蚕桑事业自古即为我国人民所重视，线丝织帛成为民间的重要手工业，丝织品也成为人们衣着的重要原料之一。这样的成就值得我们珍惜，这样的经验更值得我们继承和推广。
黄河流域是我国最早的蚕桑事业的重心所在。在悠长的历史时期，这里曾经不止一次地成为丝织品的有名产地，就是陕西地区的产品也是经常为人们所称道。
隋唐以后，陕西地区的蚕桑事业又是一种局面。北宋时期，关中和陕南诸地还继续得到发展。可是到了金人统治时期，关中却受到了严市的破坏，迄干元朝初期，破坏的进程仍未终止，后来虽略有挽回，仍然是难以和以前相比拟的。
这里就先由宋时说起，而且有必要叙述一下现在的陕西省在那时的行政区划。陕西省在那时是分属于四个路的。现在的共风、周至及其以西属秦凤路，武功、兴平及其以东属永兴军路。
永兴军路且辖有现在山西省的西南部和甘肃省的东北部。秦凤路除陕西省渭河流域外，大部分是在现在的甘肃省。利州路辖有现在洋县、汉中以西和四川省的广元、阎域外（音浪)中各地。京西南路的辖地主要是在现在河南省的西南部和湖北省的西北部，在现在陕西省境的只有汉江流域安康以下各县。这一隅之地，在这里就不多所涉及了。
不过，由于人事的变迁，这样的成就反而是不容易保持得住的。北宋以后，接着是金朝统治了黄河流域，以后，义接着是元朝统治了北宋的故地。陕西地区正在黄河流域，当然不会免去这样的灾难，这里，在那些说明之外，还应当再作些补充。
自金朝贵族统治集团南下至绍兴和议成立，由予连年战乱，在陕西地区进行的战事也不在少数，富平(今富平县)和尚原(在今宝鸡县西南)、饶风岭(在今西乡县东北汉江北)、仙人关(在今甘肃徽县东南宝成铁路上)等处的战役皆有关两方的情势。战争使农桑皆受影响。然而最大的影响，还在金以狩猎部落崛起一方，并迅速扩展其统治地区，直至于淮河岸上和秦岭山麓。
金朝虽据有肥沃的农业地区，却不娴于农事，而又懒于耕作，乔木丛林往往摧毁作为薪炭之用;金国统治者虽亦尝禁_止砍伐系树，并鼓励民间栽植桑苗，然行同具文，难得发挥很多的效力.不仅没有若何效力，甚至还有些副作用，当绍兴定盟以前，金国朝廷规定他们新征服的土地，以桑木多寡定丝税(《建炎以来系年要条》一一四)。
征收丝、绵、绢税的税率虽不可知，然人民的处境实是在水深火热之中，所以一听见要以桑木多寡定丝税，就纷纷砍伐桑株，金朝统治者以习俗不知养蚕而乱砍桑株，汉族老百姓以不免负担赋税而砍伐桑株，致使蚕桑事业日趋萧条。
当金朝灭掉北宋时，黄河流域的人民不堪残酷的杀害，纷纷向南逃避。陕西地区正是双方疆场相连的所在，这样的情形自是在所必然。当时南迁的人口究竟有多少数目，已经难于具知，宋金两朝史册皆载有人户数字，差可互相比较。
《宋史》所载的是根据徽宗崇宁年间的册籍，已是北宋末年的数目，《金史》所载虽未标明具体年月，至少是中原局势大定之后的情况。据这两书所载，则京兆、凤翔二府和华、同、商、耀(治所在今耀县)、乾(治所在今乾县)、陇（治所在今陇县)、竕六州的户数，在北宋祟宁为八十一万六千二百四十户(《宋史》八十七《地理志》，乾州，宋时为礼州，《宋史.地理志》无户口数字)，到金时只剩下了三十九万四千五百四十户(《金史》二十六《地理志》)。
金时的户口已不能算是很多，由金到元，就是这样的数目难于保持得住。元朝贵族统治者的杀害更为残酷。关中兵火之余，八州十二县的户数竟然还不到一万(《元史》一五九《商挺传》)。其他就可以知道了。《元史·地理志》记载有壬子年间的户口数目，可以互相比较。壬子为仁宗皇庆元年，已在金朝灭亡之后七十多年，情况还是十分凄惨。
宋、金与元的疆域区划不尽相同，《元史》所载户口数字又仅仅止于路的一级。前后各朝不能一一对照，这里只能略述其中的一部分。元时于长安及其周围各地置奉元路，奉元路所管辖的除长安、咸宁等十一县外气还有同、华、耀、乾、商五州。壬子年间这个地区共有户弃万票干九百三十五，有口二十七万一干三百九十九（《元史》六O《地理志》)。在相同的地区中，金时还有二十六万八千五百零四户。
是八分之七的人户都已辗转死亡逃匿了，如果以元朝的户数和宋崇宁时相比较，就更为明显。在这相同的地区中、宋崇宁时共有五十八万六千二百四十五户，一百五十五万零七百零二口，皇庆上距崇宁二百五十多年，户数已经减少了十七分之十六，口数也减少了六分之五。前后变迁的剧烈实堪惊人。情势如此，想要蚕桑事情保持北宋的状况，显然是不可能的。
当然，这并不能说在金、元的时期陕西各地就没有蚕桑事业了。金章宗泰和年间，因为水旱天灾，桑树妥损，不能养蚕，免去京兆和凤翔两府的丝绵绢税（《金史》四十七《食货志》）。如果当地蚕桑事业了无余迹，竭克有此。
在此以外，澄城尉赵规的劝课农桑，也可说明一些问题。赵规是于金世宗大定年间在澄城作县用的(乾隆《同州府志》五《名官》)。大定年间为全国的所谓盛世，是还可以发展农业的时期。赵规的努力也许能够取得一些成就，空谷足音，确是难得。
本来，澄城的蚕桑事业很久以来就是有基础的，唐人陈京撰有《县令郑公德政碑》，以历年久远，风雨浸蚀，碑文已残缺不全。隐约可以看出，这位郑县令所以令人怀有去思的缘故，正由于他在职之时，柔桑茁茂，稼禾多蕃(乾隆辛卫《同州府志》四十八《艺文》)。
澄城在蒲城以北，北魏时虽被列入缴纳麻布的地区之中，唐时却已以绵、绢作贡赋了(唐时同州贡绵绢，澄城那时正属于同州)。郑君碑文就是恰好的旁证以这样的蚕桑产地，到金时却又要待赵君来再作提倡，其间显然是经过了一番变迁的。
应该说，在蚕桑事业曾经有过发展的地区，民间有关的经验是十分丰富的，经过积年累月的长期摧残，许多经验也难免失传。不过幸而保留下来的，对于以后的恢复还是很有帮助的。元朝司农司所撰集和颁布的《农桑辑要》是在元世祖的至元十年，上距金朝的覆灭约四十年。由于金朝统治者的严重摧残，四十年来，黄河流域也还没有欣欣向荣的景象。
这时而欲讲术播植之宜和蚕缥之节，自然要多费一番的功力，正如王磐在给这部书作的序文中所说的，偏求古今所有农家之书，才能够撰些这部著作。不过值得珍视的是，书中还收集了民间若干经验，使得它的内容更加丰富。其中有关种桑、修莳和蚕室的一些部分，就是得之于关中各地的(《农桑辑要》三《栽桑》)。
也许是由于《农桑辑要》颁布的缘故，这一时期关中各地许多官吏都对蚕桑事业有了兴趣，因而在推广方面多少都起了作用。如元世祖至元年间岐山县令刘桢(民国《岐山县令》五《官师》)、成宗大德年间富平县令杨朝列(雍正《陕西通志》五十三《名官》)、武宗至大年间济阳县令李弘（同上)以及顺帝至正年间扶风县令辛荣(嘉庆《扶凤县志》九《名官》)，都曾经获得了和相当成就，研阳当时隶于陇州，这就会使人们联想起前面提到的陇洲陨霜杀桑的事情。的确，当时陇山之下，千河沿岸是有不少的桑树的。
不过，应该注意，李弘任济门县今时为至大三年，下距陇州遭受霜灾的延祐元年，前后只有四年，这位李县令即今政绩卓著，劝导有方，也不能在三四年间就能植桑如此之多，致令一场霜灾，引起了元朝朝廷的注意，显然可见，那样多的桑树与这位李县令没有多少关系，甚至也不是在济阳县境内。如果是在济阳县境，何必李弘再在那里从事提倡劝种呢?
还有一宗事情值得注意。元朝初年，关中初告平定，商挺以宣抚副使驻于长安。当时兵火褒（xian,音显)余，人民是十分困苦的。元朝朝廷忽然下令征集京北军需布万匹，米三千石，帛三千匹，输往平凉军中，群众感到十分惊恐。
商挺却说，粮饷布帛还容易征集，可是千甲运粟，防害蚕麦，是值得忧虑的(《元史》一五九《商挺传》)。这和宋初柳开在竕州的遭遇，前后如出一辙。柳开时竕州人民只是困于转输，这时的京兆人民却还得缴纳布帛。三千匹丝织品不是一个小数目，元朝朝廷经常竭泽而渔，数目虽不小，他们还是会设法剥削的。通过这三千匹的数目，可以约略知道京兆府各县蚕桑事业的大致情况。
这些具体的记载已经可以充分说明，元朝关中的蚕桑事业还是有值得称道的地方。至于关中以北及秦岭以南，由于记载缺略，已无从稽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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