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文以治国，武以定国，正确处理文与武二者之间的关系对于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无与伦比的重要性。与此同时，如何才能保持文和武这两方面的相对均衡，对任何一个王朝来讲，都是一件非常令人伤脑筋的大事。
回顾帝制中国的各个王朝，大部分时候都会倾向于让其中的一方扮演相对比较重要的角色，如汉朝和唐朝政府，尽管在大部分时候都是由文臣来管理的，但这两个王朝在文治与武功两个方面的成就都受到了后世的赞扬。
而在宋朝，政治精英对于文治的推崇明显高于军事，以致于其在战场上的拙劣表现备受后人批评。明朝的文臣武将地位格局演变，既受到了唐宋时期文武关系的影响，又与本朝的政治制度发展相适应，有自己独特的特点。
纵观古代历史，文武关系的变化对于政治格局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就明代的建立而言，它结束了由蒙古族统治中国的历史，重新恢复了汉族的统治地位。
就文武关系而言，它和距离其最近的元朝基本上不太一样，而是和距离其相对比较近的唐宋两个王朝有着渊源关系。比如说，元代的军事制度主要是宿卫和镇戍，而明代采用的是卫所制度。明代的卫所制度与元朝的宿卫和镇戍明显不同，它的源头是唐代的府兵制。
而唐宋时期的文武关系，也有较为明显的区分特征，所有的官员都有散官头衔，这代表着他们在官僚体系中的位阶、薪俸与各种特权。文官与武官在该散官体系中拥有各自不同的阶序。虽然有些官员同时拥有文武官衔，但其官衔、职位一般会随着他们在这两个领域间的移动而改变。
即便如此，文武官员之间并没有形成势如水火的竞争关系，文武两方面的成就对于一位官员的晋升同样重要，而且朝廷对于文武官员的态度也是一视同仁的。此时，文武关系相对缓和，可谓是"文武合一"。
但随着安史之乱的到来，中央的权力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由于不同的社会知识背景以及政治上的原因，文臣和武官逐渐形成两个相互敌视的群体，但权利的平衡机制预防了严重冲突的发生，使得他们的关系并没有进一步恶化。
其后，伴随着黄巢之乱等一连串叛变的不断发生，中央政府失去了权威，在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文武关系的政治平衡被彻底破坏。叛乱意味着统治的不稳定，降服叛乱的最好办法就是运用战争手段加以解决，这便为武人势力的扩张提供了历史契机。
随着战乱的不断升级，李唐王朝最终丧失了其统治权，随后中国历史进入了混乱的五代十国时期。五代十国的文武关系极其复杂，武人的权力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然而文官的地位也并未因此而降低。这大概是因为，即使是武人控制天下，依然需要大量的文臣来协助他们治理国家。
此时文官群体也积极寻求自身的发展，不再一味地谈论儒家经典，转而学习军事知识，以求恢复昔日的政治影响力。此时，担任节度使的文职幕僚就成为了他们走进各政权的官僚体系的一个很好的途径。在这种波折的政治环境下，文官虽然没有掌握实权，却仍然享有声望与地位，出于对文治传统信念的坚持，他们试图恢复李唐王朝的政治制度，进一步发展儒家传统的教育思想。为达到目标，他们也不得不寻求与武人权贵的合作。
随着后周政权的建立，五代十国文人群体的努力得到了回报，文治政府开始得以复兴，这为宋朝的建立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其中，宋太祖赵匡胤对于文臣的重用无疑是文臣地位得到提高的一个重要原因。
他将文臣视为一个独立群体，认为文臣比武人更具有处理政治问题的才能与资格。另一方面，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战乱，赵匡胤作为统治者，更是一个朝代的开创者，他更加明白武人对于一个朝代的威胁，相比较文臣来的更加凶猛和严重。
他认为读书人并没有太多的政治野心，即使贪腐也不至于像武人那样造成严重的动乱，威胁到自己的统治。为此，他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重用文臣。然而，他没想到的是他的改辙严重打破了文武之间的平衡，致使到宋朝后期严重到了无兵可用，无将帅之才，造成了大量的冗官问题。
绥靖政策之后，文臣取得了全面的胜利，拥有了不容挑战的优势。尽管在这一时期，仍然有极少数的拥有军事才能的武将想要改变这种局面，但无异于是杯水车薪，只能淹没在历史洪流之中。
宋朝后期，由于武将权力的下降，文臣掌握了更多的朝廷职位。再当文臣彻底掌握枢密院后，他们不仅拥有了决定军事政策的权力，还把持了武臣的任免大权，文臣的压倒性力量至此达到了最高峰。经过一百多年的政治演变，文臣精英掌握管理职权的政府终于在仁宗朝后期得到确立。当文臣将武人摒除在政治权力之外后，文武官员的区别不再只是职务上的不同。
随着文臣对于政权的支配，对于文武区分的理念也落实到官僚体制中，这无疑进一步加剧了文武的对立。随着政府的法令规章将文武官的差别待遇制度化，双方阵营的对立变得尤为深化，彼此之间的身份转移被有意识地加以限制。
通过政治制度，文官不仅确立了与武官的区别，更是将双方的隔阂延续到了子孙后代。经历了一个半世纪的演进，文臣终于取得了全面胜利，但是，文臣所享有的政治权力、政治地位都是建立在并不稳定的基础上。其权力的扩张实际仰仗的是统治者的支持，而非自身处理政治问题的能力。
文臣群体支持皇帝削弱藩镇武将的军事势力，这一举措使得他们获得巨大的权力与利益，同时也使他们成为中央集权的忠实拥护者。唐末与五代的历史经验，使得北宋文人深信武将权力过大是威胁政权稳定的最重要因素。
然而，他们没有意识到军事的强大对于一个朝代发展的重要性，同时他们也不具备强有力的军事素养，在国家陷入外敌入侵时发挥不了积极作用。他们唯一的解决办法只能是提醒统治者武将的威胁，并将武将牢牢地置于文官的掌控之下。
他们从内心深处就是带着轻视鄙夷的态度看待武人群体的。正是由于这种偏见，文武官员形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群体，他们的政治权利不同，文化身份也大不一样。他们之间的对立也成为了日后宋朝无法解决的难题，更是对明清时期的文武关系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明太祖以马上得天下，深知军事实力的强弱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但作为一个王朝的开创者，他必须要吸取历朝历代统治者的经验教训，既要重用武将来巩固统治地位，又要广纳贤臣，利用文臣精英群体来管理国家，同时还必须想方设法避免唐末藩镇割据和宋朝文官群体过于庞大的局面。
因此，明代开国时期的文武关系呈现出了不同于宋朝的气象，但从中期开始，便又回到了类似于宋朝的重文轻武的老路上了，一直到晚期才有所改变，特征是跋扈的武将开始活跃于历史舞台之上，但存在的时间很短。明代文臣武将地位格局的演变过程主要是与明朝的文臣统军制度息息相关，根据这一军事制度形成的过程主要分为三个历史时期，分别为洪武至宣德年间的草创时期，正统至正德年间的形成时期，以及嘉靖至崇祯年间的相对衰落时期。
明朝通过废除宰相制度，建立内阁，中央集权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统治者为了维护统治秩序，在吸取历朝历代的经验教训之后，重用文臣统率军队，以避免武将权力膨胀，出现藩镇割据的局面。正是对于武将权力的过度限制，以致于明朝末期国家军事实力衰弱，国家无抵御外来入侵的军事力量，加速了明朝的灭亡。
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作为开国皇帝，重用武将来巩固统治，此时，整个社会共识是重武轻文。随着国家的不断发展，承平日久，此时更加需要熟知儒家伦理道德，维护封建礼制，擅于管理的文臣群体来管理国家各项事务。
因此在明朝中后期，朝廷开始重用文臣，为了防止武将专权，威胁皇权，统治者更是利用文臣来统领军队，并逐渐将其确立为明朝的军事制度。随着文臣统军制度的确立，统治者通过文臣牢牢掌握了军队的控制权，使得中央集权进一步加强。
这一军事制度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都维护了封建统治秩序，对于国家长治久安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随着明朝晚期各种威胁统治之事的出现，统治者意识到武将对于军队的重要性，开始给予武将一定的权力，这也使得明末武将嚣张跋扈。
正是在这种政治背景之下，明朝文臣武将的地位也有所变化。明朝初期，重武轻文，武将的地位自然远高于文臣。到了明朝中后期，随着文臣统军制度的确立，统治者重文轻武，文臣地位逐渐升高，并且长期凌驾于武将地位之上，而且出现了很多文臣统军的官职。
明朝文官的数量远多于武将，显然有重文轻武之意。明末，武将地位虽然有所提高，但由于长期的重文轻武，其地位也难以达到明初时的高度。由于长期的重文轻武，明朝中后期出现了文臣学武和武人好文的社会风尚。
不管是文臣学武，还是武人好文，都与明朝文臣武将的地位高低相一致，然而明末文武合一思想的出现正是有识之士对于这种文臣统军制度之下重文轻武现象的一种反抗。说明有人开始想要尝试改变这种不合理性，无奈的是此时明朝已经濒临灭亡，这样的思想也改变不了明朝即将被清朝取代的历史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