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银川市民族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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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时期，为处理北方各民族部落关系，北上灵州会见敕勒诸部首领及使者，举行了规模宏大的“灵州盛会”。灵州之行有着怎样的历史影响？唐太宗为什么会被各部族首领尊称为“天可汗”？他的民族观在历史上又有哪些先进之处？为此，“道中华”专访宁夏大学王朝海副教授，揭开那段高光历史。
记者：根据记载，唐太宗北上会见各少数部族首领，从都城长安出发，历时一个多月行程至灵州，为何会选择较远的灵州作为会见各北方部族首领的最终地点？灵州在当时有着怎样的重要位置？
王朝海：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在唐朝北方的漠北地区，发生了薛延陀汗国瓦解的重大历史事件。这一事件对唐朝北方民族关系产生着巨大影响，促成唐太宗的灵州之行。
唐太宗选择当时的灵州，可以从天时、地利、人和几个方面来分析：
占天时：由于薛延陀部多弥可汗的无道统治，出现内乱，回纥部击杀了多弥可汗，薛延陀汗国亡。当时，无论哪个部落都缺乏掌控漠北全局的能力，这样的局面如果得不到有效制止，不仅会使漠北各族人民生灵涂炭，还会危及唐朝安全，加剧当时北方民族关系的对立和冲突。
另一方面，铁勒等众多部落有意愿归属唐朝。唐太宗灵州之行可以说正当其时，正如他在当年六月初的诏书中所说：“薛延陀破灭，其敕勒诸部，或来降附，或未归服，今不乘机，恐贻后悔，朕当自诣灵州招抚。”
据地利：灵州作为西北重镇，又处在北方各民族和汉族交错杂居之地，以及北方各民族和南方中原民族交流、交往的前沿。
再者，灵州长期处在中原王朝的实际控制之下，有专门的镇将在此驻扎，可保障皇帝行程安全。
灵州历来又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冲，其“西据贺兰之雄，东临黄河之险，北控河套，南控庆凉”，是唐朝藩捍关中的西陲巨屏。
灵州长期以来还是商旅往来的枢纽，也是古代丝绸之路的孔道和茶马贸易的要津，故为唐太宗此次首选之地。
享人和：北方薛延陀汗国刚刚覆亡，诸多部落群龙无首、内部动荡，迫切需要有能力挽狂澜结束混乱局面的人物，而当时能完成这一任务的当属唐太宗。唐太宗在北方诸部落的心目中有很高的威望，薛延陀亡后，铁勒诸部一百万余户甘愿归属唐朝。当时的灵州民族团结，社会安定，选在此地接见诸部首领显然是非常好的选择。
记者：北方各民族通过“灵州盛会”取得和平相处的方式，对当时各民族融合产生怎样的影响？对大一统中央政权的巩固有哪些促进作用？
王朝海：公元646年，唐太宗北上会见众多归附大唐的部族首领及其使者，对当时北方各民族融合以及大一统中央政权的巩固均产生了多方面的积极影响。
首先，北方诸族主动要求内附。唐太宗李世民诚心对待漠北各部落，不仅受到了各部落的尊敬，更直接促使漠北各部落主动积极内附，他们 以能受到唐太宗册封为荣，认为这是“执易而归，百世之幸”。
唐太宗在位期间，对于周边不断内附的众多民族和部落，均予以妥善安置，使他们能够安定生活。
再次，增强了诸多少数民族强烈的认同意识。认同意识一旦产生，便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如之后在漠北建立“六府七州”之后，内附的少数民族首领被唐王朝册封为大唐的官吏，使得这些少数民族首领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意识，自视为大唐的臣民。
如史料记载：“请于回纥、突厥部治大涂，号‘参天至尊道’，世为唐臣。”
又如，漠北羁糜府州建立百余年后，回纥兵参加了平定安史之乱的战争，把平定叛乱、维护统一，看作自己对国家义不容辞的责任。
最后，漠北郡县制的推行。唐太宗灵州之行最为深远的影响是在漠北地区推行郡县制——建立了“六府七州”，即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置羁糜府州制度，任命少数民族首领统治边疆地区，强化中央政府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统辖权，将大一统的政治观念进一步推行至“蛮夷之地”，同时客观上也加速了民族融合的进程。《新唐书·地理志》有记载，以中央诏令的形式确定了羁糜府州设置的原则，同时，也体现了因俗而治的管理特色。
“灵州之行”使漠北地区保持了长时间的安定，并将漠北地区纳入唐的行政区划管理，在血缘、地缘、政治、经济以及文化上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民族交融状态，客观上促进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框架下民族融合的进一步发展。
记者：经过唐太宗的励精图治，出现了“贞观之治”，他开明、进步的民族观对“贞观之治”的出现起了怎样的作用？
王朝海：唐太宗在位统治期间，被称作“贞观之治”。所谓“贞观之治”是指唐朝初年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期间出现的政治清明、经济复苏、文化繁荣的治世局面。因其时年号为“贞观”（627年—649年），故史称“贞观之治”。
“贞观之治”局面的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唐太宗知人善任，虚心纳谏，注重休养生息等，但其先进的民族观念对“贞观之治”局面的出现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文成公主生活画面的彩绘。（张添福 摄）
贞观二十一年，唐太宗总结了自己能使四夷朝服归化的五条成功经验，其中第五条就是“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若父母”。“爱之如一”也就是“各民族如一”的意思，对汉族及少数民族一视同仁、同等看待，这一民族观念指导下，他采取了诸多先进的民族政策：
和亲政策。唐太宗沿袭了历史上的和亲政策，并加以发展和创新，积极与少数民族首领和供职朝廷的少数民族上层联姻。
影响最深远的文成公主入藏嫁与吐蕃首领松赞干布，这次和亲成为汉藏人民友谊和团结的象征。直到今天，其历史作用仍然不可低估。
德化政策。唐太宗注重道德感化的作用，对于少数民族首领，政治上授以官职，经济上赐以厚禄。如封颉利可汗为右卫大将军，封阿史那思摩为北开州都督等。
民族团结和友好政策。唐太宗在平定东突厥后，采纳中书令温彦博的建议，将约十万户突厥人移入中原，保全其部落，帮助他们发展农业生产，并从中挑选百余人担任京官武职，从而稳定了人心，团结了突厥部族。
这些先进民族政策的执行，对于平定外患、稳固边疆，取得“贞观之治”局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记者：唐太宗统治时期政治上实行“各民族如一”的民族观，有何进步？
王朝海：“华夷一家”是唐太宗“爱之如一”民族观的思想基础。唐太宗认为，夷狄与汉人一样皆可感化，“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敌”。
同“华夷一家”的民族观念相比， “夷夏大防”是一种狭隘的民族观念。 隋朝时期，甚至出现了隋炀帝把夷狄比为禽兽的观念，唐太宗针对隋炀帝的观念发出“各民族如一”的思想，具有无可辩驳的历史进步性。
▲陕西礼泉县唐太宗雕像。（陈永年 摄）
记者：“可汗”是少数民族对其首领的称呼，少数民族却尊称唐太宗为“天可汗”，这说明中央政权在北方少数部族中有怎样的地位？
王朝海：“可汗”本是突厥、回纥、柔然等民族对本民族最高统治者的称号，“天可汗”就等于是各民族对共同的最高统治者的尊称。西北蕃邦请求奉给皇上尊号为“天可汗”，这一尊号表示对唐太宗的尊称和拥戴。
“天可汗”称号的出现，无疑在中国古代政治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表明北方结束了数百年纷繁战乱，北方少数民族诸部支持中央政权在北方的统治，唐王朝进一步走向统一、强盛。
受访者简介：
王朝海，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副教授、历史系主任，硕士研究生导师，荣获“济南市百佳教师”等荣誉称号。主要以中国北方民族史、民族史学理论为研究方向，参与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省部级项目1项，出版学术专著1部，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监制 | 杨新华
统筹 | 刘佳 康坤全
采写 | 张爱龙
编辑 | 郭晖
制作 | 胡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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