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能想象吗？
明朝，是唯一由农民打下的江山，却是对农民下手最狠的王朝。
说起明朝，讨论最多的是崇祯一朝。
因为明朝的灭亡有别于其他王朝，它是惨烈的，浪漫的，诡异的。
惨烈的是大明子民为了这个农民建立的封建王朝，付出了一切，但终究没能挽救它。
浪漫的是崇祯皇帝作为大一统王朝的帝王，实现了君王死社稷的最高理想。
诡异的是朝官的投降速度和数量刷新了我的三观，一千二百大明朝官先投李自成，后投大清，他们的波棱盖跟橡皮泥做的一样。
既然大明王朝的灭亡是明史绕不开的话题，聊聊也无妨。
辽响，亡明第一人祸
天要灭了一个王朝，无外乎两种手段。一是天灾，二是人祸。
前者是不了抗拒的因素，想躲也躲不过，老天爷瞅着这个儿子不顺眼，非要收了他，谁也拦不住。
但人祸不同。
有时候，皇帝和朝堂那帮不食人间烟火的大臣脑门一拍，做了一个不着调的决定，都有可能引起雪崩效应，把一个王朝带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明朝何尝不是如此。
明朝后期，各地起义不断。朝廷为了平定外患和内乱，不得不推出“三响”加派措施，即辽饷、剿饷与练饷。
辽饷是为了筹备辽东守军的军饷，以此抵御后金的入侵。
剿饷是用来镇压农民起义筹措军费。
练饷是镇压农民起义平时练兵的支出。
这“三响”不是大明祖制的规矩，而是明朝中后期因战时需要，临时加派的。
最早是从公元1618年万历皇帝后期开始征收的。
辽响的征收规模很大，从一开始就是一场浩浩荡荡的加派运动。
朝廷规定：整个大明王朝除了贵州比较偏远的地方，其他地方的土地平均每亩征收九厘。
这波操作下来，朝廷一下收割了五百二十多万两白银。
后来，天启皇帝觉得不过瘾，在九厘的基础上又增加榷关、行盐及其他杂项。
天启皇帝果然有经商头脑，在追加条件的基础上，不忘设置“及其他”的兜底条款。
公元1631年，崇祯皇帝刚登基四年，迫不及待地效仿先帝征收辽响，并把额度由九厘提升至一分二厘。
这波操作也很优秀，瞬间集齐六百六十七万两白银。再加上乱七八糟的兜底条款，一轮操作下来，得银两七百四十万。
万历皇帝是从四十六年到四十八年，总共征了三年，天启皇帝征了一年。
在这四年里，朝廷从土地上白白拿走了一千七百二十万两，全部用于支援辽东的军费。
相当于平均每年向辽东输送四百多万两白银，这些还不算崇祯皇帝一分二厘的部分。
辽饷一事，已经把老朱家与天下民心的关系推到悬崖边上，大明子民也被逼到了血线。
这不是一笔小数目，大明的辽东守军数量起伏不定，最多的时候二十六七万，少的时候七八万。
每年拿数百万养这支主力军，应该绰绰有余，但辽东的军饷年年不够。
钱到底去哪了？
万恶的大明“辽响”
实际上，那些军饷并没有足额发放到前线将士手中，也都没有全部用作战争需要。
基本上，在拨付的途中被各级官僚层层回扣，真正发到前线的数量微乎其微。
这也是当年三千戚家军为什么要闹军饷而惨遭屠杀的原因。
到了这个份上，那些大明的蛀虫心里想的不是平定战乱，大家继续安享太平，而是人人争相中饱私囊。
辽饷、剿饷和练饷加起来的总和，超过明朝明文规定的正赋一倍以上。
整个大明王朝的子民活在“交皇粮”的忧愁中，大明朝的农民到了倾家荡产也完不成任务的地步。
很多农民不得不把土地变卖来应对一时的“三响”，慢慢地变成佃户、奴仆、流民、饿民，最后成为暴民，直至了结了大明朝。
清朝摄政王多尔衮在灭掉大明后，曾评价明朝说，“三饷”最大的恶果是点燃了大明王朝的导火索。
厉民最甚者莫如加派辽饷，以致民穷盗起，而复加剿饷，再为各边抽练，而复加练饷。惟此三饷，数倍正供，苦累小民，剔脂刮髓。
老百姓最痛恨的是朝廷增加辽响，因此导致老百姓越来越穷，很多人穷得活不下去，不再从事农业生产，转而为盗贼。
为了平定土匪强盗，朝廷又得继续征收剿饷和练饷。
越是征收三响，盗贼越多，久而久之大明社会陷入一场恶性循环当中，且无法自拔。
明朝的灭亡原因多方面的，肯定不是一个单方面原因造成的。
但经济施措不当，是对大明王朝的温柔一刀。
这一刀很温柔，但是直击要害。
不要过于抬高封建社会老百姓的思想觉悟，在农耕经济时代，老百姓最看重的就是钱。
皇帝是无道昏君还是有道明君，跟自己没有半毛钱关系。
官僚体系腐朽不堪还是政道清明，他们也不会关心。
他们唯一想的是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
谁夺走了他们的土地、牛、老婆和孩子，他们就跟谁玩命。
所以，大明王朝种种不堪，都没有“三响”所造成的危害大。
这罪恶的一击，直接砍断了大明王朝这座大厦的支柱。
一个庞大的国家机器戛然而止，剩下的交由新崛起的后金来完成。
谈一点感受
明朝越往后，苛捐杂税越狠。
客观上说，这是洪武皇帝朱元璋所始料未及的。
朱元璋因为不堪元朝的剥削，为了活命出家为僧，随后投身行伍举兵造反。
他的理想是建立一个轻徭薄赋、政道明朗的王朝。
结果，他的儿孙做皇帝后，比当年蒙古人统治下的元朝有过之而无不及。
你说，这是不是历史的笑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