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多位皇帝历史形象不佳，连带影响了后人对明朝历史地位的评价。然而他们在明清史籍中的形象前后并不相同，而是存在一个演变历程。最典型的案例非明英宗莫属。
他在明清史籍中由最初近乎尽善尽美的英主，渐变为功过参半的中主，最后定型为始终昏聩、大权旁落的昏君。
一、英主：《明英宗实录》对英宗形象的塑造
明英宗朱祁镇是明朝第六任皇帝，宣德十年正月登基。正统十四年“土木之变”中被瓦剌军俘虏，景泰元年“回銮”后又被景帝软禁于南宫近七年。天顺元年通过“夺门之变”复辟。天顺八年正月驾崩。
自清乾隆朝以降，英宗长期被史学界认定为昏君。方志远《成化皇帝大传》中有这样一段有趣的论述，“成化初给了他一个‘英宗’的庙号，既是为了圆他的英主梦，其中也不乏讥讽之意”。这等于替明廷预设了英宗是昏君的思维立场。
然而事实上，成化朝始终将英宗塑造为英主。除上述“英宗”庙号外，还主要体现在当时最重要的官修史书《明英宗实录》中。
该书对英宗进行了全方位美化，其卷末《论赞》罗列英宗诸多美德善政，如英明神武、励精图治、惩治贪污、保民爱众、躬行节俭、祭祀虔诚、孝养太后、友爱兄弟、与钱皇后相敬如宾、以礼法绳治宗室外戚、复废后胡氏位号、释放建庶人。
正文则重点将英宗塑造成一位乾纲独断、英明睿智、英勇卫国的君主。
1.乾纲独断
在明代前期的政治文化中，乾纲独断被视为君主一种极高的美德。英宗曾自我标榜：“朝廷一切赏罚予夺，皆朕遵依祖宗成法亲自处决，何尝出于臣下？”
《明英宗实录》正是按照这一原则书写史事的，且尚有超越之处。英宗即位时不满八岁，直至正统六年才开始亲政。此前朝政由其祖母太皇太后张氏居中主持，“三杨”等大臣在外辅佐，宦官王振凭借与英宗自幼建立起来的亲密关系也在正统朝拥有极大权势。
然而《明英宗实录》文本给人的感觉却是英宗即位之初便独自决断朝政，“三杨”等文武重臣只是秉命行事，而张太后与王振甚至极少参与政事。
该书有关张太后生前的记载只有五十五条，其中绝大多数是与实际政务无关的礼仪活动，仅有的两条张太后参与朝政的记录，一是告诫其兄彭城伯张昶、都督张升“凡有政议，悉勿与”,一条是拒绝大学士杨士奇关于“（张升）与议军国重事”的奏请。
与张太后情况相似，该书在“土木之变”前的叙事中也刻意淡化王振存在的痕迹。
张太后是备受明人赞誉的“贤后”，王振则是明人极力抨击的“权奸”，《明英宗实录》淡化两人的存在，自然不是有意遮掩前者之贤与后者之奸，而是为塑造英宗乾纲独断的形象。
2.英明睿智
《明英宗实录》努力刻画英宗英明睿智的形象，为此采取了两种书写策略。
其一，英宗对内外事务的了解需要借助于文、武、宦官等臣僚，但《明英宗实录》经常在叙事中写成英宗个人圣明烛照、洞悉奸弊。这既包括内廷，也包括外朝。其二，以臣下的愚昧迷信反衬英宗的聪慧明智。
3.英勇卫国
“土木之变”是明朝开国以来对外征战中最大的军事灾难。《明英宗实录》讳过扬功，虚构英宗英勇卫国的光辉形象，将丧师辱国的责任全部推给王振。
关于《明英宗实录》如何诿过王振，罗冬阳已详论之，兹不赘述。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该书在王振的书写上采取了双重标准：当需要彰显英宗乾纲独断时，该书几乎难寻王振踪迹；而当需要推卸英宗丧师辱国的责任时，王振却忽然以一副骄横跋扈、权倾人主的形象频繁出场。
《明英宗实录》是明宪宗为其父所修，兼具“家史”与“国史”的双重特征。作为“家史”，它需要照顾宪宗“显亲尽孝”的私人感情；作为“国史”，它更有维护、巩固明朝统治的政治使命。
《明英宗实录》将英宗塑造为近乎尽善尽美的英主，可以说是题中应有之义。于此可见，前揭方志远所说明廷暗指英宗并非英主的观点有失偏颇。
二、中主：明中后期至清初史书对英宗形象的重塑
除官修史书《明英宗实录》外，明代前期私修史书也对英宗极尽赞美之能事，其用词甚至较官修史书有过之而无不及。
然而与此同时某些间接批评英宗的言论亦在其中悄然出现。从正德朝开始，私修史书对英宗的批评更由间接转为直接，其结果就是将英宗塑造为功过参半的中主。
清初，官方与明遗民等修史主体评价英宗时都沿用了中主说，但英宗形象呈现出恶化趋势。明代私修史书对英宗的间接批评源于对宦官王振的抨击。这最早出现在“土木之变”后百官弹劾王振的奏章中。
该奏章内有“（王振）逼胁圣驾亲征……皇上畏其强愎不臣，不得已而强行”等文字。
百官本意是批判王振专权跋扈，但在客观上将英宗刻画成受“权阉”摆布的懦弱皇帝，亲征瓦剌也被描述成受胁迫的无奈之举。《明英宗实录》史官应当是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在正文叙事中将“逼胁圣驾亲征”改为“王振实劝成于内”。
不过“挟帝亲征说”却被后来的史书广泛征引，英宗懦弱无能的形象由此深入人心。
正统朝前期英宗尚未亲政，李贤对正统朝后期的批判也就暗含了否定英宗整个正统朝施政的意味。这成为后世重塑英宗形象的重要参考。此后，私修史书对王振的丑化愈演愈烈，英宗形象也随之一损俱损。
在这些“层累造成”的王振专权故事中，影响最大、损害英宗形象最严重的是所谓“王振预宴”故事：三殿初成，宴百官。
随着量变积累成为质变，从正德朝开始，明人的批判矛头逐渐指向英宗本人，后者被塑造为功过参半的中主。
此种中主叙事最早出现于祝允明所撰《前闻记》中。祝允明一方面否定英宗正统朝的施政，批评他宠信“奸佞”王振，终至酿成“土木之变”几乎亡国的惨祸，绝口不提该时期内英宗的诸多善政；
另一方面则肯定英宗天顺朝的施政，歌颂他在国政上励精图治，对该时期英宗杀害于谦、纵容锦衣卫官校乱政扰民等恶行讳莫如深。这样，祝允明就将英宗重塑为功过参半的中主。
陈建将祝允明上述评论一字不动地搬入其所撰《皇明通纪》一书中。《皇明通纪》在明代流传甚广、影响极大，英宗的中主形象因之得到明代史家的广泛认可与引述。
清初近百年间是明史著作修纂的高峰期。其中官方修史成果有万斯同《明史稿》、王鸿绪《明史稿》、武英殿本《明史》等；明遗民修史成果有谈迁《国榷》、査继佐《罪惟录》、张岱《石匮书》等；入仕清朝的汉族官僚修史成果有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傅维鳞《明书》等。
这些史书对英宗的评价沿用中主说，但大都提高了批判语调，惟在表现形式上有明显与隐晦之别。
除指责英宗在正统朝宠信王振外，又进而批评其在天顺朝宠信曹吉祥、石亨，终至酿成“曹石之变”。但仍然肯定英宗平定“曹石之变”后励精求治。
其隐晦者如武英殿本《明史》。从表面上看，该书对英宗的评价似与明中后期私修史书并无不同。细绎之则不然。
其中先是批判英宗在正统朝宠信王振，以致后者“擅权开衅……乘舆播迁”，而后又批评英宗复辟后执迷不悟“追念”王振，最后在并未提供任何实证的情况下僵硬给出“前后在位二十四年，无甚稗政”的断语，字里行间透露出勉强之意。
其所褒扬的英宗“盛德”只有“上恭让后谥、释建庶人之系、罢宫妃殉葬”等三件与国政无关的家事。
明代宦官集团与文官集团是并立的两大政治集团，其参与朝政范围之深之广为历代所不及，这必然引起明代士大夫的强烈不满。在这种背景下，被视为宦官专权始作俑者的王振持续受到明人的猛烈抨击。
与王振关系紧密的英宗随之受到牵连，《明英宗实录》所塑造的英宗的英主形象逐渐瓦解。然而明代士大夫对英宗的批评仅限于其宠信王振，对于英宗在天顺朝杀害于谦等恶行则视而不见，反而称赞他在该时期信任文官、励精图治。
由此可见，明代士大夫重塑英宗形象的主要原因是打击宦官、标榜自我。明遗民将宦官专权视为明朝灭亡的重要原因，对英宗抱有一种半是追思、半是责备的复杂情感。
因此，他们虽延续了对英宗的中主定性，但加重了批判语调。清初统治尚未巩固，出于笼络汉人臣民的考量，清廷在编撰明史与自身关联不大的内容时会尽量吸纳遗民的史学观点，其批评英宗的口吻甚至比明遗民更加委婉。
三、昏君：清乾隆朝官修史书中英宗形象的定型
到乾隆朝，清廷统治达到鼎盛，其评价明朝皇帝已不再有何顾忌。同时在“文字狱”的高压下，官修明史获得了垄断地位。
以“历史判官”自居的乾隆皇帝接连下诏编纂、重修了多部通史或明史著作，主要作品包括《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御定通鉴纲目三编》及四库全书本《明史》等。
这些史书秉承乾隆皇帝意旨，对多位明朝皇帝进行了重新评价，其中就包括英宗，他被定性为始终昏聩、大权旁落的昏君。
乾隆皇帝除批判英宗宠信王振外，还抨击其在天顺朝放纵曹吉祥、石亨专擅权柄。最后甚至认为英宗释放建庶人、罢宫妃殉葬等善举也不值一提。
可见乾隆皇帝批判英宗，从时间上已然扩展到其整个统治时期，从内容上则不但否定其“公德”，对其“私德”亦不屑一顾。有趣的是，尽管乾隆皇帝否定英宗如此彻底，当英宗与其兄弟、臣僚发生冲突时，乾隆皇帝却总是站在英宗一边。
景帝、于谦等人被士大夫视为戡难保邦的英主、功臣。然而在乾隆皇帝眼中，“景泰得位，迹同窃取”；于谦“社稷为重”之言大逆不道，“意欲之狱亦有由来”；大同守将郭登拒绝开城门迎纳英宗，“拒君实无可逃罪”。
乾隆皇帝塑造出来的英宗昏君形象得到了后世学者的广泛认可。在乾隆皇帝看来，纵容臣下“作威作福”“优柔寡断”的英宗无疑是彻头彻尾的昏君。表面上，乾隆皇帝否定英宗与明代士大夫一脉相承，然而两者的内在学术理路却并不相同。
对于英宗宠信宦官，明代士大夫是出于维护文官集团权威的目的加以批判，而乾隆皇帝在意的则是皇帝“威福下移”、大权旁落的潜在危险。至于英宗在天顺朝信任李贤等文官，明代士大夫极力赞美，乾隆皇帝却并不在意。
明乎此，也就不难理解何以在涉及到君臣冲突时，乾隆皇帝会毫不犹豫地站在他眼中的昏君一边，责难“戡难救邦”之主景帝与“救时良相”于谦了。
其中缘由不难想见：尽管乾隆皇帝与英宗朝代不同，但两人同属最高统治者，前者对后者的维护本质上是服务于皇权统治的需要。
四、“清廷诋毁明朝说”考辨
当代有多位明史专家提出了清廷为抬高自身而刻意贬低明朝的观点。
从明朝皇帝形象变迁这一案例出发，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是值得商榷的。第一，基于维护皇权的立场，清廷对某些明朝皇帝给予热烈赞美，甚至出现了清廷出面反对明遗民批判明朝皇帝的现象。明朝遗民“着眼于明亡的教训”，对多数皇帝都提出严厉批评。
黄宗羲尤其不满明太祖“废相”，认为“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也”。
这种风气也蔓延进入清廷开设的明史馆中，清圣祖对此不以为然，其后成书的武英殿本《明史》果然遵照旨意，极力“掩饰明朝统治者的阴暗面”。
明太祖更是备受清朝皇帝的推崇，如清世祖认为“历代贤君，莫若洪武”，清圣祖为明孝陵题写匾额“治隆唐宋”，武英殿本《明史》歌颂明太祖“以聪明神武之姿，抱济世安民之志……武定祸乱，文致太平，太祖实身兼之”。此后清代历代皇帝对明太祖的推崇也是一以贯之。
第二，不可否认，从清初到乾隆朝，明代多位皇帝形象呈恶化趋势。除英宗外，对比殿本《明史》与四库本《明史》的本纪论赞，成祖、宪宗、武宗、穆宗等皇帝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贬抑。
但正如英宗一样，这是明清两朝史籍长期演化的结果，并非乾隆皇帝一时心血来潮。此外，如前所述，殿本《明史》对某些明朝皇帝的评价明显偏高，四库本《明史》的修改某种程度上是回归史实。
第三乾隆皇帝批评明朝皇帝的主要目的是维护皇权统治而非诋毁其本人。
结合此前英宗的案例，不难发现，乾隆皇帝对明代列帝的所有批评都是说他们大权旁落、威福下移。
但也正如乾隆皇帝此前为袒护英宗而批判景帝、于谦一样，当明代列帝与其臣僚发生冲突时，乾隆皇帝每每旗帜鲜明地站在皇权立场上维护列帝。
五、总结
综上所述，明清史籍中的英宗形象由英主变为中主、再变为昏君，呈现出不断恶化之势。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主要推动力是不同修史主体的政治需要。
明代士大夫基于打击宦官专权、扩张自身权力的愿望而将英宗重塑为功过参半的中主；明朝遗民及清朝前期出于不同考量维持了英宗的中主评价，但英宗形象有所恶化；乾隆皇帝出于维护绝对皇权统治的目的而将英宗形象定型为彻头彻尾的昏君。
同样基于维护皇权的需要，清廷对其他明朝皇帝既有赞美也有批评，所谓“清廷诋毁明朝说”在这一点上是值得商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