的视角来看，这些或大或小的创投项目，在经过市场的检验后，有的已成长为新一代的行业巨头，也有的最终走向了消亡。尽管其中成败的原因相当复杂，但不难发现，那些成功的技术创新项目，往往因其对社会的影响更广泛更重大，而被市场认可从而取得巨大成功。这类创新因其全面且具有革命性的技术突破，被经济学家称为通用技术，即general-purpose technologies（GPTs）。
通用技术对经济中的多个行业和部门都能产生影响，具有推动经济大幅增长的潜力，它们或能实现新的生产方式，或能提升部门现有的生产效率。在历史上，像蒸汽机、交流电这样的通用技术，其直接和间接的发展，对工业化的生产方式乃至城市和社会的组织形式，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时下当红的某人工智能企业，更是把GPT三个字母直接嵌入了产品名之中。无论其最终的走向如何，它都显示了创投界对通用技术的重视程度。这再次提醒我们：熊彼特所说的，基于企业家精神的“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对持续经济增长的关键意义。
通用技术与经济思想
《告别施舍》的作者、经济史学家格里高利·克拉克（Gregory Clark），有个“暴论”在中文世界广为人知：“人类史上其实只发生了一件事，即1800年前开始的工业革命。”提及工业革命，人们首先会想到以蒸汽机为代表的若干通用技术。尽管如此，通用技术的重要性却并非立即被人们所认知。
《告别施舍：世界经济简史》，格里高利·克拉克 著，洪世民 译，理想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版
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期，经济学家们认为，储蓄水平和资本积累率才是取得繁荣的基础，一个国家的储蓄率决定了其增长率。到了20世纪中期，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索洛命名的“索洛模型”（Solow model），对这种观念进行了一定的修正，即由于边际收益递减的原因——资本的各项用途最终都会耗尽——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将会随着其资本投资规模的扩张而放缓，所以较富裕的国家增长较慢，而较贫穷的国家增速较快并最终迎头赶上。
索洛模型能有效地解释二战后德国、日本等后发工业国的快速增长。但尴尬的是，战后的历史表明，很多贫穷国家的经济，似乎从未见起色；而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则在战后仍能取得快速增长。此外，也有很多国家的储蓄率虽然比美国高，但并没有取得像样的经济增长。更尴尬的是，随着统计技术和可得数据的提升，人们发现，比较各国的增长差异时，大部分增长是由模型中所谓的“索洛残差”驱动的，比如劳动力和资本的增长。至此，人们逐渐认识到技术进步和制度对经济增长的根本性影响。
技术进步本身并不必然驱动GDP的增长，因为它需要转化为市场认可的产品。比如，直到不断印出质量良好的书籍并在市场上大量销售，古腾堡印刷技术的全部潜力才得以释放。从这个意义上说，创新的受益者并不总是发明人，而创新与回报周期的错位，正是各种风投资本和企业家博弈的市场。
技术创新的两面性
美国作家威尔·罗杰斯（Will Rogers）也有过一个调侃式的“暴论”：“创世以来，人类有三个伟大的发明：火、轮子、中央银行。”虽然他本意是说货币对人类的重要意义，但用火这件事，确实可以称得上是人类第一种最重要的通用技术，比如取暖、烹饪、金属冶炼等等，它为人类开发工具、种植庄稼、改善营养摄入等发挥了关键作用。汽车、火车是通用技术创新的另一个例子，运输效率的突飞猛进不仅让人们可以旅行得更远，它们本身也创造了一系列新的产业和就业岗位，甚至更新了几千年农业社会的生活方式。
像化石燃料这样的通用技术，虽然人们至今难以完全定论，但其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却已实实在在地促使很多国家在寻找替代，以ESG为代表的资本市场新模式也正在形成。同样，互联网和移动通信的广泛采用，为电子商务、数字媒体和移动应用程序创造了新市场和新就业，但社交媒体同时也给文化和集体心理带来了新挑战。
另外，在审美意义上，也有人觉得一封精心撰写的情书像是一件触手可及的艺术品；而当人工智能可以在几秒钟内生成数千张图片时，一些手工艺术品就变得非常廉价。从情绪价值的角度来看，这种失落感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不要忘记，技术创新也会创造出新的艺术形式，比如，如果没有电吉他，就不会有后来的摇滚乐，也不会有可供上万人同时聆听的大型演唱/演奏。
通用技术与企业家精神
虽然通用技术对长期增长有着举足轻重的驱动作用，但很显然它的产生往往不是灵光乍现的凭空创造，而依赖于一系列局部创新和制度环境，以及一个逐渐发展整合的过程。如果没有中世纪行会学徒们精巧的首饰加工技术，就不可能制造出精密的机械钟表，古腾堡的印刷机也就没有技术基础；同样，如果没有一个个互联网技术的局部创新和芯片制造技术的积累，人工智能技术也就无从谈起。
这里的不同之处在于，那些旨在解决局部问题的专用技术创新，往往周期短、影响范围有限、创新风险相对小，而有能力改变多个行业的通用技术往往发展缓慢，更重要的是，它在一开始出现的时候，不像专用技术那样有确切的应用前景，其研发前景充满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其创业风险也不是小规模投资可以覆盖的，需要大量的风投资本和好几代企业家持续的投入。而企业家精神赖以形成的基础，恰恰是一个社会对错误和失败的宽容度有足够的容量，以及可靠的私有产权保障制度。
企业家并非天生的赌徒。即使是大航海时代那些以命相搏的探险家，也需要手持国君的特权许可状，因为那是事后收益的保障。很难想象，一个探险成果随时可能被各种苏丹掠夺而走的奥斯曼商人有意愿去开拓未知的商业世界。
同样，即使拥有数量众多的局部技术创新，如果其社会和市场参与者无法进行低成本的广泛互动合作，而是在物理和心理上充满了偏见、壁垒，那么对于通用技术创新所必须的整合碰撞而言也是不可想象的。西班牙人科尔特斯到达墨西哥的时候发现，很多印第安族群仍停留在刀耕火种的部落时代，其中之巨大差距，除了贾雷德·戴蒙德说的“东西/南北大陆轴线”的客观影响以外，印第安部落因为血缘身份等习俗，导致彼此之间缺少大规模跨区合作导致的认知内卷，恐怕也是可供思考的解释项之一。
通用技术创新的机遇与挑战
从历史上看，增长的停滞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不仅仅是企业的问题。长期的发展停滞，往往造成政治风险以及对制度信任的削弱。在当下的后疫情时代，世界经济再次面临增长放缓乃至衰退的威胁，虽然历史从不重复自己的剧本，但人们仍有必要再次认识到，真正驱动创新式增长对摆脱存量博弈的重要意义。
重视通用技术并不意味着对局部创新的轻视，恰恰相反，各种看起来并不显眼的局部创新和改良，正是促成重要的通用技术成功创新的基础。这些分散的、并非事先可计划的知识积累之所以宝贵，是因为它既不是凭借个别天才发挥可以一蹴而就，也并非完全按照事先预期的那样可以完美规训——技术从来不是完美中立的，总是伴随着不可预知的风险。但重要的是我们拥有很多的后见之明——我们不知道何以一定成功，却知道创新是如何失败的，而创新从来都是一系列软实力的体现，它事关开放、包容、产权、传承、教育等方方面面，而如何理性地拥抱创新和挑战，是文明的应有之义。
（作者何坤为农业投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