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和魏徵，被看作是历代贤君直臣的楷模。魏徵在世时，唐太宗把他当作“镜子”，主动结成亲家；魏徵逝世的时侯，唐太宗“废朝五日”，亲笔撰写碑文。但是魏徵尸骨未寒，唐太宗就出其不意的变了卦，不但下旨解除了衡山公主和魏徵长子魏叔玉的婚约，而且一怒之下居然亲身砸掉了魏徵的墓碑。
唐太宗这种异常的反差，有人以为是魏徵生前鼎力推荐的杜正伦、候君集接连落马，伤了唐太宗的心；也有人以为是魏徵曾将本人记载的与太宗一问一答的谏诤言辞，拿给担任编写起居录的褚遂良作参考，犯了唐太宗的忌。
这两种说法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究其本源却是由于魏徵多次过火的“犯颜直谏”，使唐太宗产生“逆反心理”，推到墓碑不过是唐太宗由于长期遭到压制而表现出来的一种歇斯底里的发泄。
唐太宗是历史上少有的开通君主，为了创始大唐盛世的场面，为了完成千古一帝的幻想，所以他给了魏徵“无限话语权”，让魏徵时辰提示和劝谏本人。在国度大事上，魏徵像一位元老，引经据典，口若悬河，仿佛在教导一个没有主意的幼主。
在皇帝的私生活上，魏徵居然也要管。据史料记载，魏徵在为唐太宗效能的十七年内，有史藉可考的谏奏前后达二百余次，内容触及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诸多方面，以至连皇帝的私生活都要管上一管，很多时分都让唐太宗下不了台。
魏徵比唐太宗大20岁，代沟上的隔膜，意见上的分歧，必然会形成二人之间的抵触。魏徵在呕心沥血的同时，却疏忽了最根底、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皇帝也是人，皇帝也有本人的主张、理想、喜好和私生活。唐太宗那种与生俱来的猎奇心，标新立异的开辟劲，以及自在生活的做主权，在很多时分都遭到了魏徵的干预和阻扰。难怪有一次唐太宗守着长孙皇后的面大骂魏徵：“早晚有一天，朕非杀了这个庄户佬不可!”能把“从谏入流”的唐太宗逼到这个份上，魏徵的进谏的确过了头。
魏徵这种所作所为，在唐太宗眼里却成了一种挥之不去的“阴影”。当皇帝的在很多时分说了不算，反而要看大臣的脸色，这种长期逐渐积聚起来的压制，总有一天就会像火山一样忽然喷发，而魏徵的“荐人失察”和“谏言外流”不过是唐太宗“悔婚砸墓”事情的导火索。
贞观十八年，不听劝谏、独断专行的唐太宗在攻打高丽受挫后，不由得发出了“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的长叹，立刻“命驰驿祀征以少牢，复立所制碑，召其妻子诣行在，劳赐之”。人，总是在遭到波折后，才明白“良药苦口利于行”的真理，皇帝也不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