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冷研作者团队-披澜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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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来说一个经常被忽略的地方，两次围城战时的金军对于石砲这种大型武器的使用程度是完全不同的。第一次围城战时，由于郭药师易帜，燕京迅速易手，完颜宗望转变了原先以占领燕京地区为主要目标的战略，将兵锋直指汴京。
这的确让宋朝措手不及，但同时，由于放弃对沿途固守州县的军事占领，宗望的军队在后勤上同样受到了限制，石砲等攻城器具准备不足。而第二次汴京之战则不同，通过掳掠河南河北地区及汴京周边地区百姓，金军获得了大量劳力用于制造军器。“其间多掠吾两河之民，充数于其间，复掳近京之民，运石伐木，造攻城之具，执役者众”，“金人水土之工日夜不辍，是日，诸门缚炮架，造鹅车。”
投石机是一种通过器械张力与离心离抛射石弹的装置，其制作原理并不复杂，宋太宗“尝诏督造礮（砲）具八百，期以半月，（赵）延进八日成”，可见，以当时的技术水平，只要资源、人力充足，制造投石机并非难事。
正因如此，客地作战的金人和宋军在投石机这类军械的装备上，并没有难以逾越的技术代差和数量差距。由于控制汴京郊外地区，金军拥有了更加充足的材料资源，相反，困居城内的守军很难采集城外资源制造抛石军械，而由于北宋朝廷在女真南下时，长期处于和战不定的战略摇摆状态下，浪费了宝贵的备战期，就连发射用的石弹都处于极度缺乏的状态。
靖康元年十一月初八，城内可用于投射的石头基本告罄，不得已之下，宋钦宗只能下令从“大梁十迹”之一的艮岳取石，那些曾经耗费无数民脂民膏从全国运送至此的奇石，被当做一颗颗石弹射出城外，意图去消灭那些凶神恶煞的女真士兵。城内石材储备的捉襟见肘，由此也可见一斑。
除了资源匮乏这一问题外，守城部队使用投石机的另一大短板也相当明显，由于城墙空间限制，守城方很难在同一地点集中布置大批投石机，而攻城方则可以在城外布置砲阵，对城内目标进行密集打击，甚至利用城池四角的攻击死角，从两面包夹射击。事实上，不仅金军惯于城角布砲，后来的蒙古在攻城时也是经常由城角攻城，这在当时基本上是基操。
如果想要在守城时遏制敌人的投石机，最好的解决办法并不是选择把投石机布置在城头居高临下，这种方式很容易被对方集火点掉，而是将投石机布置在城中，由专人在城头视野良好的地方进行指挥，“外照物所在，里照砲梢，与外物相对，即令施放”，这样即能保持射击精度，阵地又不易被敌军石砲摧毁。可这种方式对于砲兵的协同配合水平有着较高的要求。
遗憾的是，宋军石砲攻防上的应对水平，并没有因为之前的一次大战而提高，太原之战时张孝纯、王禀等人曾经通过悬挂“毡幕”的方式减缓金军石弹的冲击力，有太原围城战的幸存者献策，不仅没受到重视反而引来嘲讽。从之后的东水门之战来看，悬挂笓篱、格毡之类障碍的确有效。讽刺的是，这一战术并不是太原之战新发明的野路子，北宋的《武经总要》里就有记载：“贼飞砲石，则张布幔绳遏势”。
相比之下，反倒是经历过第一次汴京之战的金军在卷土重来后更加驾轻就熟，事实上，在两次南侵的过程中，金军最善于“砲大数多，矢石齐发”的火力覆盖，对于守城方而言，这种弹幕式打击最大的威胁并非对于城墙防御设施或者人员的毁伤，而是对于士兵们士气的打击。而这则正好戳中了宋军的弱点：与第一次围城战时不同，此时守城军队的训练和士气水平都已经下降到了一个相当危险的程度。
相较于第一次围城战，第二次汴京之战时宋朝京师更加空虚，能够调集的正兵不足七万。如果单从数字论，对于汴京城这样一座容纳百万人口的大城而言，7万防御部队的规模着实有些捉襟见肘。
但是，我们这里说的只是“正兵”，在第一次汴京之战时，汴京城内的纸面兵力同样单薄，除了东南西北四壁所配各1.2万余人外，另有马步军4万，分前、后、左、右、中五军，总兵力在9万左右。
总兵力虽然同样不多，但还可以通过保甲民兵等部队在旁支援，而此时太原并未被金军攻陷，潼关仍在宋廷控制之下，各地勤王军不断到来参与勤王护驾的救援，这让宋廷在兵力的调配上并不算困难，相反，由于太原久攻不下，完颜宗翰所部不能东顾，所以和第二次围城战时相比，第一次围城战时宋朝所遭受的围城压力要小上许多，由于金军兵力有限，即使是在攻城前后，汴京城东南城门依旧处于可以开放的状态，并未遭遇完全围困。
可第二次汴京之围却是真正意义上的“围城战”，太原陷落后，金军只需要以逸待劳，就能在潼关轻而易举的阻挡住西北勤王军的行动，而完颜宗翰麾下部队也成功与宗望部会师汴京城下，而通过占领刘家寺、青城两座军事据点，两支军队一南一北将汴京城彻底围城一座孤城。
这些实实在在的军事压力无时无刻不再压迫着守军的神经，第一次围城战时，李纲力排众议下令严禁正兵以外的辅兵在城墙上执行防御作战，然而到得此时，病急乱投医的宋钦宗已经顾不得这些了，“已而诏罢百姓不许上城守御，散行招募忠义之士，旗帜满城，招募者多市井游手之徒耳”。显然，“旗帜满城”的虚假安全感远比那些单薄的防线更让钦宗放心，然而问题在于，这些刚刚招募而来的“市井游手之徒”无论出于何种目的应募，他们仓促参军后并没有时间和机会去接受起码的军事训练。
根据《靖康纪闻》的记载，宰相何㮚（li四声）“招集流民数千，厚赏，号为奇兵”。一般来说，“奇兵”往往指出乎敌人意料进行突然袭击的军队，但何㮚招募的这支“奇兵”不仅未能出其不意重创敌人，反而在阵前作乱，“欧统制王健，杀使臣十余人”，就像《靖康纪闻》作者所说的那样：“盖自古兵法，奇兵皆临机制敌，未闻领奇兵以自名也。况未尝出奇，自辍变乱，大抵今日所谓奇兵者，类如此耳。”
这些仓促中组建的“军队”，在面对金人攻城的这种硬仗时，能发挥出的水平同样值得怀疑。就拿最具戏剧性的郭京六甲神兵事件为例，此事并未直接导致汴京外城陷落，然而，闹剧引发的混乱中，金人趁机攻城，慌乱中宋军士兵为引燃金人攻城器，误将城上木楼一起引燃，导致用来反制攻城云梯的撞杆等器具失效，金人利用撞杆未备的时机成功登上城墙。
此时只是小股先登部队登城，如果守城部队能够及时将敌人逼回城下，那么一切还有挽回余地，然而此时“又值百姓搬石城上，望风走下，其守御之人与百姓、军兵互相杀戮，无一用命向前者”。
被《守城录》作者评价为“壕堑深阔，城壁高厚，实龙渊虎垒”的汴京城，就这样被金人从外部攻破了。
失去勇气还只是一方面，在当时，失控的威胁有时比溃败更加恐怖。
在《汴京之围》中，曾经提到第一次汴京围城战时一个细节的，李纲在赶往酸枣门指挥时，见城头守军砍杀了六七名被怀疑是奸细的宋军，立刻下令将这些疑神疑鬼的士兵捉住斩首示众。如今我们很难辨别这些守军和那些被当做奸细杀死的人哪些更冤枉，但无论怎样，事后分析当时李纲处置并无失当。
宋军部队本就因为敌人的围城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一些人甚至会因此怀疑周遭的同僚，转而屠刀相向，若无李纲在此弹压，这种恐怖氛围蔓延开来，军心甚至都有可能因此瓦解。
但不幸的是，第二次汴京之战时，李纲已罢相，被钦宗贬谪至河东。这位郁郁不得志的抗金名臣，在第一次汴京之战时的作用其实是被人所低估了。这并不是说如果李纲还在，就不会再有靖康之耻，但至少，宋军在围城战中的表现，就不会像历史上那样进退失据。当时负责汴京防御的六万七千正军中有一万预备队分别由姚友仲、辛康宗两人统领，负责顺天门、五岳观、上清宫、封丘门四处。
除去驻守城池四壁的五万七千人的外，这支一万人的部队应该算是汴京戍守部队中最后的预备队了，然而统帅他们的将领辛康宗、姚友仲二人，却是先后死于内乱之中，《避戎嘉话》的作者石茂良作为靖康之役的亲历者，其记录当有可信之处。
根据其记载，“闰月一日，百姓殴杀本壁（东壁）统制辛康宗，辛公指挥城上兵军不见贼不得乱放箭炮，百姓疑其奸细，故杀之”。而姚友仲就更加凄惨，“为军民所殴打致死，肝脑涂地，委填沟壑”，要知道辛康宗并非普通武将，而是当朝太尉，至于姚友仲，作为西军嫡系，在围城战中的权职更在辛康宗之上，辛领右军、后军而姚领前、左、中三军，这样的两名将领竟然都死在了军民内乱，可见当时北宋守城军队的混乱程度。
▲往往虚弃，或止之，则众指为奸细而杀之——《宣和录》
类似的事件在当时屡屡发生，按照《宣和录》的说法，当时南壁守军同样处于高度紧张之下，金军一接近城墙附近，城头木楼里的士兵就不管不顾的用石砲、弓箭射击敌人，希望用箭石逼退敌人，有谙熟军事的人试图阻止这些已经“失了智”的士兵，反而会被当做是金军的奸细杀掉。
当然，这些责任不能完全由应募者承担。第二次围城战中宋廷的管理混乱才是引发问题的关键。和城破后宋朝官员们为保全性命搜敛城中金银时的高效不同，面对外敌入侵的绝境，仍有不少人放不下心中的小算盘，导致守城部队的指挥调度迟钝、低效。
当时的城防长官有守御、统制、提举、统领等职，以统制为例，每人可差遣三四十名使臣，使臣每日可支日用钱八百文到一贯不等，而效用兵同样可获得三百或五百钱日用，作为守城士兵的卖命钱来说也算相当丰厚了。
一些人觉得有利可图，于是纷纷将自己的门生故吏安排进去，这些走后门进去的使臣，“身未尝亲战，或不出站而受上赏……其尤甚则有统率官论功第赏，虽子侄亲戚远在重湖千里之外者，诡名诬奏，例被赏典。京师虽陷，彼犹携告札以遗子孙，归耀乡里”。这种环境下，又怎能期待这支军队能够阻挡金军的攻势呢？
汴京之战时，宋金两方在投石机等攻城设备的制造水平上并无太大差异，但战争考验的并非只是武器技术的制造水平，战争战略，统筹指挥，军事动员，军队士气乃至士兵对于军械的熟稔程度，都对战争的胜败有着极大的影响，而抛开武器这一单一要素，北宋末年文恬武嬉的乱象，无疑才是导致靖康之变最根本的因素。
参考文献：
1、郭建龙《汴京之围》
2、安国楼《宋金时代两次汴京战役中的抛石之战》
3、朱黎明《开封城墙防御体系研究》
4、马继业《宋代城池防御探究》
5、《靖康纪闻》
6、《避戎嘉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