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各个王朝很多人心中都有一个关键是，就比如宋朝的关键词为“积弱”，面对着北方少数民族的实力，宋朝总是处于被动一方，虽然国家富庶，但在对外的外交上，着实是个弟弟。
而与宋朝相反的则是它的前任唐朝，他的关键字为“缤纷”，而支撑起缤纷盛唐的，除了他们璀璨和包容的盛唐文化，更多的则是唐朝在外交上的强势和威震天下的大唐军队。
说起大唐军队，可能很多人会第一时间想到神策军，但却不知道。还有一只是维护唐王朝中后期稳定的边军，他们虽然不属于中央的御林军，但却时刻保卫着李唐王朝的疆域，作为唐朝的救火队员，一直处于战备状态。但就是这样一直战意强盛的地方边军，统兵将领拥兵自重，却没有出现反叛的现象。特别是在安史之乱之后，各个藩镇都有不同程度的叛乱自治，而作为安史之乱后战斗力最强的军队朔方军却是忠心于朝廷。
这始终让人费解。今日就和小编从多方面来看一下，是什么原因造就了这样一支忠心耿耿的军队，让他誓死效忠大唐。
朔方自从汉武帝正式建县郡以来，一直是抵北面匈奴的主战场，到了唐代李唐王朝定都长安，朔方的战略地位就更为重要了，首先他是北面抵抗突厥（契丹）正面防线，同时西面和河西一起，是沟通西域和抵抗吐蕃的主要防线，向东则是和河东互成犄角，随时支援中原和监视东北。
朔方范围大概相当于今天内蒙古西部、陕西和西夏北部一带。在《旧唐书·地理志》中这样描述“朔方节度使，捍御北狄，统经略、丰安、定远、西受降城、东受降城、安北都护、振武等七军府。朔方节度使，治灵州，管兵六万四千七百人，马四千三百疋”。可以说作为一个唐朝十大藩镇中最为重要的一个，一旦朔方失守，从北面、东北、西北过来的外族就有直取长安的风险。
那么地理位置这么重要的藩镇想要造反很显然是不可能的！
首先他是夹在北部游牧民族前面的边防要塞，一旦朔方军要反首先第一个防线就是你要和东面的突厥（契丹）打好招呼，不然一旦举兵南下中原，就会发生老窝被游牧民族攻占的风险。而且就算在反叛前和北方游牧民族交好，朔方军也很难南下，原因就在于，朔方军的位置太居中的了，成了各藩镇的“夹心饼干”，南面有一一直跟他不对付的陇右和河西，东面有一个河东。而西面则要面北庭和安西的压力（虽然这两镇有点远，但是只要你敢反叛，肯定会回来勤王）。而且就算朔方军想闪电战拿下长安，关内道还有8万的中央禁军（虽然战斗力在玄宗时候很弱。但是固守待援还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外要抵抗北方游牧民族，在内和各藩镇相邻的朔方军想要反抗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朔方虽然是藩镇，但其实一直是属于关内道（唐朝的省，相当于清朝的直隶省）管辖，可以说是天子脚下，按理来说省会城市经济应该很不错。但是朔方都是四战之地虽然有当时富庶的河套地区，但这个地方是兵家必争之地，粮食产量不稳定，而且像陕北、西夏这种地方产量低，只能以盐铁为生产道具，相对于肥沃的观众平原，多山多地的陕北和干旱的宁夏地区很多地方连温饱都成问题。
虽然从汉武帝开始就一直移民到朔方屯田，但常年的战乱仍然让人口不断流失，而且到了唐朝的时候，每年中央政府都得从内地往朔方大规模的移民，确保当地的生产。
经济实力弱的朔方很多时候要依靠和关中、外地的生意才能维持正常的经济生产，可以说经济命脉全在中央手中，朔方军造反一旦战局僵持不下，朔方脆弱的经济造血能力，会让他失去维持战争运转的资本。所以背靠着中央经济财政大权朔方军很显然不会轻易造反。
唐代的国策其实是在西北和中原，虽然安史之乱之后很多人因为战乱逃亡南方，但是长安和洛阳仍将是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所以在这个区域内一直安排着唐朝的精锐部队，在安史之乱前期，长安地区有直属于中央的禁军八万人，朔方节度使直辖六万四千七百人，而老邻居河东节度使直辖五万五千人，河西节度使直辖七万三千人，和陇右节度使直辖七万人，另外还有安西和北庭节度使合辖四万四千人，也就说说扣除朔方的六万四千人，大唐王朝在西北和中原地区包含禁军一共三十二万人，对上六万多的朔方军，兵力对比1:5，朔方军再厉害也不是朝廷军队的对手。
当然之所以敢肯定朔方军一反，其他各路会来勤王，主要是，京畿周边这几路边军，相互之间都是不对付的，大家虽然大的国家矛盾没有，但小矛盾和私下里的交情肯定不咋地。
特别是陇右和朔方军大家都是相互看不上，当然这一点除了客观的因素，更多的应该是统治阶级的各种分化政策释使然，因为边将之间太和睦了也是很影响统治的。
朔方的地位这么重要，因此李唐王朝在选择朔方节度使的选择上也是尤为重要，在朔方节度使的选择上，李唐王朝的选择也是，始终采分权的的政策，
以朔方节度使为例，他手下统领的是七个军府，分别驻扎在各地，节度使本部的在灵武，本部军为经略军大概两万多人，一旦叛乱必须要从其他六个地方号召军马，这样必然会拖延时间。
无论是朔方、河东、陇右和河西这些靠近京畿的节度使，都是皇帝信任的人，这些人多是由京畿地区的官员或者关陇大族所把持(李光弼虽然是契丹人，但是祖上在长安做官，根正苗红的唐朝中央官二代)。
一个很显然的例子就是郭子仪，郭子仪首先就是关陇贵族出身（中央政府背景），在升任朔方节度使之前的履历是左武卫大将军，这个是中央军节制，而后又在朔方各个军中任副职，最后接了老上司哥舒翰的帅，任朔方节度使，而且最关键的是他在中央依靠的是太子李亨，因此无论出身或者是政治站队都是偏向与中央。
当然中央对朔方军除了分化和派亲近武官镇守，“封杀”也是一个重要的手段，众所周知，朔方军的强盛除了靠自己打出来之外，还有就是靠着唐肃宗李亨，当时的李亨是朔方军的节度大使，靠着对朔方军的支持在灵宝当上了皇帝。因此朔方军的地位也水涨船都高，这朔方军的地位上去了，本来就跟他们有矛盾的陇右诸军就不爽了。纷纷抗议。其实在朝堂上大家都明白，朔方军在安史之乱中大出风头，皇帝虽然明升朔方军，实则是打压他。于是到了代宗的时候，军功最高的朔方军成了第一个出头鸟，整个朔方藩镇，被削弱成各个小节度使，进一步分化朔方各军。
和东北地区的汉人胡化相比，西北这边各个藩镇则是相反——胡人汉化，得益于地理因素这几个藩镇和中央联系最为紧密的。无论是思想上、经济上都是趋同于中央政权。再加上朔方作为一个大的移民城市（除了当地从突厥过来的胡人、西北过来的西域人，还有很多戍边的汉人。）民族间交流频繁，没有一个主导名族，享受着靠近中央好处的朔方人，也乐意为唐王朝卖命。朔方军中蕃兵蕃将能够为唐所用，比如名将李光弼就是契丹人，哥舒翰也曾担任朔方节度使。这些无论是当地的汉人还是胡人在情感上和政治利益上倾向于中央政府。荣辱与共的他们很难有造反的动机。
很显然在客观环境上受到地理、经济等各个环境制约的的朔方军。想要谋反显然没有绝对的硬实力。无论是它的经济还是地理位置，都在限制着他。而对内而言，本身朔方军根本也就没有反抗的动机，吃着唐王朝的福利政策、人心归唐加上中央政府的分化和制约，他们也根本没有反抗的动机。
本文章为百家号“雨田观史海”首发，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谢谢配合
参考文献
《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