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道昆曾说：“贾为厚礼，儒为名高，夫人毕事儒不效，则弛儒而张贾；既侧身响其利矣，及为子孙计，宁弛贾而张儒。一弛一张，迭相为用。”做生意是为了牟取巨额利润，读书则是为了追求功名。读书博不到功名，就应当从商。赚了一笔钱后，为了子孙后代考虑，就应当让他们读书。比如明中后期出现的张四维、王崇古两位阁老、宰相。张四维出身于山西的盐商世家，而王崇古出生在一个富商家庭之中，父亲王瑶是大商人。而汪道昆本人也出身于徽州的商人世家。他们的例子很好的证明了，以商养文，以文传家，形成了儒、贾之间的一种良性循环。他们的身上流淌着商人的血液，在情感上有着很商人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这些出生商人世家的士大夫与传统的贵族士大夫有着实质上的不同。他们不仅仅是作为文人的代表，他们也是政府官员的代表，也是商人的代言人。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很讨厌商人，甚至明文规定直接逮捕那些不事生产，专门从事末业的商人。朱元璋在经济领域实行“重农抑商”政策的同时，在思想文化方面实行了严厉的控制，程朱理学被奉为官方学说，但在明朝中后期，这样商人家庭出生的官员层出不穷，这就说明明朝中后期文人和商人出生的官员对待商业的态度是进步的。
与明朝中后期社会经济转型与商人群体崛起之时、社会意识形态变化相适应，伴随着文人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变化。出现了新型读书人的形象“山人”，山人一般指隐士高人或与世无争的高人，他们一般幽居山林。但明朝中后期最有名的山人陈继儒在二十九岁时断了科举的念头，以诗文书画会友，悠游度日。那放弃了科举的陈继儒，是依靠什么来谋生的呢？卖文笔耕属于传统文人的行为，在明代成为山人的主要谋生手段，在社会需求量的增加下山人在卖文的同时也从事编纂、出版活动。陈继儒一生编纂、出版了大量书籍例如《眉公书画史》、《古今韵史》、《珍珠船》等等这些书往往是“取杂事碎语，钞录成帙”或“杂采小说家言，凑集成书”这是书不仅使得陈继儒声名远扬，使得上至庙堂的天子大臣，下到乡野贩夫走卒都知道他的名声，声满天下。也当然为他带来了可观的收益，他不仅是一个出版商，还是山人兼书商。
可见，当时的商业发展也影响到了山人的传统的文人活动，使他们成为了新型的“山人”，不在是单纯的脱离社会幽居山林，而是随着当时社会化经济和社会意识的变化，参与到社会的商业活动中来，成为了文人出版的代表，也是儒商结合的典型代表。明代文人经商在明代还是个别经商，但在经商不能得到社会整体认可和制度保证的同时，他们会通过山人的老路，既做名士，也从事图书经营活动，以这种方便去经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