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徵以其卓绝的治国智慧和独特的性格魅力在当朝及后世产生很大影响，其中，在唐代尤以褚遂良、吴兢为代表，褚遂良受到魏徵政治智慧的影响较大，其多个政治见解都自魏徵传承而来。
而吴兢则受贞观事迹的影响编纂《贞观政要》一书，其中只唐太宗与魏徵之间的来往问答就已占四分之一之多。魏徵后代魏謩在元和年间受先祖魏徵恩荫出仕，唐代科举考试中甚至有以魏徵“人镜”之誉为题而试赋，此类例子不胜枚举。
唐朝之后，魏徵的影响丝毫不减，是帝王士子学习的典范。
魏徵在唐代的影响主要分为三方面叙述：
一、
第一，魏徵的政治智慧影响当朝，以褚遂良为代表。
贞观时期，唐太宗鼓励进谏，优待谏臣，对谏臣的友好态度远超前代。
在这种情况下，贞观朝的谏臣数量前所未有地多了起来，尤其以“第一谏臣”魏徵为首，围绕其身边的有褚遂良、戴胄、皇甫德参等一批朝臣，他们既受到魏徵政治思想的影响，同时亦有和魏徵类似的政治品质，其中尤以褚遂良在贞观年间的治国理念和政治品质受魏徵影响最大。
褚遂良的书法名声大于其治国才能，他最初受唐太宗的器重与书法密不可分：“太宗尝谓侍中魏徵曰：‘虞世南死后，无人可以论书。’徵曰：‘褚遂良下笔遒劲，甚得王逸少体。’太宗即日召令侍书。”
褚遂良因书法而见知于唐太宗，其中有魏徵的引荐，魏徵对褚遂良或可说有“知遇之恩”。褚遂良在谏言上的行为与魏徵相似，其贞观后期“前后谏奏及陈便宜书数十上，多见采纳”。
贞观后期，唐太宗性格较之前有很大变化，拒绝纳谏，且多行享乐之事。在这种情况下，褚遂良仍能顶住压力，直言无隐，且谏言多被采纳。
这是因为一方面有魏徵榜样在前，另一方面褚遂良的进谏方式与魏徵类似，旁敲侧击，说理透彻，易于接受。
例如在魏王李泰的待遇超过太子李承乾一事上，“群臣未敢谏”，唯独褚遂良从礼义上分析“今四方仰德，谁弗率者？唯太子、诸王宜有定分”，劝谏唐太宗不要因为宠爱而使国家礼义不明，唐太宗亦纳之。在信义方面，魏徵认为“德礼诚信，国之大纲”的认识，褚遂良同样有“信为国本”的认知，两者都将“信”放在治国的重要位置。
薛延陀是唐朝时期北方的少数民族之一，贞观十九年（645）以前唐太宗对薛延陀采取的是“怀柔”政策，以“和亲”为主。但唐太宗“许以女妻之，纳其财聘，既而不与”，收下薛延陀部落的聘礼却又反悔，褚遂良认为唐太宗反悔的行为既失信于人，还会对百姓、军队产生影响，上行下效，“不可以训戎兵，不可以励军事，……非偃伯兴文之道，非止戈为武之意”，有主动挑衅的嫌疑。
然而唐太宗未听从褚遂良的建议，贞观十九年唐太宗对薛延陀部落采用武力政策，发兵征讨，占领北方地区。
此外，魏徵的“居安思危”和君主修身的思想在褚遂良的治国理论中亦有体现。褚遂良在安抚高昌一事上劝谏唐太宗“安不忘危，理不忘乱”，提醒唐太宗不能因一时的太平就忘记收高昌之地可能带来的弊端。
褚遂良亦时常进谏唐太宗注意节俭修身，“首创淫奢，危亡之渐”，杜绝奢靡浪费，君主首当身体力行，为群臣百姓做好榜样。褚遂良与魏徵同朝为官，魏徵家中多有“虞、褚旧迹”，可见两人私交甚好，在政见上一致，同时又都有刚直、勇于进谏的政治品质。
褚遂良的治国理念和政治品质受魏徵影响的地方较多，两者亦有相似的政治倾向。
二、
第二，魏徵的思想理念及政治品格受唐朝士人称赞，以吴兢为代表。
唐玄宗时期吴兢编撰的《贞观政要》主要记述贞观君臣之间的对话，希望能够使当时的最高统治者效仿贞观君臣，成“用贤纳谏之美，垂代立教之规”，其中有大量魏徵与唐太宗君臣之间的对话。
魏徵与唐太宗君臣之间的关系满足了古代士人对“明君贤臣”理想的期待，君臣之间的相处模式，君臣之间的信任和默契等，这些东西对于许多古代士人来说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贞观政要》中记载了唐太宗与魏徵之间的问答近百条，在贞观群臣中数量最多，包涵政治、经济、军事、民生等各个方面，内容详实。
吴兢生活在由初唐向盛唐的过渡时期，“励志勤学，博通经史”，亲见武则天到唐玄宗这一段时间的政治乱象，对贞观时期清明的朝堂政治颇为向往，在治国理政方面常常“依贞观故事”，把贞观时期的治国前例作为自己行事的标准。
在《贞观政要》一书记载了许多魏徵的治国思想及政治理念，魏徵的王道思想、君德、臣德等政治理念在其中都有体现，尤其是首条《君道》篇和《直言谏诤附》中，俱为魏徵与唐太宗的对话和魏徵的疏奏文章，共十八条。
由此可见，吴兢对魏徵的总体治国理念和勇于进谏的政治品格十分赞赏。唐玄宗前期创下“开元盛世”，作为臣子的吴兢既敬仰，又希望君王能从历代的兴衰中吸取经验教训，治国安邦，促使大唐盛世能一直延续下去。
吴兢为人刚直不阿，他上书唐玄宗，“诚恐天下骨鲠士以谠言为戒，桡直就曲，……偷合苟容，不复能尽节忘身，纳君于道矣”，希望其能够积极纳谏，学习唐太宗虚心向下的态度，延续贞观之风，天下士人也能够有发挥才干的余地，致君尧舜。
另外，《文苑英华》中收录有一篇贾謩的《人镜赋》，以“主圣臣忠，道光贞观”为韵，“人镜”出自唐太宗对魏徵的评价：“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唐朝时期的统治者们重视臣子自身修养和执政能力，单独将唐太宗的典故出成科举试题，士人在撰文时引用魏徵与唐太宗的政治事迹。
其中“光甚鉴兮，尘不能翳；德若容兮，物莫能充。以是为臣，则献替赞否；以是为镜，则进思尽忠”一句盛赞魏徵忠贞的品格，“惟贤圣之光赞，含英华而不散”表达对贞观时期君明臣忠的赞美，也是对当下政治清明的期待。
三、
第三，魏徵后人因先祖忠勇的品格受到恩荫。
唐朝历经“安史之乱”后，繁荣稳定的局面一去不复返。元和四年（809），淄青节度使李师道为魏徵后世子孙赎宅，白居易以魏徵家宅是唐太宗赐予殿材营建，“尤与诸家宅第不同”为由，说服唐宪宗由朝廷出资为魏氏子孙赎回宅院。
唐宪宗即位之后励精图治，勤于政务，努力恢复唐朝盛世荣光。为魏徵子孙赎宅既可表达朝廷不忘忠臣的态度，也借此事向士人传达朝廷对才学之士的重视，延揽人才。
唐朝自贞观后历代统治者都以贞观君臣为榜样，期待自己能开启盛世，拥有类似房玄龄、魏徵等贤臣忠臣辅佐自己，唐宪宗君臣此举亦是对贞观之风的仰慕。白居易有诗“功成理定何神速，速在推心置人腹”来赞美唐太宗与魏徵互相信任、真诚的君臣关系。
元和五年（810），即有以“为魏徵子孙赎宅”一事为题试进士，陈彦博、裴大章二人同题有《恩赐魏文贞公诸孙旧第以导直臣诗》，“雨露新恩日，芝兰旧里春”，“共贺升平日，从兹得谏臣”，“自然垂带砺，况复激忠贞”等诗句赞美朝廷体谅忠臣子孙的行为，表达当下依然期待有类似魏徵的谏臣出现。
贞观君臣实现了中国古代儒家一直以来都提倡的“明君贤臣”政治理想，创造了大唐的第一个盛世，对于唐朝的统治者来说，“贞观盛世”既是荣耀，也是榜样。贞观之后，统治阶级中一些有政治理想、政治抱负的人，从修身到治国，无不以贞观故事为“准则”。
最高统治者向往拥有类似魏徵一样忠贤明直的臣子，魏謩的入仕之机与中唐时期士人阶层崇仰魏徵的政治风气密切相关。
魏謩是魏徵的五世孙，由杨汝士推荐给唐文宗任右拾遗。魏徵作为魏謩的先祖，其治国理念对魏謩的影响较大，主要集中于德治、居安思危、君主修身的治国思想上，以及直言进谏品质的继承和发扬。
魏謩颇有祖风，唐文宗时期皇族李孝本因罪连坐被诛，其女没入掖庭。掖庭是宫中嫔妃居住的地方，在李孝本之女没入掖庭前不久，已有“教坊百人、二百人”选试未已，唐文宗这一举动“深累慎修”，有亏君德。
魏謩认为，“治国家者，先资于德义。德义不修，家邦必坏”，婚配是民生大事，百姓之中尚有鳏夫，君主却以享乐为重，况且宫中向来是怨妇聚集之地，君主不对二者做好平衡，反而一味放纵自我的欲望，十分不可取。
因此魏謩建议唐文宗“教坊停息，宗女遣还，则大正人伦之风，深弘王者之体”，停止个人享乐，以修身为主。
魏徵的治国理念和政治品质深为后人追慕，魏謩在朝为官期间多次被唐文宗询问先祖之事，还被问及是否有魏徵遗留下来的书诏，以观贞观贤臣之风。
魏謩继承魏徵的思想和品质，“议事天子前，它相或委抑规讽，惟謩傥切无所回畏”，不惧权贵，忠贞忼直，史书中称赞其“议论挺挺，有祖风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