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内地摆脱疫情影响之后的第一个小长假，“五一”期间的社交媒体上，到处都是热门景点门票售罄、约满的新闻。如此密集的出行，也给交通运输带来了堪比甚至超过春运的巨大压力，很多大城市都出现了高铁票和动车票几乎售罄的罕见局面。
对游客来说，买到高铁票可能还只是克服困难的第一步，等他们赶到准备下榻的目的地时，却发现住宿成了新的大难题。
无论酒店还是民宿，“五一”期间普遍出现价格倍升的趋势，甚至还出现了价格暴涨十倍以上的极端个案。
以上种种现象都证明国人在今年“五一”期间的出行热情异常高涨，也认识到在现有长假模式下，势必在短期内形成旅游相关资源的严重供不应求，进而导致旅游成本迅速飙升的局面。
我们以价格上涨最明显的酒店业为例，中国目前的酒店房间总数达2000万间，已是世界第一的水平。相较之下，美国的酒店房间总数只是逾500万间。从表面上看，中国酒店业的规模已经足够庞大，但对于“五一”这样的小长假，如果全国人口中有三分之一因为出行而需要住酒店，那么就有4亿名游客需要住宿需求。即便按照两人住一间房来计算，所有游客也需要2亿个房间，达到了实际供给能力的十倍。
平衡酒店业旺淡季供求情况
或许有人会说，既然问题的根本在于供不应求，那么多增加酒店房间的供给不就行了？这种思考方式，仅仅考虑到如何化解诸如“五一”、“十一”等长假期间的矛盾，而忽视了长假之外那些普通时期的供求关系。内地现有的酒店规模，是经历了各种博弈和平衡之后的产物，根据2021年的一项数据统计显示，内地酒店行业的平均入住率为65%左右，也就是平时会有超过三分之一的房间处于空置状态。
所以真正的问题，现今的长假制度设计会在短期内急速扭曲旅游行业的供求关系。其结果是游客们不得不付出比平时贵得多的价格，却只能获得比平时差得多的体验。至于看似因此赚得盘满钵满的旅游企业，其实也要面对超负荷运转的巨大压力，同时还必须警惕各种隐患和风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在短期内爆发性出现的旅游狂热，并没有真正赢家。
黄金周旅游困境的诸多代价提醒我们，有必要将全国人民都在同一时间获得假期的固定模式，调整为可以由每个人自由支配带薪休假时间的灵活模式。这也是大多数发达国家目前普遍采取的做法，比如规定劳动者每年可以获得两到三周时间的带薪假期，由其根据自身需求及市场行情来具体选择，从而在全体人群中形成“错峰出行”的效果。
理论上，中国也有带薪假期制度。早在2008年，国务院出台了《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据规定，职工累计工作已满1年不满10年的，年休假5天；已满10年不满20年的，年休假10天；已满20年的，年休假15天。但问题在于，在各个行业都处于高度内捲的现实背景下，很多企业并未真正赋予员工这项权利，有些员工宁可将假期折算成现金。
即便带薪假期制度未来得到更全面的执行，也依然会出现一种困扰──那就是对于孩子正就读于学校的年轻家庭来说，父母的旅行计划往往会受到孩子的牵制，全家出行计划往往只能安排在每年的寒暑假期间。相比“五一”、“十一”，还有春节那样的法定假日，寒暑假的时间段并没有那么集中，但仍然可能在固定时间段出现价格上涨和供给不足的矛盾。
以前在没有空调或空调尚未普及的情况下，专门为冬季和夏季留出休息时间具有合理性。但随着空调全面普及，昔日的理由已不再那么充分。对于大部分地区处于亚热带的中国来说，春季和秋季本是最适合出游的季节。所以完全可以缩短暑假和寒假的时长，将释放出的时间用于增加春假和秋假（可以结合原有的黄金周），才是更合理的选择。
2019年12月12日，国家发改委等九部门发布的《关于改善节假日旅游出行环境促进旅游消费的实施意见》中指出，各地可以结合气候环境等情况统筹寒假、暑假时间，制定出台中小学放春假或秋假的办法。但从探索情况看，只有杭州市在中小学阶段进行放春秋假试点。如2023年杭州中小学春假为4月27日至4月28日。
根据携程对2023年杭州中小学生订单（订单出行人为6至15岁儿童）的分析，从4月26日至4月28日，已经有35%的杭州中小学生出行，其间机票票价涨幅对比五一期间（4月29日至5月3日），儿童低17%、成人低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