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民族浩浩荡荡五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历经了多次的改朝换代，大大小小的政权不断更迭。
公元249年高平陵之变之后，以司马懿为首的司马政权得以建立西晋王朝，然而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统一仅仅只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昙花一现。公元291年，晋惠帝皇后贾南风乱权干政，一场持续了十六年之久的八王之乱拉开序幕。
一、士族政治，根基不稳
1、世家豪强，奠定基础
西汉初年，由于多年的社会战乱，导致当时经济整体下滑百废待兴，社会动荡民不聊生。举国上下遵从老子的“无为而治”治国思想，对百姓和其日常生活的管控力度大大降低，奉行“与民休息”。就是在这样宽松的政治环境下，逐渐出现了一批地方豪强势力。
地方豪强以自身家世为基础，借助当时社会无序管理的状态，通过大量的土地兼并，土地买卖和买卖奴隶。逐渐兴起了一部分世家大族势力。
这些世家大族规模宏大，临近而居，具有浓厚的家庭宗法色彩。直到汉武帝时期，地方豪强势力迅速发展，社会贫富差距极其明显，《汉书·食货志》中曾经记载“富者连田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社会上的地方豪强势力可以说是如日中天。
而汉朝时期的官僚队伍的选拔，沿袭曹丕的九品中正制度，靠近中央政权的官员背后几乎都可以牵扯出一个强大的豪强势力。虽说汉文帝创建了察举制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举贤为公，做到公正的官员选拔，但在强大的士族力量面前依然收效甚微。
直到汉宣帝去世之后，地方豪强的野心也日渐显现，中央政府的集权能力大大下降，豪强势力逐渐进化成门阀士族，大到政治经济，以及军事活动，小到官员选拔百姓生活，方方面面的话语权逐渐加重，并传承给子孙后代，为家族子孙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士族势力不仅影响了中央政府的权力分布，更是有着不容忽视的社会影响。这就迫使一部分具有一定军事实力的军阀主动结交，武装力量加上社会经济等影响，二者强强联合大大地巩固了所在士族的势力，建立西晋的司马政权正是如此。
2、司马夺权，士族支撑下的西晋王朝
曹魏后期，政权内阶级矛盾日益严重。朝中分成了以司马懿和以曹爽为首的两大阵营。以司马懿为首的政治集团于曹芳出洛阳城南拜谒魏明帝陵之时逼宫洛阳，也就是在著名的高平陵之变后，朝中大权落至司马家族手中。
而司马氏掌权后的第一步除掉便是诸葛诞，王凌，李丰等人，清除异己，历经15年的时间，将曹魏一党赶尽杀绝，公元266年，晋武帝司马炎继位，司马一氏由辅臣干政到正式继位掌权，西晋王朝自此成立。
然而，靠发动政变夺权的司马家族的政治根基并不稳固。为了最大限度地维护司马集团的统治，司马氏开始广泛拉拢世家大族为自己所用。
在政治拉拢的同时，司马氏还采取了联姻的方式，《晋书羊祜传》中所记载的“世吏两千石，至祜九世，并以清德问”正是与司马氏联姻的羊氏家族。
世家大族和军阀之间的强强联合确实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司马氏的集权统治起到巩固的作用，但同时，作为当权者司马氏的依附，世家大族自身，无论是在社会地位方面，还是在家族经济发展上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久而久之，自然对中央统治产生了威胁。处在集权中央的司马氏开始进行了属地分封制。当然，司马氏还将宗室弟子分封到各个地区，用来作为世家大族的监督者，本意是希望封地的宗室家族能够像古时诸侯王一样，勤王辅政，以此维护自己的中央政权。
不过事与愿违，司马氏自己家族也好，其他封地的世家大族也罢，本就是通过利益组建起来的政权。一旦出现了更具有诱惑力的利益驱使，政权的分裂只在朝夕之间。
晋武帝去世后，当朝岳父杨骏并没有甘心辅佐继任君主，反而是凭借自己得天独厚的政治地位独揽大权，直至形成大势，与其弟杨济和杨珧并称为三杨。
并将九品中正的选官制度发挥到了极致，选官不看贤能与否，一味地任人唯亲，同时大力打压司马氏的宗室，一时之间朝堂之上人人自危，《晋书列传》中更是记载到“公室怨望，天下愤然矣”。
二、西晋动荡，士族寒门无一幸免
1、八王之乱，士族分裂
自说杨骏独揽大权排除异己，视司马氏为傀儡。当时的朝堂，明有晋惠帝坐阵，实则确是皇后贾南风当政。
《晋书》中曾记载到贾南风“短形青黑色，眉后有疵”，“种妒而少子”，可见其人生性凶恶。贾南风借助朝堂上下对于杨骏的不满，以大义之名，却行干政之事，将杨骏及其党羽一并诛杀。
贾南风并没有就此收手，她的根本目的并不是为了司马家服务，而是为了自我专权。她借以各宗室之间的矛盾，一举诛杀了汝南王和楚王。然而，当时汝南王司马亮与卫瓘合作，本意是为了辅佐晋惠帝，巩固司马政权。却不曾想被皇后贾南风所害，至此，司马政权的根基开始动摇。
而司马宗室本身也隐藏着巨大的阶级矛盾。身处中央的司马宗室自然比其他封地的宗室子弟占据了更多的资源，获得了更丰厚的利益，而这些所谓的高级士族更是视下品为草芥，贪图享乐剥削无度，随着手中权利越来越大，高层的世家大族不仅仅只是剥削庶民，对于那些中下阶级的宗室子弟，一样不留情面。
此时的司马政权，内有中央乱政的动荡，外有封地宗室的利益纠葛，本就是正逢乱世，现下更是雪上加霜，轰轰烈烈的八王之乱彻底爆发。
就在司马宗室自身难保之际，塞外的众多游牧民族趁着西晋国力动荡，军事力量严重衰弱，以匈奴，鲜卑，羌为代表的少数民族开始逐渐形成了数十个大小不一，强弱不平的小型政权，与南方政权形成对峙之势。自此五胡乱华时代正式开始，中华大地上开始了近三百年的动乱和分治。
2、动荡频生，寒门悲剧
自古以来就有寒门难出贵子的说法，《晋书·刘毅传》中曾记载到“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可见当时寒门子弟的艰难处境。直到隋唐科举制度建立之后，寒门弟子的出路才有了很大的改善。但在选官只看出身家世时期的西晋，寒门弟子可以说是真正的报国无门。
作为拥有绝对势力的世家大族，族中子弟自小就拥有得天独厚的优越生活和教育资源，而寒门子弟从起步就和士族子弟拉开了差距。晋武帝司马炎时期，除去原本设置的中央太学以外，应世家大族的要求，司马炎又建立了国子学。
据《晋书》记载"官品第五以上得入国学，天子去太学，以行礼也。太子去太学入国学，以齿让也。太学之于国学，斯是晋世殊其士庶，异其贵贱耳。”官员阶级的子弟尚有入学品级之分，更不要说毫无势力的寒门弟子了。
而随着门阀士族政治的不断发展，世家大族经历了各种动乱之后，深深地感受到了权力的重要性。他们开始动用一切能使用的势力和手段，将权力牢牢地抓在自己手中。
九品中正制开始逐渐偏离最初的轨道，从举荐贤能逐渐变成了任人唯亲，并且大面积打压寒门群体，就算寒门弟子能够侥幸做些下级官员，但晋升之路可以说是毫无希望，将寒门投官的路彻底封死。
三、士族利益纠葛，西晋悲剧难收
士族政治的根本起因，就是中央政府的无序管理。在西汉时期看似繁荣的“文景之治”的背后，是中央集权的松散过度，地方豪强的势力壮大一分，中央对全国上下的掌控力度就少一分。此后的每一次社会动荡，究其根本都是门阀士族势力的斗争。
其实自东汉地主豪强的势力逐渐壮大以来，士族势力就出现了很大的弊端。他们在政治上把控官员选举，在经济上无所节制的兼并土地，更有甚者，还拥有一些军事武装力量，一而再再而三地威胁中央集权，所谓“寡义廉耻”来形容这些世家大族也不足为过。
在西晋王朝的初期，晋武帝并没有很好地压制各个世家大族的兼并行为，反而由于自身政权的不稳固，最大程度的给予了士族势力一定的方便，阶级矛盾在晋武帝去世后达到顶峰，由此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西晋王朝的动荡和衰败。
而那些寒门子弟，空有一腔壮志热血却报国无门。即便偶然是作为士族门阀的座下客，也只是门阀用来争权夺利的棋子。乱世之中，没有强大的家族势力作为背景，就只能是在斗争中牺牲的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