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宋建国初期直到宋仁宗庆历年间(公元1041年-公元1048年)，在此九十年内，北宋政府所雇佣的禁军和厢军的数量，可以说是直线上升、与日俱增的。据《宋史兵志(一)》所载北宋前期的四个皇帝先后统治期内，其各朝所养禁军和厢军的数字如下：
太祖开宝年间(公元968年–公元976年)，禁军与厢军总数为三十七万八千。禁军马步军合计共为十九万三千。(从总数中减去禁军之数，知厢军应为十八万五千。)
太宗至道年间(公元995年-公元997年)，二者总数为六十六万六千。禁军马步军合计为三十五万八千。(从总数中减去禁军之数，知厢军应为三十万八千。)真宗天禧年间(公元1017年-公元1021年)二者总数为九十一万二千，禁军马步军合计为四十三万二千。(从总数中减去禁军之数，知厢军应为四十八万。)仁宗庆历年间(公元1041年–公元1048年)二者总数为一百二十五万九千。禁军马步军合计为八十二万六千。(从总数中减去禁军之数，知厢军应为四十三万三千。厢军数字之所以较前减少，是因为许多地方的厢军升为禁军了。)自庆历以后，北宋全国的职业兵的数字略有减少，所以一百二十五万九千之数应为北宋一代所豢养的禁厢军的最高数字。(但王铚在《枢廷备检》中却说：“逮咸平西北边警之后，兵增至六十万。皇祐之初(1049年)兵已一百四十万矣。”根据王铚所说，则北宋所养禁厢军的最高数字便应为一百四十万。)
王铚在《枢廷备检》中引录了孙洙评述北宋兵制的一段文字，说道：
今内外之兵百余万，而別为三四，又离为六七也。……离而为六七者，谓之兵而不知战者也:给漕挽者兵也，服工役者兵也，缮河防者兵也，供寝庙者兵也，养国马者兵也，疲老而坐食者兵也。前世之兵未有猥多如今日者也，前世制兵之害未有甚于今日者也。
孙洙在这里所列举的，虽说是“离为六七”，却无一而非厢军。我们要在此加以评述的，主要却在于禁军。也就是，在禁军数量最多之日既已达八十余万，何以在对辽、对西夏的战争当中总是不能取得胜利呢？这在北宋当时就已有很多议论，而其所涉及的问题，有一些竟是由北宋王朝所实施的募兵制度本身所带来、所产生的。因为这些弱点是逐渐暴露出来的，是积渐而成，并且日益严重，所以称之为“积弱”。
北宋募兵制度使得北宋王朝“积弱”的主要原因如下:
第一，北宋募兵制度促成老弱病残和强壮精悍者混杂，影响战斗士气北宋政权在沿袭施行晚唐五代以来的募兵制度时，既然已把重点放在“收养失职犷悍之人”方面，这些人一被招募入伍，便终身“仰食于官”，虽在疾病老衰之后也不被淘汰，成为终身制的职业兵。这样，就不可避免地把一些老弱不堪战斗之人和一些气锐力强的少壮者混杂在一起，到一旦临阵斗敌之时，势必要大大影响士气。仁宗至和二年(公元1055年)，知谏院范镇在所上《论益兵困民》的奏章(见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卷ーニO)中说道:
今河北、河东养兵三十余万五十年矣……就三十余万中，半皆老弱怯懦。老弱怯儒之人，遇敌则先自败亡，非独先自败亡，适所以为骁壮者之累。是骁壮者不可不拣练，而老弱怯懦者不可不抑去也。骁壮者不拣练则兵殆，老弱怯儒者不抑去则费广。费广则民罢，民罢则不自爱。养殆兵以卫不自爱之民，臣恐朝廷之忧不在塞外而在塞内也。
第二，北宋募兵制度采用“更戍”的制度，大大地降低了军队的战斗力北宋王朝派遣禁军出外戍守，却又采用“更戍”之制，基本上每三年变更一次防地，以求收取“兵无常帅，帅无常兵”的效果。然而这样施行之后，并没有持续太久，其弊病就完全暴露出来了，当宋太宗于雍熙三年(公元989年)第二次向北出兵，意图收复燕云诸州，不料又大败而归之后，于端拱二年(公元989年)下诏要群臣上疏论列“御戎之策”，户部郎中张洎在奏章中举述了两年前战争失败的多种原因:
臣顷闻派州之战，元戎不知将校之能否，将校不知三军之勇怯。各不相管辖，以谦谨自任。未闻赏一效用，戮一叛命者。——《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O
到仁宗庆历之初(公元1041年)，北宋与西夏进入了长期军事相峙状态，而历次战役，总以宋军吃败仗次数为多。陕西经略安抚判官田况在这年上《论兵策十四事》，其中第十事记载为:
主将用兵，非素抚而威临之，则上下不相附，指今不如意。……昨任福在庆州，蕃汉渐各信服，士卒亦已谙练，一旦骤徙泾原，适值贼至，麾下队兵逐急差拨，诸军将校都不识面，势不得不陷覆。今请诸路将佐，非大故毋得轻换易，庶几责其成功。
第三，募兵制度所招募的士兵缺少必要的训练，使得北宋在军事上日渐“积弱”在北宋开国初期，对于其所招募到的禁军还肯依时加以教阅，到后来，屯驻各地的禁军将校，对所谓教阅训练等事，大都采取敷衍了事的态度，并不肯认真严格执行。“骄惰”到何等程度呢？单就驻在首都的禁军来说，就已出现了如欧阳修在《原弊》(见《欧阳文忠公文集外集》卷九)一文中所说的情况:
今卫兵入宿，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禁兵给粮，不自荷而雇人荷之。其骄如此，况肯冒辛苦以战斗乎!
在首都的尚且如此，在外地诸路州郡的更不问可知。
在与辽政权的疆界相毗邻的河北、河东诸路，按道理是最应把驻军精加训练的吧，却又怡恰相反，自从在公元1004年宋辽签订了“澶渊盟约”以后，北宋王朝唯恐辽朝抓到口实，藉故挑衅，对于北方边防沿线的守军，竟至连教练也不敢进行，连营寨和防御工事也不敢修葺。这不是心甘情愿地要在军事上出现“积弱”的结局吗？而这个结局也果然到来了。在田况所上《论兵策十四事》中，所述与西夏作战的北宋骑兵的情况是:
沿边屯戍骑兵，军额(按:即番号)高者无如龙卫，闻其间有不能披甲上马者；况骁胜、云武、武骑之类，驰走挽弓不过五六斗，每教射皆望空发箭，马前一二十步即已堕地。以贼甲之坚，纵使能中，亦不能入，况未能中之!
结束语:
以具有上述种种弱点的军队想战而必胜、攻必克，那只能是梦想。于是，在多次接触的过程当中，辽与西夏的部队全都深知北宋禁军之并非劲旅，因而也全都不把它放在眼里。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七康定元年(1040四月乙已所载:诏河北都转运使姚仲孙、河北缘边安抚使高志宁，密下诸州军添补“强壮”(按;此为河北乡兵名称)。初，知制浩王拱辰使契丹，言“见河北父老，皆云契丹不畏官军而土丁。盖「土丁天勇，乡关之地，人自为战，不费粮康，坐得劲兵，宜速加招募而训练之”。故降是诏。
在王拱辰指出辽人“不畏官军”的事实后，北宋王朝立即下诏在河北添补土丁，可见北宋最高统治集团对于禁军也是缺乏信心的。至于西夏人对于北宋禁军，那就更加轻视了。
《栾城集》卷二一记载苏辙在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的《上皇帝书》中说道:“今世之强兵莫如沿边之土人，而今世之惰兵莫如内郡之禁旅。其名愈高，其廪愈厚；其廪愈厚，其材愈薄。”
这里不但反映出来，在西夏人心目中，北宋禁军如何不堪一击。即以苏辙对北宋禁军所作的概括，即“其名愈高，其廪愈厚，其材愈薄”诸语，必也是具有极大代表性的一种意见，因而也必然反映了北宋社会人群对禁军的舆论和评价。而这也的的确确就是王安石实行将兵法以提高禁军战斗力，实行保甲法企图逐渐以征兵制代替募兵制的直接原因之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