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大辞典》中关于“倭寇”的条说，是指“明时期骚扰中国沿海一带的日本海盗”。对于此种说法，可能是太过于笼统，缺少具体的分析。不同时期的倭寇，其内涵也是不同的。而对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倭寇，当属“嘉靖时期”的倭寇之乱。
如果大家对此事件不甚了解，可以观看电视剧《大明王朝1566》，会有对此一时期倭寇之乱的详细描绘。
林仁川先生在他的《明代私人海上贸易商人与“倭寇”》中，根据大量事实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倭寇”的首领及基本成员大部分是中国人，即海上走私贸易商人，嘉靖时期的御倭战争是一场中国内部海禁与反海禁的斗争。我们在以往的知识学习中，知道明朝时期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以保护自己的海防安全，但是这一所谓的朝廷禁令造成了社会矛盾的不断突出。
而王守稼先生的《嘉靖时期的倭患》说得更为彻底：明朝政府把王直集团称为“倭寇”，而王直集团的内部也故意给自己披上“倭寇”的外衣。但是如果真的要从他们的构成来看的话，所谓的“倭寇”只是名不副实的“假倭”，而作为真正倭寇的日本人，其实也只是王直集团的下属或辅助者，并不是作为这场倭寇之乱的主要领导人。对于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把嘉靖时期的倭寇之乱说成是日本海盗入侵，史学家给出了几个原因：第一点就是倭寇之中确实有一部分真正的日本人，即人们常识中的“倭寇”，《明史·日本传》中所说：“大抵真倭十之三，从倭十之七。”第二点就是王直等人有意制造混乱，有意保护自己。曾经参与胡宗宪平倭的幕僚所说：“海寇每船约有二百人，首领大都为福建及浙江温州、台州、宁波人，也有徽州人。”在王直等人每打下一块地方，一定会放出风声说是“岛夷”。而不明真相的明朝官府也就误认为海盗入侵。第三就是明朝军官的虚报战功所为，稍有所获便将一船海盗当做是“日倭”。明朝对于所谓的日本倭寇，有着丰厚的奖赏，因而造成了大量的社会舆论宣传。
而如果从中国当时的时代背景来分析的话，我们必须明确这一时期的倭寇之乱，其实是我们自身的原因所致。首先就是这一时期的倭寇主体是中国的小商人阶层——由于这一时期合法的贸易被禁止，不得不从事海上走私贸易的中国商人。还有就是倭寇的最高领导者是徽商出身的王直——要求废止“禁海令”，追求贸易自由化的海上走私贸易集团的首领。所谓的倭寇之乱也可能只是明朝商人自导自演的一场社会混乱。那对于是所谓的中国商人所组建的海盗，为什么又聘用一少部分的日本人呢？首先可能是用他们来对付官兵。日本的所谓倭寇相比于王直所能找到的商人群体，有着更高的战斗力，因为也更容易帮助这些商人攻城略地，而且这些日本人也能更好的吸引官兵兴趣，有助于他们的发展。其次就是用这些日本人来混淆视听。所谓的日本人只会让官兵把注意力放在“倭寇”的问题上，而不会过分注意到这些商人，来保证自身的安全。
其实不管如何分析，我们最终都会将原因归结于当时所执行的政策，政府推行政策的偏颇是导致“倭患”愈演愈烈的根本原因，“倭患”的根源在于海禁太严。
既然倭患的根源在于海禁太严，最好的解决办法不是“堵”而是“疏”，简单来说，我们就是要开放海禁政策，才能缓解倭患，以及解决因此所产生的社会动乱。而在抗倭初期，军事围剿的政策来解决倭患并不是很成功，在从朱纨、张经、李天宠到胡宗宪，调动重兵围剿倭寇，劳民伤财，财政不堪重负，民不聊生，社会愈发动乱。平倭总督胡宗宪最后也不得不采取了“招抚”这一手，尽可能的来缓解矛盾，以致解决动乱。
至于这场海禁的结果如何，我们先不做深究。胡宗宪确实招抚了王直，但是迫于国内的压力，又不得不杀了王直，违背了先前的诺言，确实从这点上来看的话，所谓的胡总督确实是“为民做了件好事。”，并且在此后朝野之中形成了关于海禁的一场大讨论。本篇文章先不做分析。
我们站在后世来看，王直确实是做错了，但是如果从当时的社会情况来看，虽然王直也做过许多伤天害理的事，甚至于勾结倭寇。但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是，他们走上这条道路是封建统治者的严厉海禁政策所致。但是当时跟随王直的人也大多是两浙靠海而生的人，因此在王直临刑前，发出了这样的感叹“想不到我竟热死在了这里，死我一人，恐怕苦了两浙百姓”我们先不说他是大义凛然，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当时的两浙百姓的生活确实在官府这种严厉的海禁政策之中，民不聊生。
明朝这种海禁政策，也一直延续到了大清朝，天朝上国的观念让他们不屑于与除己之外的蛮夷交流，因而对外贸也实行严格的政策限制，尽可能来维持自己的优越地位，直到自己的国门被列强的坚船利炮所强开，才真正认识到了世界的变化，原来自己的天朝实力，已远远落后于世界潮流，甚至有着被灭亡的威胁。这所谓的海禁政策也只是封建时代的自掘坟墓吧。
对于嘉靖王朝这一时期的倭寇之乱，我们必须从多方面分析。不能简单的认为这是一次简单的外敌入侵，实则有着多方面的利益牵连。这其实是历史给予封建王朝的一次深刻警醒，只是当时的人们依旧还在迷茫，以至于落后了世界的潮流，陷于世界的被动挨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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