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笔者关注到，山东省淄博成为网红打卡地，原因是当地烧烤非常火爆，吸引了全国各地游客前往品尝烧烤，导致当地游客爆满。有人认为，烧烤热的背后是地方政府在推波助澜。我觉得，当下让经济活起来是最重要的。要形成新发展格局，就要保持内外部的流动性畅通，政府部门更多采取支持和引导好资金流、物流、人口流和信息流的举措，多采取疏导而非堵截的办法。
据美团数据显示，4月14日去淄博的火车票订单数量已经达到今年春运的两倍，当地政府新增21条烧烤公交专线，淄博五一住宿预订量比2019年上升了8倍。尽管大规模烧烤对环境的影响肯定是负面的，但如果经济一蹶不振，环境再好也不能增加老百姓的幸福感。
淄博烧烤走俏的背后，反映了老百姓对出行自由和消费自由的向往。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各地对于城市的违章建筑、路边乱摆摊位的管控比较严格，从市容市貌、食品安全等角度看，这确有一定必要。但当就业压力增大、居民生活成本上升时，孰轻孰重还是容易辨别的。据说淄博政府对于游客非常友好，这也体现了政府部门对草根经济的呵护，流量经济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
随着疫情阴影的淡去，大家都很关心客流量，包括公路、铁路、航空等客运量和地铁的客流量等。这既反映经济的恢复程度，又是信心指数。例如，2019年3月中国客运总量为14.3亿人次，到2022年3月已经降至4.2亿人次，说明受疫情影响，人口的流动性大幅下降，对应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速也从2019年的6%，降至2022年的3%。
今年以来，出行人数逐月大幅增加，反映出经济复苏的步伐也在逐步加快，对应着中国经济GDP的增速也将显著回升。
年轻人失业率高企不利消费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十四五”规划就提出来的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而要让双循环能够畅通循环，就需要保持良好的流动性。而要保持流动性的畅通，并不是件简单的事。例如，人口流动性的畅通，需要有就业机会、消费能力等作保障。2022年，中国人口首次出现负增长，同时外出农民工数量只增加0.1%，增速明显下降。从今年3月份数据看，尽管调查失业率还是稳中有降，但16至24岁劳动力的调查失业率高达19.6%。年轻人是消费的主力，失业率偏高不利于扩大消费。
2022年城镇化率只提高0.5个百分点，说明中国城镇化进程已明显下降。为此，必须采取更宽松的政策，降低大城市入户门槛，提供配套的公共服务，让更多的人口流动起来。
今年3月份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生产指数增长了12%，说明人口和货物的流动性已经有很大改善。第一季度国内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也有5.8%的增长，其中餐饮升幅接近14%。不过，消费充其量还只是恢复性增长，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放在首要位置”的目标仍有差距。
此外，网上实物消费的增速超过8%，占比接近25%，由此带来快递行业从业人员数量的大幅增加，而实物店的从业人员数量相应减少。根据全国总工会的统计，全国外卖员、快递员、专车司机等人员数量为8400多万人，占全国城镇职工总数的20%。所以，“流动创造价值”并不夸张。
货物的国际流动性方面，第一季度进出口依然保持增长，其中出口增长8.4%（人民币计价），而且民企的出口增长更快。从出口货物的流动路径看，对欧美的出口总体出现倒退，但对东盟和东欧的出口大增。
信息的流动性方面，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长11.6%，说明信息流依然保持高增长；今年第一季度GDP能实现4.5%的增长，主要靠服务业，增长了5.4%，这更说明流动性的改善对GDP的拉动作用。
当然，第一季度的经济反弹在预期之中，说明中国经济在疫情好转之后恢复颇为顺利。但恢复之后能否维持人流、物流和信息流的畅通，能否让资金流与实体经济紧密相连，仍是需要通过各种政策手段和创新举措去优化。
基建投资回报下降
3年前，笔者曾就社会融资市场的“流动性分层”现象进行解释，认为社会融资规模大是因为货币流向资产领域而非实体部门，以此来解释为何房价涨而通胀低的原因，所谓的“水往高处流”。而当今我们面临的，一方面是实体经济的现金流偏紧，地方政府、房地产等非金融企业的债务压力大，另一方面，则是银行等金融机构面临“资产荒”，虽有钱但缺乏可以配置的资产，货币空转的现象十分明显。不仅通胀率低，而且房地产和金融资产都出现了总体估值水平下移的现象。
上述是对社会融资的流动性分层现象的解释。事实上，流动性分层不仅存在于金融领域，在就业、投资、消费、区域经济等方面，也出现明显的分层现象。例如，中国的奢侈品消费占全球的份额在35%左右；同时，中国居民消费对GDP的贡献却显著低于全球平均水平。
又如，随着经济的恢复增长，今年中国就业状况总体良好，但第一季度年轻人调查失业率接近20%，与整体的5.3%的失业率水平相距甚远。今年高校毕业生人数将达到1158万，如果不采取相应的举措，则到了7月份以后，年轻人就业压力会更大。
再如，中国的人口流向与投资流向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反向关系，从区域的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比例看，呈现出愈往西，人均投资规模愈大的现象，即人口向东，投资向西。其结果是西部的地方债务压力加大，偿债能力减弱。
流动性分层现象如果愈严重，则对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就愈大。如今年中国的货币政策定位是“精准有力”，说明原本作为总量政策的货币政策，需要借助结构性施策来达到预期效果。
如何让人口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畅通地流动起来呢？关键还是要优化结构，同时避免过度的行政干预。例如，现在中央已经对各地城市要上马的地铁项目进行严格控制，规定预期客流量要达到一定规模后才能建造。毕竟中国总人口已经出现负增长，到2050年预计总人口将减少2亿以上，今后人口集中度的提高是大趋势，这意味着未来很多地区的大量基础设施，如铁路、高速公路和城市轨交等都会被闲置。
通常大家都接受这样一个观点：想要富，先修路。然而，修路是有成本的，尤其修高铁和高速公路，成本非常高。如果修好的路没有几辆车在跑，还不如不修？如果把这些修路的费用拿来促消费，增加居民的养老金收入，是否更好？例如，贵州的高速公路总里程到2022年末，已经达到8331公里，作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的日本，高速公路总里程只有7800公里，但贵州2022年的GDP总量不足日本的十五分之一。
当前，贵州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已引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并由此引发投资者对各地城投债信用问题的担忧。因此，基础设施建设固然重要，但流动性更重要，流动性涉及到社会信用体系的稳定，如果因为超前基建投资而带来资金流的阻断，可能会引发区域性乃至系统性金融风险。
基建的投资回报率愈来愈低，而且拉动经济的乘数效应也愈来愈差。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消费上的公共投入的乘数效应远远超过投资，如消费券的乘数效应大概是三倍，而西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的乘数效应可能只有一倍左右。从流动性的角度看，促消费的效应远远超过投资。
因此，还是得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对市场要有敬畏之心，地方政府尤其要学会“流动性管理”。人口流动从表面看会加剧区域间的发展不平衡，但人口流动的动力来自于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符合市场底层的经济利益最大化逻辑。因此，人口自由流动的结果，是缩小收入差距（落后地区人口减少，人均耕地面积扩大，人均资源拥有量增加），这不是与共同富裕的目标相一致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