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北宋末年，河北地区在历史上的军事地位非常重要，也是北宋王朝的中心区域。作为“京畿禁地”的河北地区，位于北宋王朝的统治中心。与开封、洛阳等地相比，河北地区距离中央更近，其战略位置也更加重要。
宋太祖赵匡胤曾说：
“我得天下，取天下之道，先取河北”。
河北地区也是北宋王朝抵御辽、夏、金等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战略要地。在历史上，河北地区的军事地位也曾一度发生过变化。
宋真宗时期，由于中原地区遭遇了大饥荒和辽国入侵等重大变故，宋军不得不放弃原来的战略要地。为了保障国家的安全与稳定，宋真宗和仁宗时期两次北伐辽国。
两次北伐辽国，宋朝军队都是在河北地区发动的战争。辽国在河北地区拥有着非常强的军事实力，对宋朝来说是非常严重的威胁。然而，由于北宋王朝存在着许多致命的缺陷，最终导致了北宋王朝的灭亡。
大名府地理位置综述
大名府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它地处河北平原上，在历史上是兵家必争之地，是燕云十六州的门户，这也是宋朝在战争中始终能够占据主动权的原因之一。
大名府是“五京”之一，又被称为“天下名都”。在历史上它一直都是华北地区重要的政治、经济、军事重镇。直到近代，因为行政区划的变动才被划为河北省内。
大名府的位置非常优越，它东接河北省的邯郸地区，西连山西省的保定地区，北与河北的保定地区的涞源、涿州相连，南与山东的德州地区接壤。
大名府历史上曾有多次变更，主要集中在北宋和金两个时期。北宋初年，宋太祖赵匡胤在公元960年建立了宋朝之后，对河北地区采取了一系列政策，使得河北地区实现了政治、经济、军事上的统一。
在北宋时期，为了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与侵略，宋朝将河北地区划分为了河北道和河东道两个部分。
河北道又分为京畿道和镇雄道两路，其中京畿道又分为北京和河南两路；而河东道则分为河南和河北两路。由于这一时期对河北地区采取了较为宽容的政策，所以在北宋时期河北地区便形成了以北京和河南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
在北宋初期，为了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和骚扰，北宋政府在北方边境地区设置了很多军镇。而大名府作为河北重镇，自然也被宋太祖赵光义所关注。
当时大名府周边存在着许多军事重镇：北有雄州、磁州等军事重镇；东有大名府、东昌府等军事重镇；南有大名府、大名县等军事重镇。
这就使得大名府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军事重镇，这也是宋政府在北方边境地区设置军镇的原因之一。北宋时期，大名府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不仅是北宋政府的军事重镇，同时也是华北平原上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
这就使得它在北方边境地区有着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在北宋初期，宋政府为了加强对河北地区的统治，于公元972年开始在河北地区设置军镇。
而当时大名府也是作为一个军事重镇设立的。大名府是宋初河北地区建立起来的一个军镇，当时大名府的辖境相当于今天河北省东部、北京市北部和山西省南部，因此它也成为了宋代华北平原上一个重要的军事重镇。
宋辽金对大名府军事地位的认识
宋太祖开宝九年，在平定南唐后，即命李存勖将兵马迁至河北，建立后梁，并以魏州为陪都。
“自后梁以后，魏州为陪都。”
至此，“河北”这一地区的军事地位逐渐确立，其中以大名府为代表的大名地区就是最突出的例子。
北宋初年，燕云十六州在宋辽双方的争夺中不断易手，赵光义就曾以“幽云”为题与辽主展开了一场大战。在宋太宗时期，赵光义即曾想要收复“燕云十六州”，在此之前他曾命大将曹彬等人北伐过幽云十六州，但以失败告终。
然而对于“燕云”的争夺却没有停止过，从北宋初期到仁宗年间，赵光义在此问题上表现出了十分积极的态度。
宋仁宗时期的枢密使王尧臣曾经有一段话
：“幽、蓟、瀛、莫、涿、檀、顺、新、易、魏之地，本为赵氏所有，赵氏自取之。但其地已为契丹所得，非为我有也。若复归辽，则幽云非我有也；若不归辽而割让之，则非我有也。”
通过这段话我们不难看出宋朝对于“幽云”的争夺一直没有停止过。
北宋末年的武将如梁红玉和孟良臣都曾在大名府活动过。在金军南侵后梁时梁红玉曾对丈夫说：
“某家自开府以来，从无尺寸之功。今虽降虏于我，然我若不与其同力同心以死万人之心者，恐为虏所笑。
由于金军对于“幽云”地区的重视和争夺，宋朝对于大名府的军事地位认识也发生了变化，对大名府的军事地位也就有了不同的认识。
北宋时期，赵光义多次北伐，虽然不能取得理想的效果，但对大名府军事地位的认识也是逐渐加深的。尤其是在北宋灭亡之后，赵光义将魏州改为大名府，可以看出他对于大名府军事地位的认识已经开始深入。
宋高宗时期，由于高宗赵构在与金人的战争中败于金人之手，因此在金人南下之时，赵构便意识到了河北地区对于宋朝的重要作用。于是在绍兴年间，赵构开始恢复了魏州为大名府。
不过此时的大名府仍然只是一个陪都而已，军事地位并未恢复。不过随着赵构即位后对于金人的逐渐信任，随着金兵南下的次数越来越多，大名府的军事地位也得到了提高。
宋辽战争与大名府军事地位
北宋初年，北宋王朝面临着辽与西夏的威胁。为解除西北边境的威胁，北宋政府在宋太祖的部署下，实行了“以防御为中心，先南后北”的战略方针。其中，就有对大名府军事地位的重视。
在宋太祖“先南后北”战略方针实施中，大名府是其军事布防的重要一环。根据《宋史》记载：
“至开平，初置大名府为北京，以王全斌为知州，以卢多逊为副将，以王雄、李继勋、刘仁恭等为将校”
宋太宗时，大名府属幽、易、定三州。
此时的大名府就已成为北宋京师所在地区的军事重镇之一。如《宋史》卷四百九《地理志》云
‘（幽州）西至易、定二州之境，北至云州、应州之境，东至幽州之境，南至大名府之境’
《太平御览》卷六百四十八引《艺文类聚》云：
‘（幽州）西至易、定二州之境，北至云州之境……’。”
宋太宗在平定北汉后，于979年置太原府为东京的附郭县，“以太原府为省”。
北宋初年的首都开封是辽国在中原地区建立的军事重镇，主要负责守卫辽国的北方边境。自976年开始，辽国多次南下侵扰北宋边境地区。
其中979年到982年的天祚帝时期是辽国与北宋进行战争最为激烈的一段时期。当时宋太祖赵匡胤在平定南方后便开始筹划收复北方的事宜。在此期间宋朝对西北边境进行了多次军事部署与战略调整。
在北宋政府对西北边境军事部署中，大名府便是重要的一环。天祚帝时期，西夏与北宋的战争不断进行，直至北宋灭亡。
天祚帝时，辽国在与北宋的战争中获胜，在攻占燕云十六州后，辽国军队便开始向北扩张，这就导致了宋辽之间的战争逐渐升级。如辽天祚帝天庆元年五月，辽军入塞北境；
“（天庆四年）十一月，辽国出兵攻入河北地区，宋真宗派韩琦、范仲淹等率兵抵御”[14]；“天庆三年（1017）二月，辽军入寇中府等地；天庆四年（1019）二月，辽军攻入大名府并占领了大名府”。
宋金战争与大名府军事地位
宋金战争是在北宋灭亡后爆发的，是北宋统治阶级内部权力斗争的必然结果。这场战争也是北宋向金政权转变的过程，从宋太祖建国，到宋徽宗、宋钦宗被俘到最后的宋金和议，可以看出这场战争对北宋政权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
对此，学者们都做了很多研究，如杨希武、张宏杰《北宋灭亡与靖康之难》，朱正祥、李峰《金灭辽与宋灭金战争》等。杨希武先生认为：
“北宋灭亡的直接原因是金人不愿还辽而采取的军事行动，其根本原因则是宋军在宋与辽之间摇摆不定导致了抗金力量的迅速减弱”。
张宏杰先生也认为：
“北宋灭亡的直接原因是金人不愿还辽而采取的军事行动”。
我们认为，杨希武先生、朱正祥和张宏杰先生的观点都有一定道理，但并不全面。
首先，北宋灭亡与宋金战争之间有着必然联系。宋朝开国之初，就面临着北方游牧民族威胁，为了抵御外敌，宋太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第一是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削弱地方势力。宋太祖曾下诏：
“今宜各以其所统之兵将守此道”，并“选大臣兼领之”。
第二是实行重文抑武政策。宋太祖为防止武将拥兵自重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第一是严格控制军队编制和将帅任用。第二是实行杯酒释兵权。
第三是发展经济，使军队有足够的财力和物力用于作战，第四是实行“强干弱枝”的政策。
第五是实行“三冗”政策，即冗官、冗费，其目的是使军队中的非战斗人员减少，使军队战斗力削弱。
第三是任用亲信，限制将领权力。宋太祖认为：
“权在宰相，必待宰相以礼法相济，然后得行其志，此为本也。”
宋太祖曾多次下诏“且置相以宰相领之”，但由于宋太祖死后不久，赵普就发动了“杯酒释兵权”的政变，解除了石守信、高怀德等将领的兵权，使其“尽出禁军之任”。同时实行募兵制。由于宋太祖在禁军中实行了严格的募兵制，所以，宋朝军队的战斗力比较强。
其次，我们认为金国的军事行动是北宋灭亡的根本原因。
虽然北宋政权建立不久就面临着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但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争，主要是由于宋太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实行重文抑武政策和加强军事训练等原因，所以宋朝在与金国进行宋金战争时并没有遭受太大损失。
笔者观点
大名府地理位置特殊，易守难攻，是宋朝初期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南侵的重要屏障。
其战略地位的凸显得益于三方面：一是在黄河、华北平原水患频繁的形势下，北宋政府采取了以水代兵、筑城立堡等措施以巩固黄河防线，使得大名府成为黄河防线的战略支点；
二是北宋政府积极加强大名府的防御建设，如修筑了大名城，设置了军事机构等；
三是在北方游牧民族南侵的情况下，朝廷为了应对北方威胁，将大名府作为防御战略重点。就北宋政府而言，重视大名府的原因在于其战略地位重要且易守难攻，其自身防御能力也较强；就北方游牧民族而言，重视大名府的原因在于其易守难攻。
然而，大名府的军事地位并未得到完全发挥，原因在于：一是北宋政府的治河措施使大名府地区成为黄河防线的战略支点；二是北宋政府的防御政策导致大名府地区防御力量薄弱；三是大名府军事地位受到宋金战争影响，军事地位相对削弱。
参考文献
1.《中国历史地图集》（四），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90年版。
2.《宋史·地理志》（卷五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
3.《宋史·职官志二》，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版。
4.《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三册），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5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