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看《看长安十二时辰》，浅析唐朝衣食变迁？穿胡服，吃菠菜，喝葡萄酒，为何变化这么大？经济实力支持，崭新民族构成
影视剧《长安十二时辰》是根据马伯庸小说改编了，真实地再现了大唐盛世，从朝廷政治，官场纷争，到黎民百姓生活都完美再现在观众面前，在剧中我们会发现，大唐社会具有强大的包容性，繁华的长安城不仅有许多少数民族面孔，外国人也不在少数，这里充满了异国情调，穿胡服，有女扮男装的，吃胡饼，用口檀（老百姓用鸡舌香），有骆驼商队，异国口音此起彼伏，胡姬奏琴于阁楼上，鱼带，鹦鹉杯以及随处可见的外来宝石妆饰。
从《长安十二时辰》这部剧中，我们可以看出，同样是汉民族王朝，与汉朝、宋朝、明朝相比，为何唐朝衣食住行风俗与汉民族传统风俗来比，变化这么大呢？长安俨然成了一个国际化大都市，大唐长安甚至比大清都城还具有异国情调。本文借助《长安十二时辰》这个话题，浅析一下唐朝长安家庭衣食风俗的变迁，在衣食上究竟有哪些变化？风俗变迁为何有这么大的变化呢？
“汉唐盛世”历来被史学家所称颂，相对于固守传统思想的汉朝来说，以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唐朝，在衣食住行等方面，对我国传统生活风俗有很大变迁，我们先从“衣”开始了解大唐生活的画卷。
长安家庭“衣”装风俗变迁
长安家庭“衣”风俗的变迁，女装比男装更能反映社会风气的变化，女装是了解唐代的窗口。
唐代女装
唐代妇女“衣服”分为礼服和便服，礼服是皇后嫔妃，官员的贵妇人在参加宴会、典礼等正式场合所穿的衣服。便服是相对于礼服来说的，也是皇后嫔妃及官员贵妇人平日所穿的服装，一般百姓之家妇女所穿的服装大多是便装。
唐朝同其他封建王朝一样，对社会地位不同的妇女，其礼服也有具体规定。唐代长安家庭妇女的便服与礼服相比，具有更为大胆、前卫和个性时尚。那么唐代妇女衣服都有哪几部分组成呢？
头衣，头衣是长安妇女日常着装变迁最显著，在皇家宫廷妇女的引领、示范下，长安各阶层妇女的头衣大致经历了幂篱、帷帽、胡帽等三个阶段。
《旧唐书·舆服志》记载“武德、贞观之时，宫人骑马者，依隋旧制，多着幂篱。虽发自戎夷，全身障蔽，不欲途路窥之。王公之家，亦同此制。”
幂篱本身西域少数民族一种用黑纱罗制作的蔽面之巾，为了防雨，多刷以桐油，戴时从头顶一直垂到脚部，遮蔽全身，靠近面部的地方有小孔，以便露出鼻子和眼睛。这时由于，西域地区多风沙，气候干燥炎热，男女外出远行时，多用幂篱来遮蔽风沙。
南北朝时期，胡人南下，幂篱传入中原，唐朝初年，女子仍戴幂篱，不是为了遮挡风沙，而是为了掩饰女子容颜，这与儒家礼教纲常“女子出门必蔽其面”“非礼勿视”有关。唐初，女子外出戴幂篱以成为一种时尚，这是从宫廷里传出的时尚。
帷帽，幂篱流行不久，就被帷帽所取代，幂篱这种用大幅黑纱罗蔽护全身，外面的人是看不到里面，但从里面要想看到外面的人也不容易，必须用手将黑纱罗撑开，用起来极不方便。随着社会风气逐渐开放，帷帽便流传开来。
帷帽，是一种在帽檐周围挂一圈纱网的帽子，在皇族贵族等上层家庭妇女讲究的还要在网帘上挂珠宝装饰，显得十分高贵华丽。刚开始，帷帽的网纱只垂到颈部，后来网纱不断缩短，以制能够露出部分脸部。虽然这与儒家思想想违背，但唐高宗并没有采取措施来禁止帷帽流行，武则天时期，帷帽更是盛行，到了唐中时，已经基本没有人戴幂篱了。
胡帽，所谓胡帽，就是西域地区浑脱帽，多用较厚的锦缎制成，也有用“乌羊毛”的，帽子顶部略成尖形，帽子周围有花纹，贵族官宦人家的妇女还在上面镶嵌各种宝石，凸显高贵。
《旧唐书·舆服志》记载“开元初，从驾宫人骑马者，皆着胡服，倩妆露面，无复障蔽，士庶之家，相效防，帷帽之制，绝不行用，或着丈夫衣帽靴衫，而尊卑外，斯一关矣。”。
随着唐朝社会风气的开放，妇女地位的提高，胡风盛行，唐朝皇家妇女骑马外出时，已经不戴帷帽了，而戴胡帽。
衣裳
唐代妇女的衣裳随着社会风气开放，妇女地位提高，胡风之蔓延，大概经历了三种不同风格的变迁。襦裙装，唐初妇女穿窄袖衫襦，以紧身长裙的襦裙装为主，初见胡化风气端倪。胡服、女着男装，袒露装，这三种服装款式在盛唐时期流行，在求新求异思想指导下，这时胡化风气盛极一时。
《新唐书·车服志》记载“中宗后，有衣男子衣而靴如奚、契丹之服”
由此可见，唐代女着男装的风尚是受外来风俗影响所致，在我国传统社会思想中，女着男装一般会认为不守妇道的一种表现，只有在社会开放，兼容，自由的特定时代背景下，女着男装才能盛行成为一种风尚。
袒露装，兴起于宫中，也是“舶来品”，原是西域民族一种舞衣，右宫中舞女和宫廷贵妇带动起来的，这种装束，一般是妇女上穿袒露大袖衫或者高束胸的裙子，裙腰很高至乳部以上，袒胸处以大带系结成双桃形，体现出女子曲线美，更有甚者，袒胸系长裙，不着内衣，仅用轻纱蔽体，裸背露肩，若隐若现的肌肤，这种透、露、薄的着装对世俗眼光好不避讳。
这充分体现了盛唐时期，社会包容、妇女思想开放以及胡化风气的盛行，使得唐代社会对女性审美观有了很大改变，形成一种健康的审美观。
男装
与妇女服装相类似，唐代长安家庭男装着装也分冠服（礼服）和常服两大类。正式场合穿冠服，平时时期穿常服，与女子服装相比，男装服装多继承了汉民族服饰基础，少数民族服饰影响比较弱。
男子冠服
《旧唐书·舆服志》记载帝王的冠服有“大裘之冕、衮冕、玄冕、通天冠、白纱帽……凡十二等”，唐高宗听取泰文长孙无忌建议“自是衮冕以下，乘舆更不服之。”
由此可知，传统皇家冠服极其复杂共有十二种，唐高宗时只保留了大裘冕和衮冕。进入盛唐时期，国力强盛、经济繁荣、社会开放，对外交流极其频繁，人们对服装的要求越来越向利事、利身的方向发展，除了极个别场合需要穿大裘冕、衮冕和通天冠之外，冠服逐渐被常服所取代。对于皇太子的冠服，《武德令》也有详细规定，逐渐从繁到简发展。
长安城百官之家男子冠服中还出现了一种袴褶服，这是一种源于胡服的非正统服装，唐太宗时期，曾下令，文武百官上朝时都要穿袴褶服，到了武则天时期，七品以上的官员都要穿袴褶服，以致袴褶服在京城适用范围越来越广，由此可以看出男子冠服受胡化影响不小。
男子常服
常服比冠服舒适、便捷，深得上层社会的皇亲贵胄和下层普通百姓喜爱，初唐和盛唐时期受胡化风气印象，长安家庭男子率先穿起了带有胡化样式的袍衫，中晚唐时期，胡风减弱，男子着装又回归到传统宽衣大袖风格。
首服，就是戴幞头和胡帽，幞头就是束头的巾子，初唐时期巾子是“平头小样”，此后逐渐变高，从武则天时期到唐中宗时期幞头的样式逐渐变高且向前倾斜，顶部逐渐变尖，除了巾子变化外，幞头后面的两脚也多有变化。无论是流行何种样式的幞头，上层社会之家的男子都是先行者和推动者，他们对整个社会着装风尚和审美观影响很大。
衣裳，唐初和盛唐时期，流行的是窄袖、圆领、舒适、适体带有浓厚胡人风格的袍衫。这种袍衫大概有襕袍、袍衫、缺胯衫等几种，其中襽衫是一种上下连体的衣服，多为上层社会之家男子所穿。
长安下层社会百姓之家的男子，首经济条件的影响以及唐代礼制规定，基本上都是穿粗、白等本色麻衣，为了便于劳动他们都穿胯袍衫。
《新唐书·车服志》记载“开胯者曰缺胯衫，庶人服之”“士服短褐，庶人以白”
总述，从长安家庭男女着装变迁来看，男子服装除了袴褶服外，基本上都是继承汉民族服饰基础上，吸收胡人服饰积极因素而成的新装，而女子服装受胡人风格影响很大，基本上就是直接拿来为我所用。
长安家庭饮食风俗变迁
初唐至盛唐时期，政策开放、贸易发达、交通便利以及兼收并蓄的思想影响下，胡人大量涌入长安城的同时，也带来了域外美食和饮食风俗。这些美食和饮食风俗受到长安人空前喜爱，基本上就是直接拿来为我所用。
主食，面食是唐代主食之一，面食代表主要是饼，唐代饼有烧饼、五福饼、胡饼等。其中最流行的就是胡饼，在《长安十二时辰》中，这种饼多次出现。胡饼又叫炉饼、麻饼。
《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记载“至德元载，安史之乱，玄宗西幸，仓皇路途，无可果腹，亦以胡饼充饥。”“立春之时，朝廷向大臣和皇亲国戚则胡饼”
由以上资料可以看出，胡饼在上层社会是非常受重视和欢迎的。百姓之家也喜欢这种外来食品，此外五福饼、烧饼与胡饼做法类似，不同之处是不敷胡麻。由于篇幅有限，本文就不作过多介绍。
副食，盛唐之世，长安城达官显贵和百姓人家不仅主食胡化色彩浓厚，副食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胡食。我们先了解下蔬菜类，从波罗国传入的一种阔叶菜，酢菜；泥婆罗国贡献的菠菜（波斯菜），还有胡芹、胡瓜、胡豆、浑提葱、甜菜等蔬菜，都是唐人喜爱的蔬菜，随着种植业的发展，这些胡菜逐渐代替传统蔬菜，成为饭桌上的“常客”。胡人大块吃肉之风也逐渐在长安城流行开来。
《唐语林》记载“玄宗命射鲜鹿取血，煎鹿肠食之，赐安禄山、哥舒翰、虢国夫人”
由以上资料可知，这完全是胡人习俗的饮食，唐玄宗不仅自己亲自吃，还赏赐给大臣，说明帝王和大臣以及贵族家庭都接受这种胡化饮食，这对传统饮食观念有一定冲击和改变作用。
调味品的引入，唐代以前，中原地区没有蔗糖生产技术，唐太宗时期派人取西域学习熬糖法，这使得京城之家饮食调味品有了更加丰富的品种。除了糖之外，胡椒也被当作调味品传入中国，更加丰富了调味佐料种类，才有了各式各样的美味佳肴。
酒类的引入，唐代的三勒浆、葡萄酒、龙膏酒以及酿制方法也是从域外传入了，丰富了长安城的酒类。其中，三勒浆最早产于波斯，它是用三种植物果实酿制的一种甜酒。
《四时纂要》记载此酒“三种果实，捣如麻豆大，以白密一抖，水三斗，熟调，投玉斗翁中，即下三勒末，合匀，数重纸密封，满三十日即成，味甘美，饮之醉人，消食，下气。”
葡萄酒是依照高昌法酿制的一种酒，与三勒浆一样是长安市上非常流行的一款酒，除了这两款酒外，还有一种专门为皇家所享用的龙膏酒；当然这几种酒价格昂贵，只有上层社会人家才能消费起，平民百姓家庭由于经济条件限制，无法享受葡萄酒和三勒浆，龙膏酒估计很少人见过。
总述，长安是大唐帝国政治、经济、文化、贸易的中心，也是交通枢纽，开放的政策、四通八达的交通使得长安成为国际性大都市，大批胡人的涌入，使得长安城百姓在穿着、饮食上与传统风俗相比有了很大的改变，那么有人不禁要问，宋朝也与少数民族交流，明朝也有发达的海上贸易，为何偏偏是唐朝在衣食风俗上变迁这么大呢？
笔者认为，首先，经济实力是唐代长安家庭衣食风俗变迁的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任何风俗都离不开经济基础的支持。唐承隋制，杨坚建立的隋朝为唐朝的强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隋朝在朝政体制上推行三省六部制，继续推行北魏实行的均田制，寓兵于农的府兵制；通过丝绸之路积极开始与西域各国贸易交流，尤其是开凿京杭大运河对经济发展起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这些对为唐朝的发展打下了较好的物质基础。
经过隋末战争之后，李唐王朝面临经济凋敝、百姓生活疾苦、人口锐减等状况，李渊李世民等唐初统治者承袭隋朝那些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措施，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一系列改制，继续推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注重减轻人民负担，同时大力修建农田水利设施，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等政策，这些政策都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李世民开启了“贞观之治”的盛世局面，又经唐高宗李治、女皇武则天的“贞观遗风”，再加上唐玄宗早期的励精图治，到了唐玄宗天宝年间，中国进入了历史上少有的“开元盛世”。唐朝的政治、经济、农业、文化等诸多方面都达到了封建社会的顶峰。
我国古代是农耕社会，唐朝农业的发展推动了商业的繁荣，特别是长安城内，商业市场规模庞大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朝代，且市场规划布局比较科学合理，因而很快地变成了一个固定场所，长安城分东西二市，市内交通发达，便于店铺经营，以至出现了行铺林立，百货杂陈，商贾辐辏，人来人往，川流不息，市场交易活跃，物品琳琅满目的局面。
《长安志》记载“东市：南北居二坊之地，街市内货财二百二十行，四方珍奇，皆所山积。”“西市，商贾所辏，多归于西市，南北尽两坊之地，市内店肆如东市之制，所领四万余户，浮寄流寓，不可胜计。”
农业发展促进商业繁荣，繁荣的商业为手工业的发展注入了活力，长安的手工业麻织、毛织、丝织、棉织等纺织品行业的手工业都获得了空前发展，这为唐人在衣装服饰方面奠定了基础。除了丝绸纺织手工业，在金银器、三彩器、瓷器等诸多方面的手工业也都得到了发展。
唐玄宗时期，为宫内嫔妃做织锦刺绣的工匠，竞达七百多人，负责雕刻熔造的工匠又有数百人，他们手工技术十分精湛，从唐朝廷为安乐公主缝制的百鸟裙就可以看出，以长安城为代表的唐朝手工业达到了前所有为的极高水平。唐朝历经几代帝王精心经营，农业生产满足了物质需求，商业，手工业的发展为多彩多姿，繁荣昌盛的社会生活提供了条件。
长安城是国际化大都市，不仅是唐王朝经济中心，同时也是亚洲和世界的经济中心，唐朝实行开放的民族政策，包容的政治态度，对外开放的决策，发达的交通，使得唐朝不仅汇集了全国乃至世界的各种商品，促生了商品贸易交流的繁荣，引进大量先进技术。
长安城人口众多，经济发展水平高，消费能力强，有强大的市场潜力，对善于行商的外国人（胡人）有很大的吸引力，他们纷纷来到长安，开设香行、酒肆，贩运长安的丝绸织绣，带来宝石等各种“舶来品”。在贸易交往的过程中，胡人也将其生活风俗带进长安，吃胡食、穿胡衣、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爱室外活动逐渐在长安形成风尚。
唐朝经济富裕，国力强盛，以唐朝统治者为代表的京城之家，内心充满自信和自豪感，在强大的经济实力下，以兼收并蓄的胸怀对待“舶来品”以及生活风俗，也效仿胡人穿胡衣、吃胡饭、住凉殿，涂香料，并且受胡风的影响也热衷于外出活动了。
思想意识推动长安百姓生活风俗的变迁，长安百姓生活风俗有如此大的变化，除了政治稳定、经济繁盛、社会风气开放以及民族融合加深的影响外，思想意识变化是主要因素，特别是封建礼教的相对松弛。汉民族朝代，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封建礼仪的“三纲五常”成为统治人民，束缚女性的枷锁，自汉以后，历代汉民族王朝都将“儒家纲常”奉为“法宝”。
李唐王室具有胡族血统，对于实行开放政策的王朝来说，并没有严格按照“三纲五常”的封建礼教来约束人们，唐朝统治者采取了不打压儒家思想，也不神化儒家思想的作法。虽然李渊李世民都力主儒学，从唐高宗、武则天开始佛教思想在唐朝有了广泛的传播；为了宣扬“君权神授”思想，唐朝统治者自认为老子为先祖，把道教定为国教；此时，在唐朝儒教、佛教、道教都有一定的地位，三教相互学习，融合和转化，逐渐形成儒佛道三家争鸣，并存共立的格局。
除此儒教、道教、佛教之外，袄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外来宗教也纷纷传入大唐，唐人对其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胸怀，对这些兼收并蓄，使得社会思想，文化氛围跟前朝相比有了很大的不同，人们的价值取向进一步突破了传统儒家思想的禁锢，唐代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很容易形成多元化的思想氛围，这些充满域外风情的“舶来品”和生活风俗，逐渐被唐人所接受，融入唐人的社会生活中。
笔者认为，唐王朝崭新的民族构成是长安家庭风俗变迁的动力之源，魏晋以来，我国民族进入了第二次大融合时代，唐朝就是在这民族大融合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加之李唐皇室祖先来自西北边陲，本身就具有浓厚的胡人血统。
如果从生理遗传学角度看，假使唐朝建立者李渊的父亲李具有百分百汉族血统，李的妻子是独孤氏鲜卑族，李渊就只有二分之一汉族血统了，李唐王朝经过数次胡汉通婚后，到了李世民这就剩下四分之一汉族血统，李治只有八分之一汉人血统。
所以，有唐一朝，在思想、文化、制度、政策等诸多方面必然与传统的汉王朝有很大不同。从传世的唐太宗画像可以看出，满脸浓髯具有明显的胡人特征，更重要的是胡汉混血的结果，能消除民族偏见和隔阂，唐太宗一改秦汉等朝代君王重汉族轻少数民族的作风，对“华夷之辨”大汉主义比较淡薄，形成了新的民族观念和民族意识，采取比较开明的民族政策。
唐太宗实行“华夷一家”、“平等待人”的开明民族政策，使得大量胡人进入长安，从而出现了“万国衣冠败冕旒”的盛况。也正是在这种民族政策下，大量少数民族和胡人定居长安。自李世民起，开明的民族政策，不仅是边疆稳定，民族团结如一家，还带来了异域服装、饮食、手工业等技术，以长安为代表的唐人，用一种热忱、开放、包容的态度积极收纳外来事物，为我所用，从而是唐人在衣食住行等生活风俗较前代有了很大的变迁。
参考文献：《新唐书》、《旧唐书》、《通典》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