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到鼎盛时期的一个重要阶段，在这一历史时期内，唐代社会经济繁荣发达，社会文化也高度发达，这一时期的诗人们也同样对诗歌写作进行了大量的实践，他们在诗歌写作实践过程中所采取的规范化方式、方法和措施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可以说，唐代诗人们在诗歌写作过程中创建的规范化方式、方法和措施，使他们在创作诗歌的时候往往能够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本文结合前几篇，从唐代诗歌写作中提到的形象，延伸到唐代诗歌写作规范化的意义。
唐代诗歌中的形象
唐代诗歌中提到的形象实际上可以称为“物类意象”, 指由诗歌中的意象所形成的隐含意义类型。《二南秘旨》指出：
天和地、太阳和月亮、丈夫和妻子等形象都牵连着皇帝和大臣。在这些形象中，哪一个是明显的？哪个是模糊的？当你考虑到哪一个是“物质”和哪一个“功能”时，它可以被区分开来。
在这里，前三组形象属于同一类型，这表明了皇帝和大臣之间的关系。因此，前三组的含义是显而易见的，而后者则是模糊的；前者是功能，而后者是物质。完美的形象应该是物质和功能的结合，也是物理形象及其内涵（即意义）的结合。
此外，在唐代，对身体形象组合的类型及其内涵进行了详细的规定。例如，在《流类手鉴》中，“物象流类”中的“虚中”写到：
日午和春日是圣明的明喻; 残阳和落日是乱国的隐喻；春风, 和风, 雨，露是君恩; 而朔风，霜和霰比喻君失德。
这种强制性规定代表了唐代文学中“意义”在“意象”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倾向。根据《雅道机要》的说法“序搜觅意”:
当线条尚未组成时，其含义应在图像形成之前产生。这是一流诗人所做的。但他不应该只专注于创造图像，而让对联完全没有意义。
中国文学的传统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政治性。正如王夫之所说，“文学为政治服务”，因此文学在本质上是政治的。从中国古代的政教观来看，文学不仅是为了满足政治的需要而创作的，而且也是服务于政治的。
因此，作为一种“艺术”或“表达”，文学所特有的功能和价值，不仅体现在文学自身的内容方面，而且也体现在其表现形式上。
从这一点上说，文学具有与其他艺术不同的特征：它不像绘画那样可以描绘对象，而是描绘对象所象征或隐含于其中的意义。
正如德国著名诗人、文艺理论家莱辛指出的那样：“绘画是通过对眼前对象形象的描绘来传达出画家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或意义。而文学是通过对作品的欣赏，来表达出作品中人物的思想感情和意义。”
从《楚辞》时代开始，就有文学作品用意象来表达意思，而在汉代，王逸在《离骚经》的序言中, 进一步发展出“香草美人”的意象。
因此，在诗歌式的作品中，唐人从前代文学作品中的象征意象中提炼出了隐含的含义，他们还以“内部和外部含义”的原则来表述这些隐含的含义。在《金针诗格》中, 作者说“诗歌具有内在和外在的意义。”同时，在《二南秘旨》中，发现了以下说法：
在这些意象中，哪一个是明显的？哪个是模糊的？当你考虑到哪一个是“物质”和哪一个“功能”时，它可以被区分开来。
在《流类手鉴》中, 作者评论道，“天和地，太阳和月亮，草和树，雾和云，所有这些都对我有用，并且符合我将它们用作明显或模糊的意图。”
也在《处囊诀》中, 作者似乎认为诗歌应该具有将明显的意象与模糊的意象分开的功能。实际上，所有这些陈述都表达了相同的含义。
最值得注意的说法可能是《雅道机要》的“明意包内外”, 其内容如下：
诗歌最隐秘的地方是内在和外在意义的结合。如果一首诗缺少这两种含义，那就是一种失败，就像一个人失去了一只或两只脚，或者一辆车失去了两只或一只轮子一样，这两个人都走不了路。
之后，让我们简单地谈谈“文本意义”。根据作者所举的例子，我们会发现“一篇文章的意思”是基于一个对联，也许这是一首诗的关键部分。因此，很明显，在唐人眼里，句法是决定文学作品风格的最重要因素。
根据上述方面，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唐代诗学的特点体现在“诗歌写作的规范化”；
2、诗歌写作规范化的根本问题是“如何写作”；
3、唐代诗学代表了从“写什么”到“怎么写”的彻底转变，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
唐代诗歌写作规范化的意义
唐朝是一个非常重视浪漫的时代，同时也非常尊重规章制度。唐法典的完整性在书法中提倡规则，说明了唐代规范的重要性。
《新唐书·刑法志》中说，“刑书”包括四种，即律、令、格 、式。
唐朝人给他们自己创作的诗歌取名“律诗” 。因此，宋人认为唐代诗人在性格上接近法家。至于实用写作，有王言（皇帝发布的一种官方文件）这样的作品和书仪 ，各种手稿或手写副本仍然存在于敦煌残迹和日本正仓院。
此外，还有诗歌的作品，其中大多数都用格和式等字符来说明, 最终成为唐代文学批评的代表形式。
因此，“标准化”是唐代的风气，“诗歌写作的标准化”就是这种风气的产物。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诗歌写作规范化的意义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看出：
1、当中国诗歌从古代风格转向现代风格时，唐诗的发展处于一个独特的转折点。
在这一过程中，特别强调诗歌语言的精炼。
事实上，书面语言首先是从日常口语中提炼出来的散文风格；然后，进一步提炼出书面和口头语言的诗歌风格。
实际上，诗歌语言经历了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之间的持续互动过程，两者变得越来越相似。根据“标准化”理论，唐人注意区分诗歌，不仅在日常语言，还在其他文学体裁中。
为了使诗歌语言规范化，他们对声调、对称对联、句法和意义制定了详细的规定。然而，这些规定是灵活的。
因此，尽管诗歌语言高度标准化，但诗人仍有可能追求新奇和创新，同时避免采用散文风格甚至粗俗的语言。在这方面，杜甫无疑是最重要的代表人物。
另一方面，即使在诗人年老时，除了非常注重诗歌规则，还拼命追求新的、令人惊讶的诗句，在另一方面用灵活的语言创作了许多诗歌。
后来，在中唐元和年间，诗歌语言朝着两个方向发展，出现了两个流派：一个流派，包括韩愈和孟郊, 追求新奇创辟；另一个，包括元稹和白居易, 寻求写实通俗。前者受到散文语言的滋养，而后者吸收了日常语言的精华。
因此，诗歌的语言变得活跃起来，变得更健康、更明亮、更密集。今天，从旧诗歌到新诗的过渡仍在继续。因此，即使对现代人来说，从唐代诗歌语言的发展中，或许也可以获得一些宝贵的见解。
2、文学规范与文学个性是对立的。
在《门律》的序言中, 张融写道：
没有（固定的）标准文学风格。然而，建立文学风格标准是正常的，也是必要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总是有标准的风格。
作者所说的“没有标准的文学风格”，意味着一种新风格的出现需要打破旧的标准。但是，一旦旧的标准被取代，新的风格本身就变成了标准。因此，从长远来看，旧标准和新标准的不断替换导致了“文学总是有标准风格”的平衡。
由于唐代诗歌写作的标准化体现了一定的灵活性，旧的标准有可能获得新的元素，诗人也有机会展示自己的个性。
在宋代，当江西诗派的代表为：句眼和拗律，并过分强调“脱胎换骨”的技巧和“点铁成金”，后世的学习者很容易遵守这些规定，使其固定不变。
因此，在南宋时期，张戒 认为“不应该有预先确定的模式”，吕本中认为“要学会写诗，就要有一个很好的理解诗歌写作的生活方式”。
他们都对文学规范和文学个性之间的关系做了更为简洁的表述。
3、从文学理论的角度来看，诗歌写作的规范化本质上是一种“诗歌语言学”，它以诗歌语言为中心，在形式上提出了一系列诗歌写作的标准。
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中国文学理论对文学形式的贡献还没有得到系统的总结。因此，当我们中国学者面对文本分析能力强的西方文学理论时，总是感到自卑。事实上，中国古典文学理论在这方面从不缺乏成就。
20世纪，从语言学角度对文学形式进行了许多研究，其中最杰出的是俄罗斯形式主义者。如果我们将这些与唐代诗学进行比较，我们会发现它们之间有一个有趣的相似之处。
由于对俄罗斯形式主义和唐代诗学的详细比较研究不是本文的主题，笔者仅以俄罗斯形式主义代表学者维克托日尔蒙斯基和唐代诗歌的观点之间的比较为例。
维克托日尔蒙斯基在其著作《诗学的任务》中从五个方面阐述了他的诗歌语言理论，即音韵、形态学、句法、语义和语用。
显然，这五个方面与唐代诗歌写作标准化所涉及的范畴非常相似，即韵律、对称对联、句法、结构和意义。
如果考虑到材料的丰富性、论证的精确性和思想的灵活性，我们可以自豪地说，唐人在诗歌写作标准化理论方面绝对不逊色。
更重要的是，这一理论持续了近三百年，其在国内的影响遍及整个宋、元、明、清王朝，而在国外，它传播到所有其他东亚国家。
笔者观点
总之，诗歌写作规范化的重要性确实值得我们关注。它可以为后人提供一种系统、可操作的标准。过去我们做学问，只知道搞理论、搞学问，认为掌握了一定的理论，就能够做好学问。
殊不知做学问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经过长期训练才能掌握。现在有了这个理论，我们就可以建立一个标准，只要我们按照这个标准来操作，就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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