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儒家孝道对唐代吏治的影响，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有学者认为，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视孝道的朝代，其吏治也最为清明；也有学者认为，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不重视孝道的朝代，其吏治也较为黑暗。
但是，随着我们对唐朝政治和经济制度的研究逐渐深入，我们发现，在唐朝时期，虽然儒家孝道对吏治有着很大的影响，但是唐代吏治并没有像其他朝代那样黑暗。相反，唐朝时期的吏治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清明的朝代之一。这与唐代重视孝道是密不可分的。
唐初统治者通过实行一系列重要措施来强化孝道文化建设和巩固政权建设。统治者认为，通过加强孝道建设，能够达到“使百姓不敢犯”的效果。
因此，在贞观时期，唐太宗颁布《贞观政要》，要求官员在处理公务时要以父母为重，强调要“孝于父母”，并且将“孝于父母”作为官员选拔的一个重要标准。
儒家孝道之内涵概述
孝道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也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伦理准则和道德基础，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
儒家孝道思想是由孔子第一次正式提出，孔子认为孝是子女应尽的义务，也是做子女应尽的责任
“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惧”
在《论语·为政》中，孔子进一步提出“孝”的内涵：
“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
孔子将孝解释为子女要时时顺遂父母的心愿；要在物质上给父母以保障；在精神上要尽力满足父母的需要。孟子进一步发展了孔子的思想：
“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今之孝者是谓能养。
孟子对孔子孝道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使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儒家孝道思想在发展过程中还受到了佛道思想的影响。佛教认为众生皆有佛性；认为人有一死；认为众生皆有佛性等。这些观点与儒家孝道思想有着许多相似之处。
在儒家看来，父母死后灵魂不灭，人死后灵魂会化作天上的七色云彩与世人相伴；人死后灵魂还会再投胎为人继续生活；人死后灵魂是可以转世的。这些都与佛教关于生死轮回、转世重生的理论相似。在儒家孝道思想影响下的孝道观使其认为父母有权决定自己的生死。
儒家孝道思想强调父母对子女拥有绝对的权利和权威，子女在父母面前必须服从父母的命令和决定。正是因为孝道思想是如此重要，所以它也成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发展的重要力量。
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伦理思想，儒家孝道思想在中国古代社会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儒家孝道思想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不断与其他文化和思想进行融合，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并逐渐成为中国古代社会中一个重要的道德伦理规范。
儒家孝道思想将孝作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它所倡导的“孝”是一种道德、一种行为规范，儒家孝道思想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有着重要的影响。
同时，儒家孝道思想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儒家孝道思想将孝与忠、孝与礼结合在一起，强调“孝”与“忠”、“孝”与“仁”等方面。
儒家孝道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核心内容之一，不仅影响着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而且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和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唐代儒家孝道之渊源与现状
唐代作为中国历史上承魏晋南北朝之后的又一个大一统时代，在政治上承袭了魏晋南北朝的“尚贤”、“崇孝”等传统，在文化上也是承袭了魏晋南北朝以来的“三教”传统，而在孝道方面，唐代继承了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孝道精神，并对其进行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创新。
唐初，统治者将“三教”中的儒家思想作为正统思想，而以道家思想作为补充，使儒家思想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为了维护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和社会秩序，唐初统治者以儒家思想作为立国之本，从而使儒学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当时社会经济发展迅速，人们对物质生活水平要求越来越高，社会经济迅速发展起来。而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人们对精神生活需求也日益提高。因此在当时社会环境下，儒家孝道思想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同时由于在唐初之前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统治者并没有采取措施来保障人民基本的物质生活需要，所以人民在面对残酷剥削与压迫时往往会选择反抗。
唐初统治者为了巩固自身的统治地位和维护社会稳定就不得不采取一定措施来保障人民基本的物质生活需求。因此当时统治者在面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保障人民基本物质生活需要。
这其中就包括了“以孝治天下”、“德主刑辅”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所谓以孝治天下是指通过制定相关政策法规来保障人民基本物质生活需求得到满足；所谓德主刑辅是指通过制定相关政策法规来保障人民基本物质生活需求得到满足。
“以孝治天下”、“德主刑辅”等政策措施的实施，不仅从客观上为当时的经济、文化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而且还从主观上为统治者巩固自身统治地位提供了有利条件，因此可以说唐代孝道政策是唐朝统治者的治国方略。
儒家孝道于唐朝吏治之影响
唐代儒家孝道之推行，对唐初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思想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但儒家孝道对于唐代吏治的影响，最重要的还是表现在吏治上。
唐代君主以孝治天下，其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秩序，因而要求官员必须要为统治者尽忠。但由于唐朝以儒学治国，对官吏的选拔不仅要求道德修养高，而且还必须要有较高的政治才干。所以儒家孝道在唐初官吏选拔中的地位和作用就显得十分重要了。
在唐朝前期，由于统治者对儒家孝道的推崇，使得官吏选拔中对孝道的考核成为重要内容，因此唐初官员选拔制度中关于“举孝廉”之制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在这一制度的影响下，不少官员开始以孝义来衡量其道德水平的高低。
如唐太宗时名臣魏征在担任监察御史时，曾在一次考察中发现某官员家中有“母病三年”之事，于是魏征立即向太宗奏报此事并请求免除此人官职。
唐太宗对魏征所奏之事非常重视并及时予以采纳，因为这件事关系到一个官员的道德水平。由此可见当时官员选拔中对孝道的重视程度。
唐初期除了以上对官吏选拔中对孝道的要求外，在官员考核制度中也加入了孝道这一部分内容。如唐太宗时有位名叫张公瑾的官员因受到母亲患病的影响而辞去了官职，太宗皇帝亲自下诏说：
“古人称孝为‘百行之原’。而张公瑾不以其母亲患病而辞官回家侍奉母亲，是为不仁；不因母亲生病就辞官回家侍奉母亲，是为不孝。我因此下令免除其官职并将其母安葬在道边以便他尽孝。”
张公瑾因为孝道而被免官的例子在唐代还很多。
如元和十四年，唐宪宗为了表彰王叔文和柳宗元等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功绩，特下诏：
“今后诸郡举士，先问孝弟。”
元和十五年，唐穆宗即位后，又下令：
“自今有犯父母、祖父母者，必问其孝与不孝。”
唐文宗开成二年，唐宣宗又下诏：
“举秀才必先问孝。”
可见唐代统治者对儒家孝道的推崇已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因此在官吏选拔中就十分注重孝道这一内容，并且唐朝前期还通过多种措施来宣传和弘扬孝道。
儒家孝道对唐朝吏治影响之评价
自秦汉以后，儒家孝道一直被认为是中国政治伦理的基石，它不但为统治者提供了政治合法性，同时也被作为一种道德伦理规范来指导人们的日常生活。
而在封建社会中，孝道更是作为一种稳定社会秩序的社会规范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主要表现就是对官吏的选拔与任用。儒家孝道对官吏选拔与任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为官员的选拔提供了理论依据。儒家孝道重视对子女品德、行为及能力的考察，而对官吏而言，品德是其道德品质中最重要的部分。因此，儒家孝道也成为官吏选拔的重要标准。
对于那些官员而言，儒家孝道更是其为官之道的重要标准。因此，他们在选拔官吏时首先考虑到是否具有“孝”这一品德。
在古代社会中，科举制度是官员任用与升迁的重要途径。儒家孝道作为一种道德伦理规范，自然也为科举考试提供了理论支持。
儒家孝道是一种“孝”这一道德规范的延伸与发展，因此儒家孝道也被用于官员任用中来进行考量。
对于官员而言，儒家孝道作为一种道德伦理规范有着明确规定：“父母在不远游”等多条规定是为防止官员违背父母之意而做出不孝之事而制定的。
第二，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儒家孝道作为一种伦理规范，它所强调的是家庭的秩序与和谐。因此，儒家孝道在维护封建统治秩序方面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对于那些统治者而言，他们需要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秩序，而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秩序离不开对官僚士大夫的管理与控制。
儒家孝道强调家庭的和谐与稳定，这就为统治者对官吏进行管理与控制提供了理论依据。对于那些统治者而言，他们需要官员通过科举考试来获得升迁，这就需要官员能够表现出对统治者的忠贞之心。
笔者观点
儒家孝道对唐朝的吏治影响是多方面的，在儒家孝道影响之下，唐朝的官员素质得以提高，同时官员们也意识到了自身行为的重要性，将自己的行为规范到符合儒家孝道的规范中去。
不过在唐朝官员们积极表现自身的同时，也使得唐朝吏治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官员们在做官期间为了博得君主赏识，对自己父母十分孝敬。
同时将这种孝道用于吏治之中，这就使得官员们不能做到对父母尽孝心而应该以尽忠为己任，这样就使得唐朝官员们在做官期间不能尽职尽责。
而这些问题一旦出现之后，就会使得唐朝吏治出现问题，从而导致唐朝走向衰落。
儒家孝道是唐朝吏治的重要思想来源，但同时儒家孝道也是唐朝吏治中的重要内容，在儒家孝道影响之下，唐朝官员们逐渐养成了孝敬父母、忠于国家的思想。
而这种思想一旦形成之后，就会对唐朝的政治产生影响，如果这种影响不能及时遏制，那么唐朝就会走向衰败。
因此儒家孝道在唐朝吏治中起着重要作用，但是儒家孝道是一把双刃剑，用得好就可以为国家带来积极作用，而如果使用不当，则会带来负面影响。
因此在儒家孝道影响之下唐朝的吏治出现了问题，而这些问题又是由儒家孝道导致的，因此如果能够在使用儒家孝道之前进行分析与反思的话，那么唐朝吏治就会更加完善。
参考文献
1.《大唐贞观政要》（全四册），陈庆元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2.《唐人故事》（全一册），黄天骥编，中华书局出版，2006年版。
3.《贞观政要》，[唐]杜佑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2005年7月
4.《新唐书》卷七十四，列传第八。
5.《新唐书·卷一百六十六·列传第四十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