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让唐王朝由盛转衰的安史之乱，很多人都会认为倒施逆行的安禄山是最大的罪人，但是抛开我们上帝的视角，且不说当时安禄山的兵祸是蓄谋已久的边镇叛乱。就算没有安禄山，当时已经腐朽不堪的李唐王朝，出现叛乱也是迟早的事情。
但无论是现在影视剧中或很多文学作品，乃至是很多历史初学者的眼中，安禄山的叛乱是注定是失道寡助和缺乏群众基础的。但如果我们综合各种因素来看，当时安禄山的叛乱绝非一时兴起，而是各种历史因素交织的而成的，从后世的眼光上看安禄山的叛乱其实也是代表着一种地方和中枢的博弈，而两者之间此消彼长。
大唐的“消”源自于观众本位思想的崩塌，而安禄山的“长”则是河北藩镇势力的兴起。
“关本位”思想其实是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陈寅恪提出来的“陇西官僚贵族关中本位”思想，即以北周开国皇帝宇文泰为首的“注重发展关中地区的”政治和经济实力，联合关陇地区的汉人和胡人的一个门阀集团。刚开始只是为了对付在山东的西魏和北齐。
后来的隋朝和唐朝其实和宇文泰都是亲戚关系，所以他们也继承了宇文泰的“关本位”政治思想。所以我们看到北周、隋朝和唐朝虽然是朝代更替，但实际上却是关陇集团的各大门阀在轮流坐庄。所以唐几乎完全承袭隋朝的政治、经济政策。说白了大家都是一个统治阶级。
这一点从两个侧面局可以看出来
在官吏的选择上：无论是北周、隋朝还是唐朝，朝堂里面的文武官员，基本上都被关陇门阀豪族所掌控。确保这陇右各个门阀豪族在朝廷里面的话语权，因此这个时候的朝堂其实就是关陇豪族的一言堂。
在军事上：在安史之乱的玄宗一朝之前，军队基本上都是以府兵制为主，这样的战时上马战后耕田的兵制度，所以这些兵士都掌握在关陇豪族的手中。同时在军队的控制上，“关本位”主张的是集中天下精兵于关中，无论是军队的数量还是质量上，都要确保关中大于各个地方。以求关中平，则天下平治国思想。唐朝的三分之一兵力全部集中在关中，而剩下的也多是分布在洛阳附近。《唐书·兵志》就记载
“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号，而关内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隶诸卫。”
“关本位”的思想到了唐朝高宗时候就开始站不住脚跟了，在军事上，随着版图的扩大，天下太平，府兵制的军队都忙于农事和经济，战力低下，高宗和武则天时期，多数战争要靠中央禁军。因此府兵到了唐玄宗的时候就让更为职业的募兵所替代，如安史之乱的时候，唐玄宗是让人去募兵守洛阳而非找府兵。《旧唐书·封常清传》记载
“以常清为范阳节度，俾募兵东讨。其日，常清乘驿赴东京召募，旬日得兵六万，皆佣保市井之流。”
如果府兵制的灭亡是关陇贵族在军事上衰落的表现的话，那么武则天的科举制则是在上层统治阶级分化关陇集团的权力。虽然科举制在隋朝的时候就已经建立，但针对的人才却更多的是关陇集团内部的子弟，在那个有钱有权人才能读书的时代，无疑关陇子弟更加拔尖，贞观盛世之后，很多新兴的地方阶级都参加科举，再加上武则天迁都洛阳，大肆任用非关陇集团内部的大臣。关陇集团在朝廷上一言堂的局面受到新兴贵族阶级的挑战。
关陇集团对大唐帝国的控制变弱，直接导致的一个问题就是，对地方的约束变弱。其实大唐帝国在对地方的控制和政策上约束力很弱，因为大唐的国策“关本位”思想就是就是强关中弱地方的政策，核心还是“一个强的地方（关中），压制其他的地方”。强调的是和地方的对立，而非统一和制约。这也是在安史之后“关本位”崩坏，地方藩镇势力崛起。唐玄宗末年的时候，藩镇进一步增强，在兵力上和朝廷的对比是6:1，这些藩镇如果是和朝廷密切还行，一旦有藩镇造反那么脆弱的唐王朝将收到冲击。
比如后来的安禄山！
随着“关本位”的衰落，而有的地方势力则开始抬头，在玄宗时期，虽然地方势力开始崛起，但是为什么这些节度使，非得是安禄山造反呢？
原因就在于这些地方的历史和地理因素让唐朝皇帝很难真正掌握和管控住远离京师的河北地区。主要的原因还是关本位思想在作祟，唐朝的政策是主张拓边西面，对东北（河北）地区采取消极政策。
河北古代就是燕赵之地，这些地方山高皇帝远，民风彪悍，这里距离富庶的京城地区有900多里，《旧唐书·地理志》记载
“（河北）在京师东九百六十九里，至东都一百四十里。”
而且河北地区天寒地冻，让中央政权都很难管控，因此相对于陇右、河西等藩镇，远在河北的平卢、范阳基本上都处于高度自治的状态，所以他们对地方政府的认可度要高于中央王朝。百姓如此，那么这些当地的官员呢？这些官员如果是当地的很定也是更认可地方，毕竟自己的家和圈子都在这边。
如果是中央外派的，肯定……很遗憾，他们更忠于地方政府，原因很简单，因为唐朝虽然科举制已经出来，朝廷上很多其他非关陇的贵族都在李唐王朝当官，但是每年的官员就这么多，谁都想在富庶的关中和京畿道周边当官，只有郁郁不得志的人才当地方官。
当然地方官也要分三六九等，如果混的好关系硬可以在河东和、河西、洛阳、河南这些地方当官，混得差的只能去“河朔地区”，这里的“河”就是指的河北。因此中央外派河北的地方官要么都是郁郁不得志要么就是后台差的。所以这些人对中央政府的忠心实在没那么忠诚（当然少数忠臣除外）。
除了地理位置和上层的官员之外，底层的很多百姓的意见是什么样的呢。答案是什么呢，这些人可能大多数人可能还是倾向于和朝廷对立。原因在在于这个地方的地理民情属于多民族聚居的状态。
河北地区从三国之前还是以纯汉族人口占据多说数人口，这里也是战国七雄燕赵的发源地，但到了三国的时候，随着战乱有很多关外人口都迁入关内地区，曹操在击败了乌桓之后，迁入了进10万的胡人，开始了胡人大规模内迁的序幕，西晋的时候五胡乱华到鲜卑人建立的北魏趁着也开始迁入中原地区。
这个时候的名族融合出现了个有意思的现象，如鲜卑的拓跋宏和宇文泰这些人，主张的是胡汉融合，对汉文化推崇，他们的汉化政策其子孙遵行不替，宇文泰也是主张联合关陇的汉人，所以他们的发展逐渐汉化的，全然接受汉文化。
反之有汉化，当然也会有胡化，跟主张联合关陇的宇文泰不同，河北的地区的胡人却保持着自己的传统，而且也将本地区的汉民胡化。历史学家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论述稿》中就写到“北魏时候拒绝汉化的朱部落乘机而起。至武泰元年（公元五二八年）四月十三日河阴之大屠杀，遂为胡人及胡化民族反对汉化之公开表示，亦中古史划分时期之重要事变也。”
到了唐朝的时候河北地区的名族成分更加复杂，除了北魏时候迁过来的鲜卑人、匈奴人，还有后面兴起的渤海人（奚人）、契丹人、突厥人甚至是高丽人。这些民族都是好战的游牧民族，性情剽悍。以反叛的安禄山和史思明为例，他们就是突厥人和契丹人。而本地虽然也有汉族，但都是被胡化的汉人，对中原王朝没有多少效忠可言。
因此从底层的军官和百姓来说，他们无论是在文化或者是圈子上来说都是和“关本位”的中央政权存在对立和反感的，安禄山和史思明可以很轻而易举的就可以起河北的范阳和平卢两地兵力反唐。甚至在两人兵败的一百多年的唐末，还有很多人家中摆着安禄山和史思明的牌位。
虽然安禄山的反叛得到范阳、平卢等地的支持，但倒行逆施的他注定是失败的，从安禄山的反抗我们也可以得知，到了玄宗暮年，唐朝的“关本位”思想已经土崩瓦解，随着安史之乱人口的南迁，以及各地藩镇节度使实力的增长，留守在关中的李唐王朝，实际上已经成为各藩镇名义上的带头大哥，唐王朝也由盛转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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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新唐书》《唐代政治史论述稿》《旧唐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